1981年春，西安。時任陜西省軍區政委的蔡長元，抱著5歲的兒子蔡小心。蔡長元幾乎從未在兒子面前提過自己征戰沙場的經歷，直到去世多年后，他傳奇般的人生故事才逐漸為蔡小心所知。（圖片來源：《中華遺產》）

　　蔡小心2012年開始活躍在微博上。他的簡介有三項：抗美援朝戰史學者、軍史作家，而最吸引眼球的是最后一個身份——鐵原大血戰名將蔡長元之子。

　　“人們把‘紅二代’妖魔化、污名化了。”見面那天他多喝了點酒，熱血沸騰，一坐下來，先為“二代”群體“亮劍”，“你想想，為什么現在黨反腐敗這么厲害，卻很少打到‘紅色后代’呢？”

　　這個問題由他拋出來，多少有點力度，畢竟其走紅微博的契機，正是近幾年的反腐熱潮。因著開國少將之子的身份，以及這些年對軍史的研究，蔡小心對軍隊“腐敗－反腐敗”情況的了解似乎總是先人一步，且他熱衷于微博爆料——包括谷俊山、徐才厚等軍中大案的進展，網友很多時候都是最先從他那里獲知的。

　　“是不是我最先挑明的，我也不清楚，其實這個并不重要，只要是有確實的軍隊懲治腐敗的消息，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第一時間披露出來。”

　　少將之子

　　蔡小心微博上的頭像戴著墨鏡，頭發梳得一絲不茍，姿容端正。他平均每天刷十多條微博，大曝軍隊反腐進程外，多半時候就是轉發作為紅色后代及老干部們發聲基地的《正聲網》消息，其本人也是《正聲網》理事長，內容之“紅”可想而知。由此，人們對他也是喜惡分明，一些人志趣相合、熱情援助；另一些人則憤怒鄙夷，直接罵他“大五毛”。

　　“左啊右啊吵來吵去，其實我非常反感，有用嗎？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中國派。”

　　“我們的父輩是打天下過來的這幫人，出生入死，翻過大雪山，爬過大草原，不怕死，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就是為了革命精神，為了老百姓翻身。”他說的時候正視前方，眼神有點落寞。

　　如今在中國，“紅色后代”身份頗為微妙。雖然在老百姓心目中他們仍高高在上并覆蓋著神秘面紗，但與此同時，祖輩建功立業的年代早已過去，他們當中只有極小部分仍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其他大部分人早已遠離權力中心，從商，甚或成為更不起眼的平頭百姓。

　　蔡小心屬于后者。他生于1976年，彼時熱血革命的年代早已過去，父親蔡長元已屆60歲，因老年得子，對這個幺子特別疼愛，卻從未跟他說過自己當年的經歷與功績。成年以前的蔡小心，甚至連父親是什么“官”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家房子比較大，有人照看我”，以及父親人雖溫和，卻“不怒自威”，他們所住的整個高干大院里的人“都怕他”。

　　盡管如此，軍人家庭的家風還是潛移默化地進入了他內心。他印象中的“紅色后代”生活是這樣的：從一出生開始，生活環境比一般人好，不愁吃喝穿，對錢沒什么感覺；同時從小熱愛文、史、哲，并受到老一輩革命家思想行為的影響及感化。

　　蔡小心記得，6歲時，有一次父親帶他去南泥灣玩，事先沒跟任何人說，當地官員卻不知怎么知道了，非要來請吃飯。蔡長元很不高興，勉強去了，飯后卻自行付了飯錢，讓現場官員灰頭土臉。“那次我抱回來一個小花貓，它的指甲把我臉劃花了，那是我第一次養寵物的開始。”

　　另一次也是六七歲左右，身為陜西省軍區政委的蔡長元帶著蔡小心出門遛彎，回到省軍區大院外才發現忘帶證件，新來的站崗衛兵不認識他們，把父子倆攔在門外。“父親當時什么都沒說，就笑了笑，帶著我蹲在對面馬路牙子上，等他的秘書回來領我們進去。”

　　“榮譽即吾命”——蔡小心在紙上，認認真真寫下這5個字，推到面前給我看。

　　“我看到了一座豐碑”

　　“我想，這就是‘紅色后代很少腐敗的原因，’家境‘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還是’家風‘。”蔡小心說，“我們老哥老姐們，也是吃很多苦過來的。”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蔡小心在微博上的形象至少是言行激越和能量充沛的。僅僅通過網絡，你完全不會想到他從小就帶有“殘疾”，差點永遠失去與人正常溝通的能力。

　　采訪那天，我們約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茶館，他提前到了，熱情招呼，可撲面而來的卻是一股濃濃的異國口音，即便百分百專注，你也很難完全聽明白他所說的每一個字。

　　“我的聲帶有問題，你聽不明白就問我，我寫給你看。”他用最慢的語速，一字一頓說，然后指指耳朵，給我們看戴著的助聽器。

　　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革命家庭都熟悉的敘事模式：“1966年，我父親奉周恩來之命負責守護北京南大門，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可是因為得罪了江青，1967年他被罷免了一切職務，如果不是周總理保他，就沒有我了。”

　　1969年，周恩來眼見北京的運動愈演愈烈，便將蔡家舉家安排到四川綿陽紅軍院，希望通過遠離“是非地”而進一步保住他們。因而，直到1976年蔡小心出生，蔡長元一家仍然承受著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

　　不幸在蔡小心兩歲半時發生。那時蔡長元還未平反，孩子高燒不退，母親帶著他去醫院看病，醫生一看這是出身成分有問題——不能給他開“好藥”。本來兩支青霉素就能治好的病，就是不開藥，母親只好抱著他到村里，打了鏈霉素（一種不適用于幼兒的抗生素），小命是保住了，可是耳朵和聲帶卻受到了嚴重損壞。

　　自幼失聰，對孩子語言能力的打擊是致命的，那時中國還沒有助聽器，聽不到聲音，意味著學不會說話，只能成為一名使用手語的聾啞人。

　　“幸好我有一個很開明又很愛我的媽媽，如果不是這樣，我想我就喝了農藥了。”蔡小心說，他說“媽媽”這個詞的時候語調非常溫柔，眼睛有點濕潤。他記得，那時為了想辦法教他學說話，“媽媽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她綜合發明了一套“鏡子法”——在自己旁邊放一面鏡子，很慢很慢地發音，蔡小心聽不到，就看著媽媽的嘴形學，對面的鏡子可以讓他知道學得是否標準——就是用這種方法，學一句話需要重復無數遍。

　　即便如此，要發出去準確的語音對他來說仍然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后來戴上了助聽器也糾正不過來。與記者交流時，他不時放慢語速，把關鍵詞一再地重復，看到記者眼神依舊迷惑，他就拿起筆，在紙上寫。

　　“我不會手語，”蔡小心說，“別人覺得我是殘疾人，對我有同情，我不覺得。媽媽從沒有把我當殘疾人來養，我們的家教是不給別人添麻煩。”在外面，經常有人問他是不是東南亞人，為免啰嗦，他就說“是”：你是菲律賓人？是。你是印尼人？是。你是泰國人？是。

　　如果不是32歲那天姐姐帶來那一份特殊的生日禮物，蔡小心也許根本不像今天這么“憤怒”。以前的他不怎么關心政治，語言溝通的障礙造就了他的另一種表達天賦——繪畫。因為畫畫得好，他16歲就被軍藝學院特招進國畫大專班，后升美術系本科，班主任是著名國畫家劉大為。

　　然而32歲生日那天，姐姐蔡小明送來了一個小包，包里有一個舊記事本，就是它徹底改變了蔡小心原本的人生規劃——那是父親蔡長元的遺物（彼時他已去世多年），革命勝利后他依組織的規定要求而親筆書寫的《干部自傳》副本。為了節省紙張，筆記本很薄，里面寫得密密麻麻，每頁四五千字，一共寫了14頁，記述了蔡長元參軍以來的所有經歷，其中4頁半，寫的都是史上有名的紅西路軍的悲劇性遭遇。

　　在這14頁紙里，他第一次知道了父親竟是一位開國名將；看到了紅軍長征時父親爬雪山、過草地的心路歷程；看到他在紅西路軍失敗并遭到不公正待遇后仍堅持革命的熱忱；看到他曾經打過的那些“很厲害的仗”。

　　“看過《亮劍》嗎？里面李云龍單挑日軍少佐，斷其腿逼其自殺的原型，就是我父親。”蔡家至今藏有4把日本軍刀！1把佐官刀，3把尉官刀，那把佐官刀就是繳自那個日軍少佐。當時按照規定，紅軍繳回來的所有軍刀都要上繳，但蔡長元實在是太喜歡這把刀了，于是一直往上打報告，直打到彭德懷元帥那里去，據說彭德懷當時笑著說，“蔡石頭愛刀如命，讓他保留吧”。

　　然而，這些故事里最讓蔡小心感動的，并不是父親彪炳的戰績，而是里面透露出來的珍貴的“人性”—“西路軍失敗后，剩下不到3000人，我父親他們一小撮人和大部隊失散了，只能看著太陽往東方走，就是要找紅軍。一路上無比艱辛，8個人，中途走了4個。父親也動搖過，跟著別人一起走，走了200米，又跑回來。”

　　后來，蔡長元花了一年半，好不容易到了陜北，卻不幸被國民黨抓壯丁，當了一段時間國民黨兵，直到有一天發現紅軍就在附近，才找機會逃回紅軍隊伍。

　　那年蔡長元才19歲。

　　“我看到了一座高大的豐碑。”蔡小心說。

　　“尋 根”

　　看完那個《干部自傳》副本后，蔡小心放棄了畫畫，開始進行軍史及抗美援朝史研究。除了挖掘史料，他主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采訪父親的老部屬們。

　　2011年開始，他帶著整個攝制團隊，從河北跑到山西、陜西等地，采訪了200多個老兵，拍下大量珍貴視頻，然后制作成紀錄片，意圖以這種方式還原他們眼里那段拋頭顱灑熱血的歷史。

　　這個過程中，14頁紙里那個他原本不了解的父親漸漸更為豐滿起來。

　　“現在很多人質疑老一輩的革命家，那是他們不理解。不要說他們，開始的時候我和姐姐也沒法理解。”蔡小心說，當時蔡長元歷盡辛苦找到紅軍后，得到的不是組織上的歡迎，而是被當成逃兵關到小黑屋里—原來當時中央下了個文件：西路軍失敗回來的人，1年內的收，不到2年的要審查，3年的不收。而審查結果是：他當過國民黨的兵，可能是投機分子，被判槍決。

　　說來也是幸運，就在蔡長元即將被執行槍決的時候，楊尚昆正好經過，聽到一把熟悉的聲音在用四川話大喊冤枉，一看是認識的，才把他保了下來。

　　“現在和平年代，你聽到這樣的事情，是不是覺得很不講理？但父親從來沒有抱怨，他覺得這個做法是對的，那個年代敵我形勢非常緊張，他又確實在國民黨那里呆過，沒人能證明他不是間諜。他們老一輩人從來不抱怨。”

　　現在，蔡小心覺得自己漸漸理解父親了。“他是為了信仰。他沒有什么高大上的，思想很單純，就知道紅軍讓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男女平等。”

　　對他來說，這是一場“尋根”之旅。可以想見，不斷地體會當年那些革命父輩的心路時，他很容易把自己帶入進去。這也是很多“紅色后代”的共同特點：他們中雖然有人早已遠離權力中心，身上的光環也褪得差不多了，但因為家庭出身的緣故，卻仍相當珍視共產黨的聲譽和形象。

　　蔡小心很容易憤怒。對軍隊腐敗他憤怒，于是經常在微博爆反腐的料。對激烈的社會言論他也憤怒，遇到說話難聽的，他毫不顧及形象地罵人—“滾你媽的！有種滾出中國，移民到外國去！”這種激烈的情緒表達方式，跟市井的平頭百姓和憤青沒什么兩樣。

　　至于紀錄片，到目前為止，他一共參與或主持拍了5部，其中已經放出來的兩部，都選材自蔡長元的成名戰役“鐵原大戰”。

　　然而，盡管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蔡小心是紅得不能再紅的“紅色后代”，這些紀錄片的問世過程卻格外艱難。他參與的另一部6集的《鐵在燒》，半年就拍完了，此后卻在送審中不斷被要求回爐修改，花了整整兩年多。

　　原因在于，該紀錄片還原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中的很多曲折和阻撓，甚至是階段性的失敗。“我們打過敗仗，這是事實，但極左思維是不承認這些的，他們要打造’我們沒打過敗仗‘的光輝形象。”

　　他說自己打算將完整內容放在網上，留待有心人。“我拍這些紀錄片，是為了告訴老百姓，我們保家衛國，是付出了很大代價的，這些代價不能白花！”

　　不過，無論你認不認同他的觀點，這樣“紅色”和“憤怒”的蔡小心，只是他的其中一面。跟他多聊幾句，就會發現他的內心還同時住著一個跟政見、跟“左右”完全無關的單純的孩子。他的手機里還保存著15歲時畫的漫畫，畫得精細無比，他一張一張地翻給我們看；過了一會兒，他刷微博，看到游戲《大航海5》終于出了中文版，激動得不停跺著腳，說“我要回去買，我要回去買”。

　　對話：人的信念決定制度的執行

　　《南風窗》：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軍隊反腐的？

　　蔡小心：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那時我二十三四歲出頭，已經從軍校畢業三四年了。

　　《南風窗》：你認為中國軍隊反腐的特點是什么？

　　蔡小心：在井岡山時期就有被毛澤東同志親自下令槍斃的貪污腐化分子。可以說，自我黨我軍開始獨立的武裝斗爭，腐敗就是我黨我軍一直正視的嚴重問題。

　　新中國建立后，先是特權現象、特權思想有所發展，但由于前30年的體制下，掌握權力的個人謀取私利的空間有限，黨和軍隊的干部群體又是經過嚴酷政治軍事斗爭篩選出來的比較堅定的老同志，所以腐敗現象并不嚴重。

　　然而到了新時期，整個社會的腐敗都在蔓延。軍隊的腐敗，有自己的特殊形式，這是由軍隊的特殊性決定的。作為維護國家根本制度和人民根本利益、生命財產安全的堅強柱石，軍隊的腐敗對黨和人民更具有根本性的損害，需要集中、大力整治。

　　《南風窗》：目前軍隊反腐戰績如何？這樣的方法能夠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的產生嗎？如何避免風頭過去后的死灰復燃？

　　蔡小心：反腐敗的戰績當然是突出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軍隊腐敗已經是觸目驚心的了。軍隊是一個特殊的群體，軍隊的腐敗形式，以及軍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和具體的方式、過程，與社會上肯定有所不同。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現在的力度和決心，就可以有效地遏制腐敗。

　　至于“從根本上”如何，我認為那是一種文人情緒化的提法。不論軍隊還是地方，只要有權力機制，以公權力謀求個人和小團體的不當利益的行為（即腐敗現象）就不可能徹底杜絕。我們與貪腐的斗爭，如同醫學的發展與疾病的發展的關系，“醫亦進兮病亦進，病亦進兮醫亦進”，只要我們能始終保持對腐敗的斗爭的決心，不斷解決腐敗的新形式所帶來的新問題，這個體制就是值得人民信賴和擁護的。

　　要做到這一點，我始終認為保持黨的純潔性、先進性，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才是真正決定性的因素。至于現在一些人熱衷談的“制度建設”，雖然是有實效的，卻是滯后的。制度是需要人來執行的，人的理想信念，才是決定制度建設的方向和執行力度的因素。

　　《南風窗》：接下來還是打算繼續拍抗美援朝戰爭嗎？

　　蔡小心：參與拍攝一些我父親的老部隊在抗美援朝中的戰斗歷程的影視作品，是我對父親的紀念，更是繼承父親的遺愿。

　　希望那些相比父親屬于無名英雄的前輩的功績，能夠被今天的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更多地了解；希望那些已經去世或仍健在的老兵，能夠得到更多的敬意；更希望以抗美援朝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奮斗、犧牲的歷程，能夠更深入地被中國人民認知、記取。 來源：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