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至16日，主題為“人類智慧與共同命運”的中國陽明學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論壇由中國文化院和北京三智文化書院共同主辦，杜維明、樂黛雲、王守常、安樂哲等中外知名學者參加。15日上午的首場演講，由中國文化院院長、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開講，題為“陽明心學的意義及當代價值”。以下為文字實錄：
10月15日許嘉璐先生在首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
欲考察和認識王陽明思想(亦即陽明心學)的意義，就需要把它放到陽明所生活的那段時間的社會背景中，以及我們這些後來觀察、研究、體悟和弘揚其思想者身處的環境中去思考。雖然任何關於過往的敘事無論是即時的記錄，還是事後的尋蹤，都不可能完全恢複其原來的景象，即使是自己所身處的社會環境，我們也不可能敘述得全面而精確。但是，考察一個學術的首創者和踐履者尤其應該如此。
眾所共知，明朝中葉可以說是有明一朝由盛轉衰的過渡期。史家所說的“仁宣之治”，在經濟繁榮的背後，卻彌漫著朝野越來越嚴重的奢侈浮華、享樂荒淫、貪汙腐化之風;帝不問政，宦官專權，奸佞當道，魚肉百姓，社會矛盾愈演愈烈。與此同時，學術思想領域，程朱理學既為“官學”，八股取士，習之者目的在於登科、被選用，青年王陽明也曾經走過這條路。士子唯程朱傳注、語錄是聞，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王陽明《與黃誠甫》)缺少了正視現實、引導社會尋找出路的理論和思想，任由齷齪腐朽流暢，於是社會上就充斥著王陽明所描述的這樣的情景：“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幹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傳習錄》下)英宗末年發生“土木堡之變”，進一步加劇了朝野的危機。王陽明出生於成化、弘治年之間，目睹了大明帝國情事每下愈況，朝野信仰空白，唯利是圖，道德淪喪，他歸結出“人心陷溺已久”的結論，人文亟需振揚孔、孟之學;而欲振揚孔、孟之學，則必須走出程朱之學的域囿，更須擺脫後期理學僵化支離瑣屑的牢籠，改變“日偷”之士風，召喚讀書人不要再“茫茫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癢”，而應該通過“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反省、“致良知”功夫，“立個必為聖人之心，”為社會趟出一條適合時代、能夠拯救人心於汙濁，從而使天下達至太平的新路。
許嘉璐先生在首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
明代中葉出現王陽明這樣一位思想偉人，可以說是帶有必然性的。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幾乎每到一個需要選擇道路的時候，都會於千萬人中湧現出一批智者，超越現實，超越自身，為民族著想，為世界尋求社會和人生的真理和真諦。宋之張載、周敦頤、程氏伯仲、朱熹、陸九淵等大家，已經在繼承孔、孟、子思一派思想成果，總結了晚唐、五代的絕倫荒謬、無恥肮髒的教訓，在不斷的爭議聲中，疑古創新，格物致知，於是就有了彪炳千年的理學。及至曆史走到15世紀中葉，中國又陷進了貪欲遮蔽良心、獸性超過人性的泥坑。因而陳獻章(白沙)、湛若水等前輩和時賢多有拋棄科場，轉入張大儒學傳統者。他們的傳承、積累和探索，終於造就了偉大的王陽明!
曆史的軌跡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人類的思想史同樣如此。人類進入到21世紀，當今中國又面臨著道路“選擇”的拷問：是振興中華，還是任由中華淪陷?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是扔進垃圾堆，還是拭去蒙於其上的曆史塵埃，使之重見天日?我們對古聖賢的教誨和警示，是亦步亦趨?還是依照我們“臨在”的情況，以創新思維推動中華文化順利地通過曆史發展的門檻，轉上更高的層面?中華民族所有的智者，所有心存良能、良知的人們，早已感到民族危機之所在，有的人在一段時間裏甚至出現了悲觀的情緒，世態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就要隨時准備重演五代、南宋、清末的曆史鬧劇和悲劇了。危機在前，中華民族不會懵然不曉，因為民族的良知和智慧已經化為億萬人民的文化基因。整個民族都在思考如何選擇明天的路徑和方向。今天，我們在這裏研討陽明心學，就是要大聲疾呼：必須大力加強對陽明心學的研究和普及，這並不僅是學術界的職責，也是所有幹部、教師、傳播媒體應該承擔起來的天職。
我們可以或應該從陽明及其心學中汲取什麼精華?對其思想的核心，似乎各界有著明顯的共識，這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所謂“良知”，即孟子所說的人“所不慮而知者”。大家都知道，所謂“致良知”的“致”，在古代漢語中是“使之至”的意思。陽明用一“致”字，意思是良知本在人心，“本心之明，皎如白日。”隨時都可能大放光明，也可能被物質所遮蔽，要拒絕做惡人的可能，要走做好人的大路，就需使深存於自己心底的良知走出來。所以他說：“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傳習錄》)“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便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傳習錄》)
首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開幕式現場
說到這裏，請允許我說前天的一件小事。今天“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開幕，媒體12日已經報道，次日我收到一位台灣老友的夫人發來的微信，說：“王陽明所提倡的良知，就是不用教你，你心裏本來就有的知善知惡，所有人在做錯事時，心裏都是清楚的。”同時一位台灣的年輕朋友也發來微信，說：“請問爺爺，如果有些人連最基本的知善知惡的能力都喪失了，那陽明心學對這樣的人還適用嗎?現在好多壞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他自己錯在哪裏，堅信自己是對的信念，而一直做下去。”恕我事先沒有征得來信朋友的同意就在這裏公之於眾了——好在我隱去了他們的其他信息。這兩封信給我以啟發，在王陽明身後500多年，他的信念、學說仍然活在人們心裏。這將給予我們信心，王陽明屬於人民，屬於中國，屬於活潑潑的現在。
王陽明把良知由對個體自身推廣到無邊無際的空間。所以他說：“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 (《傳習錄》)顯然，在陽明的頭腦裏有著孔子、孟子、張載、陸九淵等人的胸懷氣象和精神遺產，但是，像上面所引的這幾句，何等明快，何等直接!似乎就是陽明在對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進行他當代的解說。
王陽明是中國儒學的集大成者。這裏所說的“集”和“大成”，並非像《十三經注疏》、《(正、續)皇清經解》或“三通”那一類集成之作，而是他抓住了中國儒學的精神核心並予以升華，他以明代的日常語言對儒學種種“關節”，下至“愚夫愚婦”的精神生活，上至形而上論述，做了創造性的闡釋和發揮。如此，非集大成而何!
從另一個方面看，王陽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而其跌宕多難的一生，不停追求真理的一生，就是踐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古今楷模。且不言其為人攻訐、讒陷，即使率兵平叛息亂屢建奇功，也沒能繞過被人誣毀一節，也不必言其險些死於奸臣之手，以及貶謫龍場所吃的苦頭，單看他貶謫龍場前後，思想學術各經三次演變(依《明儒學案》)，這些自我變革，每一次都是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何苦如此?這是因為他對追求真理的執著，而這種執著沒有一絲一毫自利的影子。這正是中華民族的品格。不但如此，他在學生和友人面前從來不掩蓋昨日之我的缺陷，反而常常以認錯的口吻舊事重提。試問，在中國文化史上，若非大家，誰能如此?僅就這一點已經足以引起我輩的深思。
此外，他兼承多家，尤以陸九淵為繼孔孟之後第一人，而對朱熹、程頤多有批評。但是他說：“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能揜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這是他以自己的良知和履踐作為衡量諸人所以為的真理的標准，活脫脫的一位“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典型。這與正在增長學閥蹤影的今天，不是很有振聾發聵的意義嗎?
王陽明作為一代大儒，縱觀自古以來儒家與非儒的爭論，一直采取是則是，非則非的態度。例如他對楊朱、墨翟，佛家、道家以及儒門中主張性惡的荀卿，都沒有徹底否定的言辭，反而多次指出眾家中可取之處。他甚至借用佛經詞語以達己意。這又是何等胸懷!
至於王陽明一貫提倡講學時語言要簡約明白，要“愚夫愚婦”都能一聽就懂，懂則記牢，而且他身體力行，作為一個學者尤為難得，更值得當今儒學界同仁仿效之。
以上所述當然不能窮盡陽明心學的意義和在今天的價值，拋磚引玉，期待各位專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以期陽明心學的研究日益深化，盡快地普及到兒童、少年、青年、老人的心裏。我們正在全力促進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法制完善、軍事過硬，其背後都需要有先進的文化作為支撐。而先進的文化，說穿了就是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時代精神的完美融合。以此來衡量，中華民族恐怕是民族之林中最當之無愧、最有資格創造這一世界急需的先進文化的民族之一。讓我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