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接受鳳凰專訪：母親身上的謙卑對我有很大影響

　　內容摘要：日前，潘石屹接受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專訪，聊自己的成長經歷和父母。

　　潘石屹父親潘詩麟，因為地主出身，上世紀50年代被劃為右派，帶著妻子回到了家鄉，住在一個漏風的廚房里。1963年，潘石屹就在這個廚房里出生。

　　幼年時家里貧困，因為營養不好，潘石屹的母親癱瘓了，兩個妹妹先后送人（后來又接了回來）。但和村里人不一樣，雖然全村最窮，父母還是咬牙供潘石屹讀書。小妹妹送人時，父母對領養者提的唯一條件也是長大了要讓她讀書。

　　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一個同樣地主出身的人飛奔跑來，把消息告訴了正在自留地勞作的潘詩麟，對他說，“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

　　毛澤東去世后，潘石屹父親不停寫信，希望獲得平反。在平反之前還發生了一段插曲，村子墻上出現了一條“打倒毛澤東”標語，公安局遲遲未能破案，采取由村民投票的辦法“選舉”案犯，潘石屹父親因為會寫字，得票數第二。得知自己可能被抓，他交代給潘石屹兩條，第一，作為家里的男子漢，要帶著媽媽和妹妹活下去，第二，標語不是他寫的，要幫他喊冤。

　　后來案件告破了，潘石屹父親洗脫嫌疑，右派身份也獲平反。潘石屹父親曾樂觀地說，全縣劃了100多個右派，好多人送到了夾邊溝，只有6人幸存，而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覺得“挺好”。

　　1977年，父親平反后，潘石屹也成了城市戶口，上學時學習優異。1987年，潘石屹“下海”了。他回憶說，當初決定“下海”，母親是反對的，因為當時潘石屹工資比他父親還高（1987年月薪101元），“你還下海干什么呢？”。但父親嘴上反對，心里希望出去鍛煉。

　　而當時中國建了特區，社會氛圍也是鼓勵年輕人不要安于現狀。潘石屹下海后，很快取得成功，但并不認為自己有經商的DNA。

　　潘石屹把自己的成功歸結于“比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齡的人，都可以成為好朋友”，而這一點，是受母親的影響，“媽媽身上的一種謙卑，能夠跟周圍的人都能作好朋友”。他講了一個故事，母親有次病危，在一個醫院住了10來天，最后媽媽和病房的三個病友，都成了好朋友。

　　潘石屹說，一個人能不能團結，能不能團結周圍的人，能不能交朋友，這是特別重要一個能力。

　　2008年，潘石屹一家全家福。

　　以下為訪談實錄：

　　記者：為什么那么喜歡這花，這是你要求種的嗎？

　　潘石屹：這個花的季節特別對，你看這個陽光下的話就沒了，這地方有陰影還有花，很快就沒了，你看這個都快不行了。

　　記者：花期短，花都是那種特別名貴，又嬌艷的那一種，像美麗的女人一樣。

　　潘石屹：哎呀，是，我媽就很漂亮，我媽特別漂亮，結果就是到了農村去啊。我爸呢，一看就特別粗糙。

　　記者：所以就必須得粗糙起來適應生活？

　　潘石屹：對。

　　記者：那媽媽癱瘓是為什么呀？

　　潘石屹：就是營養不良，有病沒治啊，各種原因，最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癱瘓了，等那個病得了，癱瘓了之后到了協和醫院過來看，都看不出來，說發生病都是30年前發生的，病因是什么，不知道。

　　潘石屹：因為我們家的出身不好，所以我們家的大量的房子都分給村民了，給我們家（就是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叔叔）留下來的房子特別少，等我爸爸媽媽回到農村去的時候，我們是住在一個廚房里，那個廚房就是臨時搭的房子，就住在廚房里面。

　　記者：那邊有灶啊？

　　潘石屹：有灶，有鍋什么的。

　　記者：那床怎么擺放？

　　潘石屹：就是炕，我們沒有床，都是一個炕。

　　記者：就是燒火的那種？

　　潘石屹：燒火的，我就是在這個房子里面出生的，就是在這個廚房里面出生的，我是11月份出生的。我媽媽說，在我出生沒幾天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個炕上面飄來了一個樹葉，實際上這個房子是靠著別人的房子建的，這地方是漏的。

　　記者：而且11月份也特別冷？

　　潘石屹：對，西北又非常的冷。

　　記者：你在家是老幾？

　　潘石屹：老大。

　　記者：老大就得是家里的長子如父嘛，那你是家里的第一個孩子，所以你肯定什么苦都吃過？

　　潘石屹：對，什么苦都吃過。可是父母呢，也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的身上，因為他們覺得已經是沒任何希望了。

　　記者：那你覺得，就是在你的小時候的印象里，爸爸的這個盼望是什么樣子的，就是爸爸他曾經有過年輕，有智慧的時候？

　　潘石屹：對，年輕有智慧。一開始在我蒙蒙朧朧的第一個印象當中，

　　覺得他很樂觀，很堅強，他做的所有事情跟村里的人都不一樣，就是各種各樣的事情。

　　記者：比如說？

　　潘石屹：例如不讓我講臟話，而且小小的時候就要刷牙。還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跟村里人的矛盾沖突，他不信鬼神，所以這個院子里面，一會兒這樣挖土，一會兒那樣挖土，這是農民們特別忌諱的，一定不能輕易的動這個土啊。

　　記者：因為什么？

　　潘石屹：就是你要挖土的話，動了土的話，這是會破壞風水的，我爸就沒有這講究，村子里的鄰居就不斷地來跟我媽媽說，說你們家會有很大災禍來的，不能夠這樣不敬鬼神嘛。

　　記者：但你爸爸不在乎？

　　潘石屹：他不在乎。

　　記者：那你媽媽呢？

　　潘石屹：媽媽就是性格比較柔弱一點。不像爸爸很堅定，就說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就得跟村子里這些沒受過教育的人不一樣，（爸爸）這樣子，經常跟我這些嬸啊，我的叔啊，大伯啊，村子里鄰居發生了沖突，就是這方面的沖突，各種各樣的沖突。

　　記者：你父親的名字里面有一個詩歌的詩字，這個名字在當時當地很少見的。潘詩麟，很文氣的一個名字？

　　潘石屹：他的名字是詩歌的詩，是麒麟的“麟”，這個麒麟的“麟”寫起來很復雜，就是寫上一大堆才能寫出來，農民記工分的時候就覺得是個“林”就行了。我媽媽的名字叫晁琴，“晁”就是這個一個日字底下一個兆，琴是彈琴的“琴”。結果呢，這個農民記工的時候，說這個“晁”，太難寫了，就寫了一個招呼的招，“琴”呢就寫了芹菜的“芹”，就是把這些你就是這些筆劃多的字，他都不用，發音一樣就行了。

　　記者：但是你覺得父親還認不認同一個，能夠用這種龍啊，麒麟啊這樣的遠大知識青年，一下子就改為“林”啦，媽媽（名字）改為芹菜的“芹”啦，那他們認命？

　　潘石屹：他們不認命。我覺得他們在村子里待了十幾年的時間，在我覺得，前面這些年啊，他們都不認命，就覺得遲早會出去的。從去的第一天，他們都沒想著就在這個農村里面待上一輩子，尤其讓我們去在農村待上一輩子，可是到了最后的就是（19）75年，76年的時候，那時候我的年紀也比較大一點了，也能夠看的出來，我覺得他們很絕望，就是……

　　記者：就是你發現他們的變化，你從什么發現的？

　　潘石屹：一開始呢，他就是走的路啊，坐的姿勢啊，吃飯的樣子啊，都得要跟農民不一樣，等到最后都可能年紀稍微大了一點，然后大概差不多10年的時間，我就覺得他們慢慢地跟農民越走越近了，樣子也像了，坐的樣子，躺的樣子，吃飯的樣子也都慢慢像了。可是思想中的東西，他沒變，天天操著心呢。都是中國的心呢，世界的心呢，都在操。

　　記者：那時候就看看一些報紙，或者廣播？

　　潘石屹：對，廣播的時候，我們村子是九大（鳳凰網編者注：中共九大1969年召開）之后，就是中國開完九大之后，才有這個廣播的，我記得就是……

　　記者：那時候沒有半導體？

　　潘石屹：沒有半導體，村子里也沒有大喇叭，我記得開九大勝利閉幕的時候，是村民們敲著鼓喊，說是九大勝利閉幕了。我說這是什么意思，我就問我爸，他說有一個會開完了，我說這個閉幕開完了，開的是什么我們不知道，開的時候我們怎么不知道呢？那個時候開的時候不知道，閉幕了才能知道，所以是開完九大之后，才有了那個喇叭，剛有了喇叭的時候，我們都聽不懂，就是普通話聽不懂。

　　記者：然后呢？

　　潘石屹：就聽聽，慢慢熟悉了幾年時間，才能夠聽懂。

　　記者：你剛剛說，父母的一些舉止越來越像農民，慢慢地融入了，但是實際上，他們的那個希望火苗是沒有滅的，他們把這種觀念轉變你身上？

　　潘石屹：對，就是最后的話。等我十幾歲的時候啊，天天跟我談話，說是我們的希望就都寄托到你的身上。不斷地強化這個，說這是全家的希望。我記得有一年，我跟爸爸在自留地里干活，結果突然一個人就從山上跑了下來，跑的特別快，過來以后，就跟我爸爸悄悄地說，說毛主席死了。然后我爸爸說，哦，你怎么知道的？說是對面的喇叭里面說的，他在山上面聽到了，跑著下來。我就看我爸爸的表情特別的木然。我就聽到這個村民對我爸爸說，“喲，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因為他家也是地主。這個是我印象最深的。

　　哎喲，我說發生這樣大的事情，我得看看他們的表情啊，看看他們的反應，談了一些什么話。這兩句話呢，是在我的印象當中最深刻的。

　　潘石屹：小時候經常挨餓父母咬緊牙關讓我去讀書

　　記者：你剛說到地主了，我就想起來，我們小的時候聽說地主，你是地主家的才子。

　　潘石屹：那是解放前。

　　記者：對，那你這個地主的才子，小時候過的是什么樣的日子啊？

　　潘石屹：我大概到上初中之后，從來沒有穿過自己的鞋。

　　記者：那你不是家里的老大啊，你不穿自己的鞋，你穿誰的鞋？

　　潘石屹：我就穿我嬸子的鞋，我奶奶的鞋，她們穿破了的鞋。我就記得我穿鞋的話，后面永遠大著一塊。還有我姨的鞋，主要是穿著她們幾個的鞋，她們幾個穿完了的鞋，我就提拉著穿。

　　記者：挨過餓嗎？

　　潘石屹：主要是挨餓，所以那個時候，毛主席有個語錄叫，是給王杰的題詞還是給誰題詞，是給英雄們的題詞，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鳳凰網編者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出自解放軍王杰部隊戰士王杰的“王杰日記”。是中共黨史上的80句口號之一。1969年4月，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的講話中說：“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段話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導”形式公開發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隨后在全國以口號形式流行，成為政治動員，鼓舞士氣的流行話語。）

　　記者：張思德是嗎？

　　潘石屹：張思德還是誰，反正是個英雄人物了，英雄人物題詞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當時呢，小孩對死并不怕，苦的話呢，能苦到哪去？又不怕，就怕餓，這個餓，真是很難受。

　　我們小的時候（村里）就27戶人家，到了這個饑荒的年代，饑荒的這些月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出去逃荒要飯的。我記得有一次，我爸爸在槐樹下面數，村子里27戶人家，出去逃荒要飯的有17戶人家。其他的人呢，吃的糧就是救濟糧，救濟糧不是糧食，是個很厚紅薯片，就是干的，在地里面曬干的紅薯片，所以是河南人救了我們的命，就有幾個月的時間，就是不斷地吃這個紅薯片，不斷吃這個紅薯片，紅薯片就各種各樣的辦法吃，磨成面吃，然后煮了吃，烙陳成餅吃，怎么吃都很難吃。

　　記者：是嗎？

　　潘石屹：而且你像在地里面曬干的，有時候上面有發霉的霉點啊，吃起來非常不好吃。

　　記者：在最艱難的時候，在你印象中，那種艱難的歲月，母親做了一些什么，她怎么想方設法讓你們過的好一點，長的稍微壯一點？

　　潘石屹：基本上在我印象中，我媽媽就癱瘓了，所以呢這個…

　　記者：沒有能力照顧你們？

　　潘石屹：因為這個剛回到農村去，這種寒冷啊，這種疾病啊，沒有飯吃了，很快就癱瘓了，所以這個癱瘓之后基本上就給家里面幫不上任何忙了。

　　記者：那在這個時候，你也就是家里最主要的勞力？

　　潘石屹：對，家里面的主要勞力。其實在家里這個情況下，一個自然的選擇就是不能讓我去讀書啊，我的弟弟妹妹都不能去讀書了。我記得我聽到這個村子里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家是我們村子里面最貧困的一家，還讀書干什么呢？你看你們兩口子，指著我爸我媽，讀了這樣多的書，不還是受這罪？”所以，我覺得我爸和我媽，做出來的一個最偉大的決定就是咬緊牙關讓我們去讀書，就最后確實沒有飯吃了，我記得把我的小妹妹送給別人家的時候，唯一提的一個條件就是，長大了要讓她去讀書。其實送給這一家人，父母都是文盲，一個字都不認識，最后他們還是按著我們家的承諾，讓我妹妹去讀書。

　　潘石屹家庭照片

　　記者：不是說你們家小妹妹給背回來了嗎？

　　潘石屹：送走了兩個妹妹，這個是小妹妹。

　　記者：你們家把兩個妹妹送人了？

　　潘石屹：對，兩個妹妹送走了，這個小妹妹送出去得比較早，另外一個妹妹是3歲多送出去，4歲就背回來了。

　　記者：等于你一個妹妹在別人家？

　　潘石屹：上了高中之后就回來了。

　　記者：那那個背回來的是妹妹，是怎么背回來的？

　　潘石屹：她是先坐了一段火車，就是托人坐了一段火車。

　　記者：你先給我講講那個妹妹，那個是先送出去的妹妹。

　　潘石屹：先是把小妹妹送出去的，因為我媽沒有奶，這小孩就快要餓死了，所以要送出去啊。幾個村子里面，誰家有個奶羊，就給送出去，所以我們就找了一戶有奶羊的農民家，就送過去了。

　　記者：把妹妹送出去以后，媽媽什么感受？

　　潘石屹：這個妹妹送出去的時候，因為比較小嘛，只有幾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就給送出去了，所以這父母親呢就…

　　記者：那時候你有多大？

　　潘石屹：我應該是10歲，7、8歲？10歲這樣子的。這個妹妹因為小，送著出去，父母親肯定很難受吧。可是為了活下去，也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我記得這一家人，來抱我妹妹走的時候，給我們帶了幾塊餅干過來。送我妹妹的時候，我們家一共兩個被子，結果我媽媽就把我們家一個被子，包著這個妹妹，包了以后就走了。我還跟我媽媽說，你把那被子都抱著送給人了，今天晚上我們就沒蓋的了，我們家就還剩一個被子了。我媽媽說，哎呀，孩子都送了人了，就讓這個被子陪著你妹妹去吧。送完之后，我們就吃餅干，我和我另外一個妹妹，就在那兒吃餅干，就把這個餅干給我媽媽吃，我媽說不吃。

　　記者：后來呢，為什么又送一個妹妹出去呢？

　　潘石屹：第二個妹妹是特別的慘，因為3歲多送出去啊。我媽媽也不哭，每天早上起來就跟我說，我做了一個惡夢，然后就給我講這個惡夢，講的我們家的人心情都特別不好。通訊也不太方便，寫上一封信好長時間才能夠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媽媽說，說昨天晚上夢見你妹妹了，在喂豬，豬很大，你妹妹身上一個花棉襖上全是豬食，搞的很臟，就這樣給我講，講的最后一想，受不了，就這個心理啊，很難承受得了，最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把我這個妹妹給接回來了。

　　接的時候，我爸爸被生產大隊的基干民兵看著，在一個農業學大賽的工地上，不讓他出來。他就給我說，一早天亮了以后，你就到另外一個村子里去背你那個妹妹去，我說行。我們這個村子里原來叫潘集寨，另外一個村子呢，是翻過好幾個山的村子，叫北洋（音），其實路還是比較遠的，大概有20華里路，20華里路就是10公里路，可是在山里面走的話就很遠。我是不是天不亮走呢？我爸說，萬一外面有狼呢，就是我們那個山里面常有狼，他說還是天亮了走吧，我說行，我就天亮走。

　　到了這家去以后，我就看到我妹妹了，妹妹也會說話了，可是說話的時候呢，帶著陜西腔，就一年時間，就都變了。我第一感覺就是，這講話的不是我妹妹。這家人怕她在路上餓著，給她帶了一些餅，這個餅就是陜西人做的餅，就叫石頭饃，石頭饃就在鍋里面放點石頭，把石頭做熱之后，把餅烤出來。特別硬，特別干，這樣的話，這個饃就不容易壞，就吃了點她的饃。然后在那家人又讓我們倆吃了兩碗飯，然后我就背著我妹妹回來了。

　　記者：你還記得你妹妹回來以后，你媽媽見到妹妹什么感受？

　　潘石屹：背著過來，背的話特別累，我就說你也走一走吧，都是山路，我們順著農民的梯田地，就一節一節下來，這樣的話就比較快，我記得走到一個叫南洋的村子，離我們的村子還隔著一個村子，我發現路前面是我爸，我說你不是讓那基干明明看著嘛，他說我悄悄地跑出來了。

　　記者：他一方面擔心你路上會不會遇到狼啊，一方面就想早點見到你妹妹，見到妹妹的時候是什么樣兒的？

　　潘石屹：見到妹妹我都沒什么印象了，我記得唯一的一個呢，就是我的鞋底全掉了，就是只有這個布鞋的鞋梆子，鞋底全掉了。

　　記者：那不是等于赤著腳翻的山嗎？

　　潘石屹：對，當然我們那邊也全是土的，也無所謂了。一只還有鞋底，一只沒有鞋底，我爸問鞋底呢，我說鞋底掉了，丟了。我爸看了說，我一定要給你買上一雙解放牌的鞋，給做了一個承諾。哎呀，把我高興壞了，大概過了幾個月，真給我買了一雙解放牌的鞋。

　　潘石屹：那個時候，我爸爸枯瘦如柴，特別特別的瘦。我爸爸后來常給說，“要是我多在農村熬上一年時間，晚平反一年，我的身體肯定支撐不住了”，到現在他還給我說這句話。前兩天還給我叨叨一遍，說這日子都快熬干了，熬了十幾年。你想一個人在一種艱苦的環境中熬了十幾年，不過我爸是一個特別樂觀的人，他就給我說，你看我也劃成右派了，這縣上面劃了一百多個右派，好多人都送到（夾邊溝）去了，夾邊溝一共回來6個人，其他全死了。所以他就說，你看我挺好，劃了個右派，回老家來了，覺得挺好，可是到最后真的是熬不住了。

　　記者：平反之后，家里的日子有好過嗎？

　　潘石屹：平反之前還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村子啊，墻上面出現了一個反動標語，不知道誰，寫了一個“打倒毛澤東”。

　　記者：喲，那是大事兒啊！

　　潘石屹：寫完以后，公安局的過來，村子的人不能上工了，就攔在了一起要破案，公安局天天在破案，所有的村民們都不讓出來，這就是我們村子里最大的事情。結果關了幾天了，這案破不了，這個公安局的就用了一個笨辦法，說這個案破不了就投票吧，誰的票投的多，就是誰了，我爸是個寫個字的，農民肯定覺得可能是他寫的，所以就給他投票，投完票以后，他得票是第二名。

　　我爸爸就偷著跑了過來，當時我還睡著，大概七歲八歲，他突然把我叫醒，然后跟我媽和我說，現在公安局要破案，他是第二名，有可能馬上就被抓起來了，他說抓起來的話，就跟我交代兩個事情，第一個事情，你是家里面的一個男子漢，一定要把你媽媽跟妹妹帶著活下去；第二件事情，這個標語不是我寫的，一定要去給我喊冤，我說好，給你喊冤。

　　記者：那最終結果呢？

　　潘石屹：最終結果又破了案了，是我們學校的一個老師寫的，最后就把他給抓起來了，我記得好像判了三年刑。

　　記者：所以你看，你父親在這種歷史的節點上很不容易的？

　　潘石屹：逃過了劫難。

　　記者：所以他今天要不斷嘮叨，看到兒子出人頭地，這么突出？

　　潘石屹：是。我爸爸在毛澤東逝世之后，他給所有的人寫信，說我是冤案，然后不斷地把信寄出去。我覺得他天天就不干別的，就在那兒寫信，不知道寄出去多少信。

　　記者：對于我們的父輩，就這個名聲啊，這個名譽是比較重要的，所以可能這個喊冤真的成為他們一個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潘石屹：對。我爸爸的一個同事，當時是在這個縣革委會工作，就給他打過來一個電話，他說你平反了。哎呀，我爸爸不知道高興成什么程度了，然后這個打電話的叔叔說，平反的文件，讓一個姓胡的叔叔帶過來了。這個是把電話打到我們生產大隊的電話上，就是大隊部的電話上，大隊轉告給我爸爸的，就是我爸爸平反了，書面的文件讓一個胡叔叔帶過來了。這個胡叔叔大概跟我們隔著四個村，我爸爸得到這個消息以后就給我說，你趕緊騎著自行車，去取平反的這個文件去。我就騎著自行車一路上山下山走，結果在一個大下坡的時候，速度特別快，我突然間直覺中，就覺得路邊這個人，就是胡叔叔，可是這個下坡的速度特別快，我就騎著走，到他們家，我就介紹我是誰，聽說了胡叔叔把我爸爸平反文件拿過來了，我來取的。然后這個嬸子就說，你胡叔叔回來趕緊給你爸送這個平反的文件去了，都沒敢耽誤送去了。然后我一想，路上碰到的這個人，一定是胡叔叔，然后她就說，你吃點飯吧，我說行，就在他們家吃了兩碗面條，又騎著自行車回來了，回來以后我們家就平反了。

　　記者：那個人是胡叔叔，應該？

　　潘石屹：應該是，應該是胡叔叔。

　　記者：后來呢，你就到天水上學去了？

　　潘石屹：后來就到清水去了。天水地區有一個天水市，有一個天水縣，有個清水縣。我們是天水縣，打電話過來平反是那清水縣的。

　　記者：你離家上學，去外邊上學？

　　潘石屹：我們家呢，剛剛平反幾個月時間，一兩個月吧，一兩個月時間。

　　記者：就你上學的地方離你后來的這個家有多遠？

　　潘石屹：400公里路。

　　記者：400公里路？

　　潘石屹：400公里。

　　記者：怎么去？

　　潘石屹：蘭州，到蘭州。

　　記者：就是坐火車去？

　　潘石屹：有火車去。

　　記者：那你上學的時候，爸爸媽媽給你帶了一點什么樣的，就是行李里面帶了點什么東西？

　　潘石屹：先說這個平反的時候，平反的時候，就說最大的一件事情。

　　生產隊分的口糧，交到糧店里面去，糧店就給我們發糧票。要把多少斤的小麥、玉米、高粱、豆子、油都要交過去，可是平反的時候，我們家一點油都沒有，沒有油怎么辦，然后我就拉著一個車，拉著一個架子車，把我們家所有的口糧放上，就我一個人，我就拿著去交，交的時候，我就給他說，我們家都是粗糧，沒有細糧，另外呢，我們家分的時候沒有油。他看了一下平反的文件，看了一下這些東西，說，我們知道你們村子里面就沒有細糧，就這樣吧，都給你交了吧，分多少給你交多少吧。給了我100多塊錢人民幣，給了好多糧票，一厚沓糧票，這就是未來我們家，半年的伙食吧，我就拿著這個出來了。

　　記者：這下有了糧票，你們家應該是一下子處境改善了不少？

　　潘石屹：成了城市戶口，可是長的樣子跟這個農民是一樣的，到我上學的時候，別人說這小孩不是城里人，我說是，剛變成城市戶口兩個月就來了。

　　記者：為什么一看就有區別呢，黑？

　　潘石屹：臉上曬的黑啊，然后發型啊，穿的衣服啊，說的話都不像城里人。

　　記者：那你要上學的話，會不會被其他同學歧視啊？

　　潘石屹：可能他們覺得，怎么我們班上來了這樣一個同學，一開始他們都覺得怪，也沒什么歧視。可是最后呢，也不歧視了，因為我的學習好，老是班上第一名，所以這個學習好的話，還有點優勢的。

　　記者：你學習好，肯定也是被爸爸給逼出來的，在那么惡劣的環境下，都希望你念書，他就是希望你靠念書出人頭地，是吧？

　　潘石屹：是，我要上學的時候呢，被子、褥子這些東西啊，得有一個包的布，我爸說得買一個包的布去，就給我買了一個。我記得是深綠色的特別厚的布包上，然后這行李都準備好了，然后他就看了看我的帽子，特別破爛那個帽子，他說戴著這個帽子上城里不行，說把我的帽子給你吧。就那個年代，每一個人都得戴帽子，所以呢，他就把那個帽子換過來，我覺得挺好，就戴上。

　　記者：其實有一個事，我有一點不明白，就是你當年，就是學成以后，本來是到國家單位，挺好的，工作有保障，但你后來就決定下海了。我覺得從你這樣一個家庭出來的，做一個非常普遍的單位的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事，這是對父母一個特別大的一個交代對吧？

　　潘石屹：對。

　　潘石屹和父母的早年合影。

　　記者：你那個時候想下海，和父母有商量過嗎？

　　潘石屹：商量過。我媽媽非常反對，她說你的工資，你現在的工資比你爸的工資還高。你爸平反了，工作這樣多年，平反了工資都沒你高，你還下海干什么呢？

　　記者：那時候工資多少？

　　潘石屹：我下海的最后一個工資條是101塊錢，1987年101塊錢，算是比較高的工資了。我記得洗理費一塊五，自行車維修費一塊五，野外津貼二十塊，這是最高的，天天在辦公室坐著，有二十塊錢的野外津貼一個月，莫名其妙的。

　　我爸爸呢，嘴里面反對，其實我知道他的心里還是覺得，出去鍛煉去，不要怕吃苦。所以就下海了。下海那個時候的氣氛，跟現在的氣氛，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現在是解決就業問題，要創業成功的，它是這個氛圍。當時的話，整個人的精神狀態跟氛圍，實際上是受這個《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志的影響特別大，就是要做一些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情，然后就是中國在建立特區，深圳、海南特區，我們年輕人的話，不能夠安于現狀，要能有所作為，它是這樣個氛圍。

　　記者：對，那種是叫所謂的激情。

　　潘石屹：對，所有的人的狀態都是一樣，這個年代所有人的狀態是一樣的。不光是我的父母，就是包括我們村子，我們的家鄉，我父母的言行，都給我特別大的力量。

　　90年代初，就是已經非常成功了，那時候，我們就賺了好多錢，那個時候在城里面，就這種熟悉的環境中呆得有點麻木了。可是當時我每次跟父母見面，談到我們小的時候吃的苦，到了村子里面去一看，突然一下清醒了。好多事情，看得更能明確一點。所以我覺得我這個經歷背景，對我的成長，一步一步的發展，還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記者：那你們經常提DNA這件事，你們家那邊有經商的DNA嗎，你覺得？

　　潘石屹：我覺得沒有，沒有經商的DNA。

　　記者：那到底，就是說什么樣的一種氛圍影響，讓你后來在商場上如魚得水？

　　潘石屹：剛剛你提到，就說是天賦，其實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中，做任何事情，這些東西不重要，有好多人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剛才問，說你身上有沒有經商的DNA啊，這些東西我覺得都不重要。

　　記者：不重要？

　　潘石屹：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時代，誰都離不開誰，你必須要跟別人去合作，如果是一個，覺得自己是個天才，才華橫溢的人，常常瞧不起周圍的人，這就是他最大的敵人，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經商也好、從政也好、從事學術也好，那是做不好的。所以在這個時代，你就得緊緊地依靠周圍的人，你要是離開了周圍人幫助的話，你自己會一事無成的。就你一個人，和周圍人的聯系都要斷了，你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覺得我比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齡的人，都可以成為好朋友。我覺得這個跟我媽媽身上的一種謙卑——能夠跟周圍的人都能作好朋友——有很大的影響。我記得我媽媽有一次病危了，住在一個部隊的醫院，這個部隊的醫院叫那133，住了十天，然后病稍微好點，就能出來了，這個病房里面一共三個人，這三個人都跟我媽媽是最好的朋友。你想，在病危的時候，到這個生死線上面，她都能夠交到這樣好的朋友，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人能不能團結，能不能團結周圍的人，能不能交朋友，這是特別重要一個能力。

　　記者：交朋友，甚至化敵為友。

　　潘石屹：化敵為友。你什么時候才能化敵為友？你什么時候才能交朋友？你必須是個謙卑的人，尊重別人的人。如果你是一個很高傲的人，朋友都化成敵人了，是吧？

　　潘石屹：從我賺到第一筆錢，我就說，一定要把我媽接過來，去給她治病，接過來就再沒回去，就在北京生活了20年。

　　記者：就一直帶著她這個看病去。

　　潘石屹：一直帶著她，也沒看好。

　　記者：那你覺得媽媽和你生活的這個日子里邊，你覺得她最開心的事是什么，她有沒有像爸爸那樣，通常和你們嘮叨一些什么？

　　潘石屹：她實際上也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就是對好多東西都感興趣，我覺得她還是個知識分子嘛，她不斷地讀書，各種各樣的書都讀，不斷地聽音樂，讀書。可是她跟我爸不一樣的，她讀的書，我覺得比我爸還多，可是她不怎么寫，我爸是經常寫，天天有日記的，又有寫文章的，各種各樣的文章在寫。在我媽那是，不斷地讀書，欣賞音樂，她不怎么寫。原來寫信的時候，80%、90%的信，都是我爸爸寫過來的。所以我覺得我媽媽有一個自己的精神世界，她還是非常細膩的那種人。

　　記者：可能我們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才有這樣的一個體會。就是父母這一輩人，他們太節儉了。我跟我媽媽最大的矛盾就是，我經常會批評我媽媽，我說你看，那什么東西吧，好的時候舍不得吃，最后壞掉了，就扔了，永遠吃東西是爛的，每一次看著她這樣，我就特火。

　　潘石屹：一開始我也跟他們有這方面的矛盾，最后我覺得，只要他們生活的好就可以了。我記得在我們搬家的時候，就把我原來那個冰箱留給他們了，我大概一個月過去看的話，冰箱里面什么東西都沒有，冰箱里面我記得有一瓶醋，有一包辣椒面，就這個大冰箱。

　　潘石屹：我說你們不買點菜，買點肉，我爸我媽說我們不愛吃，我說你能不能買點水了，買點果汁，他說喝果汁干什么呢，喝茶，泡點茶就可以了，就喝著，什么東西都沒有，最后就我覺得，只要他們生活的高興就可以了，喝的這果汁，亂七八糟的東西不一定好，是吧。

　　記者：哎，你這種隨遇而安，特別隨和的性格，是不是隨他們的誰呀？

　　潘石屹：隨我爸，隨爸。我媽盡管癱瘓了這么多年，很講究，我媽是個大美女，你要看她照片的話，非常漂亮的。可是我長的更像我爸。

　　記者：人們都說，兒子應該像他媽媽嘛？

　　潘石屹：可是我長得更像我爸爸。

　　記者：更像爸爸，那種性格也遺傳爸爸？

　　潘石屹：性格，我覺得是我爸和我媽的綜合吧。

　　記者：你剛才說，媽媽會更要強一些是不是？就是她對事情的要求是更嚴格的？

　　潘石屹：最后癱瘓了，也就是沒有辦法了，沒有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