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和父親
潘石屹和父親享用天水當地的野菜
自小從饑餓、窮苦、屈辱之境中成長起來的潘石屹，成年后更多地表現出了包容、謙和、儒雅的一面，沒有苦大仇深，也沒有憤世嫉俗，這得益于少年時代家庭給予他的體面教育。在父親被劃為右派下放到老家潘集寨的16年時間里，父親潘詩林不僅自身與農民“保持距離”，還極力向子女灌輸城市人的“文明”。 當父子二人憋著勁兒走出農村后，他們對這個曾經棲息過的苦難之地，有了另外一種情感。空間上，他們走出了潘集寨，但精神上，他們從來沒有離開。
潘集寨
從天水市火車站出來，一路打車到潘集寨不到20分鐘。兩邊幾乎光禿禿的黃土丘陵上，稀稀落落看得見一些樹木。潘集寨位于天水市東部麥積山區，東面臨近渭河，背山面水。潘石屹成名后，很多人稱之為風水寶地。
這個潘石屹記憶中苦舊而保守的村落，已被鍍上了現代文明的金邊。跟很多城鄉接合部一樣，潘集寨村口兩邊被五金店、雜貨鋪以及超市、麻辣燙攤位等擠得滿滿當當。村口處還有兩個燒烤攤，一群小姑娘嘰嘰喳喳圍站在前面，討論著到底是要油炸還是炭烤。入村的一條路寬約6米，修繕得很平整，一直延伸到山頭看不見的地方。上下的車輛很多，速度飛快，幾乎每一輛都會在遠隔100米的地方摁著長音喇叭。
飯桌上，父親潘詩林幾次念叨野菜的營養價值，潘石屹一一附和，時不時提醒父親：“大大，你多吃點兒這個。”80歲的潘詩林對這頓飯極為滿意，“健康又好吃，有嘗頭”。他不怎么喜歡兒子在北京拽著他去吃的那些高檔菜，有時候一道菜上千，他也沒嘗出個所以然：“吃錢呢，不是吃飯呢。”
潘詩林從未想過自己的兒子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個有錢人。“念點書，以后能自食其力就行”，這是潘詩林對兒子最大的期待。潘石屹成名后，很多人向潘詩林討教教子之法，他經常被問得不知所措，他不覺得對這個兒子有什么特別管教，“他成績好，乖，我沒操過心。”
但在潘石屹的記憶里，父親對他管教非常嚴格，挨打是經常的事。有3件事是他必須要遵守的：每天早晚刷牙，不許說臟話以及成績必須好。有幾次，潘石屹不開心嘟囔了一句“他媽的”，潘詩林聽到后，提起棍子就是一頓打。潘石屹有點想不通：別的小孩都能講的話，為什么他不能講？
直到很多年后，潘石屹才明白父親的用心。這個嘴上對子女沒有要求、“不餓死就行”的老人，內心深處從未喪失對體面生活的向往。
千萬不要付得多
在車開往潘蘋果種植園區的路上，看著車外漫山遍野的蘋果樹，潘石屹突發感慨：“我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走出去，不然可能就在這里給賈總（花牛蘋果董事長賈福昌）打工，種蘋果。”此前，潘石屹和當地商人賈福昌聯手打造了潘蘋果這個蘋果品牌。
潘石屹回憶起自己人生履歷的重要節點，1978年碰上恢復高考，他成為全班13個學生里唯一走出農村的孩子；1987年辭職下海，接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市場經濟的啟動給了他掘金房地產最好的時機。
潘石屹的辭職跟很多早期下海經商的人理由一樣：“那是一個開放而令人激動的年代，胡耀邦的一身西服也能給人的觀念很大的沖擊。”他準備了很多話去說服父親。大專畢業后，他被分配到河北石油部工作，月薪是101元，而在清水縣縣政府工作的父親只有57元，鐵飯碗加高工資并沒有讓他獲得滿足。
潘回憶，提出辭職的時候，全單位人都覺得他是“異類，神經病”。離開高薪資又清閑的石油部系統，他是那個時代里的唯一一個。臨走前，辦公室30多個人都勸他再考慮考慮，別鬼迷心竅走錯路。就一個老頭叮囑他：“小潘，要飯都別回頭了啊。”潘石屹說，之后創業的道路上，每次氣餒的時候，他都會想起那位老人的這句話，鼓勵自己要往前看，永不回頭。
他唯一擔心的是父親的不理解。他準備了很多理由去說服這個向來較為保守的父親。聽到辭職兩字的父親并沒有直接表態，只說我們出去走走。在清水縣自家門前的舊馬路上，潘石屹向父親講述了市場經濟、石油部冗余的人力以及未來社會的經濟形態。盡管兒子講得天花亂墜，但潘詩林并沒有太聽懂兒子在講什么。一個小時的交流后，他跟兒子說“你自己決定”，他“不支持，也不反對”。
多年后，回想起那次交談，潘詩林覺得當時多少還是有點擔心，但“人各有志，不在眼皮底下就該讓人家干”。他從未預想過兒子會取得什么成就，更沒想到，兒子有一天取得的成績也會為自己帶來“麻煩”。
潘石屹成名后，來找潘詩林幫忙的人不在少數，要錢的、找關系的、解決工作的、看病的，什么都有。最多的是讓他勸服兒子幫忙解決工作問題。“他又不是政府的人，咋給你一下就安排到政府去，又不是他開的單位。”很多時候，潘詩林都要向來訪者不厭其煩講這樣的道理，幫兒子擋回去。
也有擋不住的。大概10年前，村里有一個殘疾人兩次跑到北京，在SOHO現代城，每天守在潘石屹辦公室門口要錢，理由是我是殘疾人，你這么有錢，就該幫我。這件事在村里鬧得沸沸揚揚。采訪中，大家口口相傳的版本很多，有人說潘石屹給了這個人很多錢，有人說潘給他的小孩免了所有學費，也有人說潘就給了他一個輪椅。
潘石屹模糊的印象里，他當時拒絕給這個不速之客提供任何資助，父親有些情緒，“我爸爸就說你不給錢，我在村子里怎么做人？我就說堅決不能給，然后我跟我爸爸吵了一架。”在公益資助上，潘奉行“救急不救窮”的原則，最后父親要給這位殘疾人付路費，潘石屹囑托潘詩林“千萬不要付得多，付得多就是個誘惑”。
這樣貿然找他幫忙的人不少。最夸張的一次，一個西安交大的學生，用柳樹枝葉在一個紙箱板上拼出“潘石屹 我愛你”6個字，每天站在SOHO現代城下面停車場，只要潘的車開過去，小伙子就撲上來，柳樹條打在車玻璃上，潘在車內嚇得夠嗆。學生向潘石屹保證，只要潘能給他一定的創業本金，他一定可以成為世界首富。“我就覺得錢這個東西一定不是求來的，你得努力自己去爭取。”最后，潘給這位大學生寫了一封回信，鼓勵他好好學習，不要活在空想的世界里。
在自己的人際關系網里，比之于初期的樂于助人，潘石屹對自己的朋友圈越來越謹慎。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為向他借錢不還的人苦惱，讓他郁悶的不僅僅是錢財的損失，而是這些借錢的人經常借完后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些“下個月就還給你”但又不能兌現的承諾慢慢讓潘石屹對求助者豎起了高墻，“有段時間沒法相信別人，就是提防心重。”
2007年末，潘石屹重新看了一遍《平凡的世界》，太過類似的經歷讓他想起小時候，因為窮苦和饑餓，一點也不開心；現在的自己豐衣足食，還有上億的家產，但還是覺得不開心。“就突然會覺得有點沮喪。”潘說。
燒掉的仇恨
2015年2月，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時，潘石屹做了一個夢，夢見路遙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改在劍橋的草坪上舉行。
“我著急啊。怎么通知他的家人？準備什么花？我忙著建議，獲獎詞里一定要寫上，路遙筆下主人公都是以德報怨，對周圍的每個人（無論是對他好還是壞）都有熾熱的愛……”潘石屹在微博上記錄下了這個夢境。
可惜他的獲獎詞還沒擬完，就被妻子張欣的起床聲音拉回到了現實。
“以德報怨”也是當年他為自己的心理困境找到的一個出路。不過，他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德報自己的怨，而非他人的怨。
潘石屹重新讀完《平凡的世界》后，他決定做一個清理，好讓自己的2008年生活開心一點。在自己一棟接近300多平方米的復式樓里，他點開自己的手機屏幕，找了一張紙，把曾經欠他錢的人列了一個清單，一共32個，最少的3萬，最多的750萬。他一個一個用筆劃掉，然后點了一根蠟燭，燒了。看著火苗吞噬一個個名字的時候，潘覺得自己解放了，這個世界上再也沒人欠他錢了。
除了財務上的清單，潘石屹還列了另一個，“（它）對我人生最有意義。”那是一張寫著4個人名字的名單，4個人身份迥異，有領導人，也有童年拉他上臺批斗過的遠房叔叔，這些人共同點是都曾傷害過他、折磨過他，并都已去世。
“我一想一個死了的人還在折磨我，一個鬼還在折磨我”。潘說，盡管在很多場合，他提醒自己要記住那些美好的事情，不要讓負面的情感耽誤自己的快樂。但一個人的時候，內心深處的這份記恨常常折磨著他。
前些年，他回家發現母親的一個舊輪椅不見了，追問下落，家里人遮遮掩掩，他一問才知道是送給那個遠房叔叔。
“我一下子特別生氣，質問家人憑什么送給他呢？他那樣對我，把我們家里人都嚇壞了。你說說這仇，30多年后還能操控我的情緒。”潘說，這些仇恨就像一個不知道何時會響的鬧鐘一樣，時不時在他的大腦中分泌出一些不愉快的東西。
他覺得自己該放下了，經歷了多年的商場沉浮，也為人父母10多年，“再不放下就不值了。”在內心深處最恨的人的名字被火苗吞掉的那一刻，潘石屹鼻子有點酸，他覺得自己解放了，這個世界上，他永遠沒有了仇人。
“那是最重要的一次釋放。”潘覺得那一紙灰燼帶走的，除了仇恨，還有40多年里自己對童年心里所受苦難的告別，“終于和解了，不壓抑了。”潘說，那一刻他原諒了所有傷害過他的人。
那天陽光明媚。做完這些后，潘石屹從家里出來，開車到長安街。以前每天路過沒覺得有什么，但那天他覺得“從沒那么漂亮”，向來面部僵硬的行人，好像也都在微笑。“我想心里這個包袱就全都解開了。”回憶起這些事，潘石屹語態輕松，略帶興奮。
借他錢最多的那個是他曾經的同事，他們至今都是好朋友，逢年過節也會主動向潘石屹表達問候，但誰也沒有提過錢的事，盡管對方現今事業有成，完全有了足夠的償還能力。潘說：“我們現在是比較微妙的一種好朋友。”
回鄉的糾結
燒掉那些曾讓他不開心的人物名單后，潘石屹決定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與世界、與鄉人的聯系。近年來，潘石屹回到潘集寨的次數明顯增多。一年至少有兩三回。除了每年清明節為母親上墳，他還忙著改善家鄉各種教育、生活條件。循著留守父親這根線，他與潘集寨有了越來越多的往來。潘蘋果是他近年來著力推廣的一個項目。
在潘蘋果種植基地，潘石屹站在標識牌前，讓自己的攝影師多拍點兒照。他說拍照是大事，還得發微博，好好吆喝賣蘋果。鏡頭前，他露出招牌式的潘氏笑容。跟在潘石屹后邊的潘詩林則念叨他，“走在哪兒都先照個相。”
潘詩林跟在兒子后面，背著雙手，越走越慢。斷斷續續走了大半天，他已略顯疲憊。在一片蘋果地前，他停了下來，夸贊蘋果枝條拉得勻稱，長出來的蘋果受光好一定甜。在兒子做的很多公益事里，除了教育，他最支持潘蘋果，“能把天水的蘋果宣傳出去，給這些（農民）幫上點忙，也是個好事。”
潘石屹的宣傳效果確實非同一般。一個數據可以說明他的營銷能力：2014年潘蘋果售賣了1000萬斤，今年鋪貨已經可以確保4000萬斤。任志強笑他是天生的二道販子。
但剛開始和家鄉的合作并不順暢。2013年10月，天水市副市長、林業局局長以及花牛蘋果董事長賈福昌一行人到潘石屹辦公室，請他幫忙推廣天水的花牛蘋果。潘開始略有顧慮。“他一直搞房地產，就覺得不懂農業這個東西，怕做不好。”賈福昌回憶。
而且商業運作上，北京和天水的差距跟地理位置一樣遙遠。在商討階段，天水市政府提出先派兩個公務員到北京成立一個正科級機構，專門跟潘對接工作，潘一聽，腦袋都大了，“搞一個編制，還得爭誰是科長、誰是副科長。”
潘蘋果純商業化運作的堅持贏得了回報，很快就有人打起了潘蘋果品牌的主意。去年年底，潘石屹正在烏鎮正參加互聯網大會，一看手機，新聞上到處都在講“潘石屹做了個潘蘋果1.0，潘石屹父親做了個潘蘋果2.0”，潘有些生氣，“這不是瞎搞嘛。”在和賈福昌的合作協議里，潘蘋果這個品牌只由花牛集團供貨并使用。
一回到家，他就跟父親囑咐，你這么大年齡了不要再瞎摻和這些事，潘蘋果怎么能有兩個版本呢。“我爸就被忽悠了，什么顧問代理，都沒做過，80歲的人還能創什么業。”潘石屹說。
潘詩林有些委屈。最早，媒體人劉建兵找他的時候，說自己和朋友想推廣天水花牛蘋果，請他題幾個字幫個忙。劉建兵曾是媒體人，跟老爺子見過幾次面，本意又是為家鄉做點事，潘詩林覺得挺好，答應了對方的要求。
過了幾天，他們一行人在蘋果園考察的照片開始在媒體瘋傳，潘詩林也成了潘蘋果2.0的顧問。在兒子告訴他這涉及品牌商標之前，潘詩林對此毫無概念，他還以為可以幫助兒子推廣花牛蘋果。采訪中，他問記者潘蘋果2.0里2.0到底是個什么意思。
他覺得自己被騙了。他找來劉建兵，“求”他別再給他安置什么名號，“我都80歲的人，還顧問，我連自己都顧不住。”潘詩林語氣強硬。
正與記者閑聊期間，潘詩林手機來電。他聽了半天才聽清對方向他推銷保險。他提到，前段時間有人給他打電話，說是中獎了，贏了18萬，讓他先交2萬稅金，他告訴對方你自己留著，“現在有些人心壞了，專門騙我們這樣的老人。”
潘石屹第一次覺得父親老了，是在2008年，癱瘓了38年的母親去世后。父親精神很不好，也不怎么吃飯，整整17天，潘石屹守在父親的臥室外，晚上就睡在沙發上。有一次迷迷糊糊剛睡著，父親走出來，跟他說：“我真是感覺到了孤寡。”潘石屹印象里，好強了一輩子的父親從未這樣軟弱，“我突然覺得心里咯噔一下，以后得多陪陪我爸爸。”
攝影師要拍一張兒子從背后環抱父親的照片，潘石屹試圖向父親說明，父親順從地聽兒子指揮，兩手抓住兒子的胳膊，頭靠在兒子胸前，神態溫柔。拍攝結束，潘詩林笑笑，說自己跟著兒子拍了幾輩子的照片。
從潘家屋子出來，正對面500米處是花牛蘋果的冷庫，占地2萬5千平米，總投資1.1億元。賈福昌帶著潘石屹參觀了這個已經部分投入使用的冷庫，回到北京后，潘石屹發了一條微博：“我在城里幫著吆喝著賣蘋果，我們村子唯一一塊平川地被征用了，建了一個冷藏蘋果的倉庫，鄰居們拿到征地款，家家戶戶都在蓋房子。看到這塊我家祖祖輩輩灑下汗水的土地上，大型施工機械在轟鳴，我茫然了。是喜？是憂？”
讓潘傷感的是這片土地，它曾是潘家祖上流傳下來的一塊地。潘詩林多次跟他講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的家族災難。他的祖爺爺曾在這塊地里種過一些桃樹，有人來偷桃子，祖爺爺追著跑，追到一條水渠，祖爺爺順著跳過去，結果不注意摔倒，過了兩三天就去世了，也沒查出具體原因，后來他的爺爺由祖爺爺的兄弟們拉扯成人。
“家里這么多年的一個歷史在那，結果讓人給征了，建成了蘋果倉庫。”自己還是那個吆喝賣蘋果的人，潘石屹開始感受到文明發展給潘集寨帶來的沖擊，他從心底希望能夠保住這塊地。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沖突，潘蘋果為很多留守婦女提供了一個足以養家糊口的平臺，他也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人就必須生活在矛盾和沖突中”。
現實的玻璃墻
當村民張成代得知記者采訪潘石屹是因為《平凡的世界》時，他反問：潘石屹還平凡嗎？
張成代自家開著兩個店鋪，一個超市，一個農藥鋪，房子是樣式普通的白色瓷磚房，兩層，500平，花了60多萬。張成代新修房子的所在地曾是潘石屹家的祖屋。
當年父親平反，一家人離開潘集寨搬回清水縣的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一分錢也沒有，潘石屹執意要賣掉祖屋貼補家用，但母親哭著喊著說不行，他跟母親承諾：我以后一定給你買好多房子。最后，房子以750元成交。
潘石屹喜歡談及這些往事，尤其是這幾年，過了50歲以后，他越來越喜歡念叨家鄉和童年。2013年國慶，他還邀請班里12個小學同學到北京玩，實現大家看天安門的兒時夢想。
面包車拉著這幫曾經在一個土堆里長大的兒時伙伴，在北京轉悠了3天，從故宮天安門長城到潘自己的SOHO。這是老同學們第一次親眼看到潘的產業，在此以前，他們對他的了解僅僅限于：做房地產、中央二臺做節目的人以及大老板。記者接觸過的幾位同學中，未曾有人知曉他真正的身家，低的說一個億，高的說一千億，都停留在“大概”和“應該”的猜測中。
在潘石屹的預期里，這本該是一場輕松的同學聚會，他未曾預料到之后發生的種種意外。在逛完自己的項目長城公社后，一個同學突然犯病，喘不上氣，臉憋得通紅，潘石屹讓助理聯系趕緊送最近的醫院，而同學求他趕緊把自己送回潘集寨。“他說我是老毛病，千萬不要去醫院，死得死到潘家寨去。他很害怕、恐懼，怕放到太平間了。”
潘石屹急得滿頭大汗，“我把同學叫到這邊來，出了人命我可擔當不起。”強行把他送醫院后，發現只是普通的支氣管炎發作，掛了個吊瓶就好了。
第二天，他帶大家參觀望京SOHO樣板間。一面玻璃墻前，一個同學沒注意，腳勾在一個柱子上，正面與玻璃墻相撞，眼鏡邊把左臉劃了一道，有些出血。潘手忙腳亂到處找創可貼。這邊還沒完事，另一個同學又當著大家面，朝另一邊的玻璃墻徑直撞上去。
“他們生活得太封閉了。”回憶起那天，潘石屹說自己到最后都崩潰了，特別擔心出點什么事。
在這3天旅程中，老同學依然叫潘石屹的小名，飯局上，大家東拉西扯，一人一句還原小時候追兔子、割黑豆的事，他也盡量用方言跟大家聊天。“聊著聊著就一句普通話，一句方言。”潘石屹的同學王丙軍能感覺到這位老同學在盡力融入這桌全是農民的飯局。
那段時間，和同學一起逛北京城的時候，走在最前面擔當解說的潘石屹時不時會回頭看看，有人落隊了，他會過去拍一把，手摁在背上推著人走，跟小時候一模一樣。有那么幾個瞬間，同學潘望興覺得大家好像都是一樣的，潘石屹還是小時候那個瘦弱的樣子，“溫柔、乖，懂得照顧別人。”
這種感覺只存在于那么一瞬，在平凡世界里，潘石屹和他們之間還是“隔著一堵墻”。只要是有潘石屹的同學聚會，錢一定是一個禁詞，大家都極為默契。“不能問不能說，說了擔心人家以為我們缺錢或者怎么樣。”潘望興說，他知道潘石屹去年幾次回村里忙潘蘋果的事，但他從來不主動聯系，只有潘主動召集，他們這些同學才碰個面。
潘炳全現在跟陌生人很少提及潘石屹，盡管他非常自豪，常常守著中央二臺看看這位“攢勁”同學。前些年，他去西安，來回路上，車里聊天，一說自己是潘集寨的，別人問他知不知道大老板潘石屹，他說不僅認識，還是一起挖過土的同學呢。對方一聽，說就他這樣還能認識潘石屹，是不是你們村的都說跟潘石屹是同學。“不是一個世界的人呢。”潘炳全說，這個同學自己心里知道就行。
潘石屹的鄰居李云堂也刻意保持著與潘石屹的距離。前幾年蓋房的時候，有個關于潘石屹的節目要取景，到他家拍了一天，后來村里都傳言說是潘石屹出錢給他蓋的房，他很郁悶，卻說不清，“跟人家還是要離得遠一點，一近就有人說。”
在歲月的輪盤上，潘石屹的很多舊日同學喜歡將他的成功歸咎于命運。隨著時間軸線的拉長，他的同學們也開始發現這個平凡世界的殘酷生存規則：大多數人的努力并不是為了多么卓越和偉大，只不過是為了保住平凡的生活，讓它不至于墮入更低的地方。40年前與潘石屹一起在潘家寨附中的1975級同學，現在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還停留在潘集寨。
潘石屹曾經的同桌，54歲的同學潘炳全從1992年開始在村子辦了一個小石灰廠直到現在。昔日酷愛學習的學習委員潘望興，成了潘集寨里最有權威的風水先生。當年經常壓迫學習好的潘石屹給自己寫作業的班長潘映泉成了村子里第一個因為貪污入獄的村委書記。他的童年玩伴，曾經常常一起燒毛豆吃的同學王丙軍，一直在天水化肥廠工作，2002年化肥廠倒閉，他被迫下崗。有時候王丙軍看到潘石屹，他會后悔當年沒跟潘石屹一樣堅持高考，就算不能像他成功，至少上了大學可以找個體面的工作，而不是現在重新過上靠天吃飯的生活。
“我們忙活是為了活著，石屹忙是要活得更好。”王丙軍感嘆他與潘石屹的人生差異。
潘石屹說不清自己是否信命，但他相信自己的成功背后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他覺得自己就像余華《鮮血梅花》那本書里的主人公阮海闊。在那本書里，阮的父親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而阮自幼弱不禁風，不懂半點武功，父親被殺后他卻要背著梅花劍去殺武林高手，最后晃晃蕩蕩，碰到很多人，也復了仇。
“根本不是他殺的，就是冥冥之中，背后有個力量，在那安排著。”潘說，小時候，他從這里走出去的時候，也是瘦得不得了，褲腰帶箍在頭上剛合適，這樣的一個人到外邊去闖世界，是不敢想象的。
他計劃寫一本書，名字叫《大槐樹》，現實層面它是村子里以前最老的一棵大槐樹，另一個意思是“這是我精神上的一個原點”。他打算寫他人生中關鍵時刻的32次選擇，提醒自己每每遇到問題，不要焦躁，要回到這里，安安靜靜做出正確的選擇。
攝影： 尹夕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