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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長女:時代造就悲劇 我從來不怨恨

2015-04-25
来源:新京報

  

  幾十年的甘苦榮辱,對于88歲的劉愛琴來說,都已淡然。 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對話動機

  4月15日,俄羅斯駐華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總統普京,向32位蘇聯衛國戰爭(1941-1945年)做出貢獻的中國公民頒發“偉大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獎章。劉少奇長女劉愛琴是其中一員。近日,新京報對話劉愛琴,耄耋老人追憶自己在蘇聯戰亂時期度過的青春歲月,以及作為劉氏長女所親歷的時代起伏。

  88歲的劉愛琴精神頭兒不錯,一頭銀發梳得整齊妥帖,襯衫搭配西裝馬甲,沒有一絲褶皺。

  晚年的她,著書追憶父親、參加紀念活動,但更多時候,她過自己的生活。

  回想多年前的文革,父親孤獨地死在開封,哥哥劉允斌在鐵軌上結束了生命,弟弟入獄,鐵窗內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對于她自己,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艱難的時候離開了。

  她也想過,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許這一生不必這么辛苦。

  問她心里有怨恨嗎,她笑著搖頭,“都過去了,這把歲數,不在意了。”

  異國

  印象最深的是“冷和餓”

  新京報:俄方頒發紀念章、邀請部分中方人員參加紅場閱兵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劉愛琴: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很多革命領袖的子女都被送到當時的蘇聯讀書和生活,我們當時就生活在國際兒童院。

  俄羅斯方面定期會有表彰活動,50周年時頒發過一次獎章,今年70周年,更隆重一些。

  新京報:國際兒童院是怎樣的地方,你在那里生活了多久?

  劉愛琴:前蘇聯專門接收世界各地共產黨和革命者后代的一個場所。1939年,我12歲,和哥哥還有幾個孩子一撥兒,途經新疆到了當時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一直到1949年跟父親回國,在那兒生活了10年。

  新京報:戰時兒童院的生活是怎樣的?

  劉愛琴:兒童院離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那時我們附近也遭到過德國人的飛機轟炸。老師組織我們巡邏,年長些的孩子發把櫻槍一樣的東西站在樓頂,一有情況就招呼大家轉移。像我當時十幾歲了,就負責保護兩三歲的小朋友,大的保護小的。

  新京報:少年時代給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劉愛琴:冷和餓。打起仗來,兒童院的物資無法保證,記得有年冬天特別冷,沒炭火了,我們就把院內好多沒長大的樹砍掉了。我還給前線做棉衣和手套,手套要露出拇指和食指,方便扣動扳機,這個印象很深。

  支邊

  父親囑咐“不要和別人爭”

  新京報:22歲之前,你和父親相處的時間并不多?

  劉愛琴:我是1938年被接到延安的,次年就去了蘇聯。1949年父親帶考察團秘密訪問蘇聯,才開始真正的父女相處。

  新京報:1949年到1958年是同父親相處最集中的時間?

  劉愛琴:對,剛回國那會兒,中國話都不怎么會說了,適應了好一段時間。父親總讓我多學知識,我在人民大學學了三年后,就去國家計委工作了,面對的都是經濟數據。

  新京報:后來你去了內蒙古?

  劉愛琴:過了幾年,國務院開始精簡機構,動員干部支援邊疆建設。父親問我的想法,我也沒說什么,后來就被他敦促著下放內蒙古了,這一去就將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們對國家有用,也能做個表率。

  新京報:當時你愿意嗎?

  劉愛琴:那時候沒什么愿意不愿意,時代推著你去那里。那兩年物資很緊缺,我心想去內蒙古還能吃羊肉呢,后來我還給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們都吃不慣。(笑)后來背得最多的是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報:那些年同父親交流最多的內容是什么?

  劉愛琴:他讓我好好工作,在單位里不要和別人爭什么,不要覺得我是領導的女兒就怎樣怎樣。但我也沒和別人爭什么,他總是有那樣的擔心。

  新京報:最后見父親是什么時候?

  劉愛琴:1966年6月底還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當時文革已經有了苗頭,各地陸續鬧起來了。那次見面父親還囑咐我少摻和事情,不要跟著鬧,沒想到那是我們父女的永別。

  永別

  最后的印象是父親咳血工作

  新京報:父親被批斗后,你在內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劉愛琴:那當然,街上很快貼大字報說我是蘇聯特務。1967年初就不讓我工作了。我被隔離,造反派讓我交代問題,他說父親6次叛變,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壞了、小便失禁。后來又把我送到工廠打掃廁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離了婚,他后來去了東北,三個孩子也沒人管,那段時間非常痛苦,牽掛父親,也牽掛孩子們。

  新京報: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

  劉愛琴:先是哥哥劉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蘇聯長大,是個特別刻苦的人,也最聽父親的話,一輩子都一門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頭市北的鐵路上臥軌自殺了。

  接著是弟弟允若,文革一開始就被關了,關了8年,整個人生都毀了。出來沒幾年就死在自己獨住的農家小院里,很慘。

  最后是父親,1969年11月,他死后兩三天,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父親死了。

  新京報:你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劉愛琴:在被子里哭,也不能太大聲,就一直哭,大概有兩天兩夜。

  新京報:對父親最后的印象是什么?

  劉愛琴:頭發全白了,我白頭發也是遺傳他,早早就白了,他身體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時候甚至會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堅持工作,周圍的人都勸不住。

  新京報:你并不認同哥哥結束生命的方式?

  劉愛琴:個人有個人的選擇,他內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問我怎么熬過來的,具體我也說不出來,但那時就是有個念頭—不能死。那些人誣陷我父親和家人的(內容)我一個字也不信,我堅信真相總會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報:從父親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這個念頭支撐你?

  劉愛琴:經過文革,我母親這三個孩子就剩我一個。有個場景一直反復出現,我們老家是湖南,當地的農民寫信給父親反應農業生產的問題,他都一封封親自回信,還托人帶話說如果農民寫字不方便,就直接來找他說。政治上的東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這些事是會被后人知道的。

  晚年

  希望我的孩子遠離政治

  新京報:父親被平反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劉愛琴:那段時間,對于一個女兒來說,太長了。反正是該等的等到了。

  新京報:之后你寫了關于父親的書?

  劉愛琴:有出版社聯系我,后來就寫了《我的父親劉少奇》,算是一個追憶和懷念。

  新京報:你的人生很多時候被父親決定和牽連,加上他的嚴厲,心里有沒有怪過他?

  劉愛琴:父親始終是父親,他的很多決定,在他的角色看來,有他的理由。一個女兒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沒有怪過他。至于牽連,那是時代的悲劇,不是父親的錯。

  新京報:經歷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假如我不是劉少奇的女兒、我生在尋常百姓家就好了”?

  劉愛琴:怎么不想?想過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兒,一生就不用這么辛苦了。但我也沒覺得,是劉少奇的女兒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這個。

  新京報:心里沒有怨恨?

  劉愛琴:怨恨誰呢,時代造就的悲劇,早就看淡了。幾年前我還回過一次內蒙古,和文革中審查我的人一起吃飯,有些人已經不在了,心里沒有怨也沒有恨,都過去了。

  新京報:現在的生活如何?

  劉愛琴:生活挺安寧的,我享受現在的安寧,我們這批去蘇聯的孩子定期聚會,上次俄羅斯大使館發完紀念章,第二天我們就聚會了,做俄羅斯菜,唱當時的歌,大家都用俄語交流,跟小時候一樣,挺開心的。

  平常我特愛遛彎兒,早幾年,清早5點就起來,坐地鐵到頤和園,溜達一大圈兒。也喜歡看書,最近我總譴責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動太多,好久沒看書了。

  新京報:幾個孩子呢?

  劉愛琴:他們都長大了,最大的已經60多了,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們家有第四代了,快一歲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報:會愿意小輩們從政嗎?

  劉愛琴:不愿意。我父親以前總說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輩子,我也沒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遠離政治,平安開心地生活,就很好了。

        作者:卢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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