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歲的耿瑩在接受法晚記者采訪時涂著紅指甲和唇膏，談起話來神采奕奕攝/法制晚報記者郭謙

　　耿瑩：當官就不能想賺錢

　　耿瑩，開國上將、原國務院副總理耿飚的長女，現任中國華夏文化基金會理事長，今年76周歲。幾天前，耿瑩女士接受了《法制晚報》記者的采訪。

　　她言語犀利、邏輯嚴密、視野開闊，除談及自己和父親的歷歷往事之外，更對于當前的反腐斗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耿瑩表示，當官就一定不能看利忘義，要權就不能要錢。有些官員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紛紛落馬成為金錢的奴隸。

　　談到“紅二代”這個詞，她說，這對我們來說不公平。我們這群人從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實我們并不特殊。外界應該更為平等地對待我們，不管是“幾代”。

　　談父親他給了我桀驁不馴的因子

　　在我2歲的時候，父親把我從保育院接出來，把我放在戰馬的馬袋子里裝著，還有一次居然把我遺忘在戰壕里。

　　法制晚報：能講講你小時候隨父行軍的事情嗎？

　　耿瑩：我并不聰明，從小就很笨。小時候，家里人還給我起了一個小名叫“大笨”。說我笨，大概是我和弟弟、妹妹比起來顯得不夠玲瓏吧！但是我從來不計較什么，喜歡“讓”和“退”。

　　我覺得人笨點好，想問題總是想的都是特別笨的問題。

　　在我2歲的時候，父親把我從保育院接出來，把我放在戰馬的馬袋子里裝著，還有一次居然把我遺忘在戰壕里。后來父親認為行軍打仗帶著我太危險，就找了一個老鄉把我放在他家里寄養（語言停頓，聲音開始哽咽）……在我心里頭，父親是善良偉岸的，就像一棵參天大樹。

　　他給了我所有的愛、所有的呵護和所有的教育。他除了把DNA給了我之外，也把性格遺傳給了我，我血液里流著他的血，有他性格里的愛憎分明，桀驁不馴的因子。

　　談“紅二代”這個詞對我們不公平

　　“紅二代”這個詞，對我們來說不公平。我們這群人從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實我們并不特殊，外界應該更為平等地對待我們。

　　法制晚報：近一段時間以來，“紅二代”們比較集中地發聲。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耿瑩：誠如你所言，我也注意到現在很多人稱呼我們為“紅二代”。我是這樣認為的，父親那一代人的光環始終屬于他們自己，別人想搶也搶不走，這是客觀存在的、是事實。

　　作為子女，父輩的光環與我們沒有直接關系，但是既然是光環就一定會照到我們身上啊！這有什么辦法呢？

　　耿飚姓耿，我自然也姓耿，我身上流淌著耿飚的血液，遺傳著父親的DNA ，這不是我能選擇的。

　　換一個角度講，父親對我的栽培和教育和其他中國家庭子女一樣：父母肯定愛自己的子女，子女也當然對自己的父母深深熱愛。能說我是他女兒，我就有功勞，就了不起了嗎？不能！

　　我和父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生命體，其實我愿意在農民家里當一個小女兒，那樣不也挺好？但是事實已然是這樣了，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責任和使命在里面。

　　“紅二代”這個詞，對我們來說不公平。我們這群人從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實我們并不特殊。外界應該更為平等地對待我們，不管是“幾代”。如果我做錯了，外界要指責我，我沒話說，因為我做錯了。

　　我們和普通人一樣，深愛自己的父母，熱愛自己的祖國。

　　談強力反腐

　　當官就不能想賺錢

　　你必須做出選擇，要錢就去奉公守法的掙錢，當官就一定不能看利忘義，要權就不能要錢。

　　法制晚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習主席提出了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理念，與此同時對腐敗開始強力肅清。您怎么看待中央目前的治國理念和反腐力度？

　　耿瑩：國和家有各自的規則，個人也有個人的規則。在傳統上我們就稱為“方和圓”。無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方和圓，就會為所欲為。我們國家幾千年來制定了很多法和律，但總是有些人想利用權力沖破它，尋求游戲規則之外的自由。

　　什么叫自由？要給自由下定義。無法無天不叫自由，不管有沒有擁有權力，都必須遵守法律規則，無論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誰都有欲望。沒有法律保證的自由經不起歷史推敲，只有在法下，人才有規矩，有方圓。

　　雖說中國目前不差錢，但是富和貴是兩回事兒。30年的改革開放，一枝花獨秀，這一枝花就是經濟花。然而這個“富”必須要在規則之下才顯得尊貴，我們不能總當土豪，最終還必須贏得世界的尊重，中國才能顯得“貴”。

　　像山西的煤礦，世界有名，這些都是金子都是錢。有些官員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紛紛落馬成為金錢的奴隸。造成這些的原因根本還在教育上，對黨員干部的教育上。

　　你必須做出選擇，要錢就去奉公守法的掙錢，當官就一定不能看利忘義，要權就不能要錢。

　　談新聞工作爸爸拒絕了江青的要求

　　有一次，江青拍了一些非常沒有新聞價值的照片，要求登在《人民日報》或者《人民畫報》上，爸爸當即就拒絕了她。

　　法制晚報：作為長期在新聞輿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國家領導人子女，您對目前新聞界和新聞從業人員有什么建議？

　　耿瑩：爸爸分管《人民日報》的時候，多次拒絕刊登江青、“四人幫”等人嚴重違反組織程序的文章。

　　有一次，江青拍了一些非常沒有新聞價值的照片，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就是她自己的生活照片，要求登在《人民日報》或者《人民畫報》上，爸爸當即就拒絕了她。

　　后來，江青把我爸爸告到周總理那里，總理就把爸爸叫去，問有這回事嗎？爸爸說有啊。

　　總理說，耿飚你膽子不小啊！爸爸回道：“總理，《人民日報》是登人民文章的，要刊登追求真理的文章，不能太隨意，她江青的這些東西可不是。”總理一聽，微笑著點了點頭。

　　通過很多發生在父親身上的事情，我也逐漸對新聞界熟悉起來，有很多新聞界的朋友。

　　首先，我認為新聞本身應該是有立場的，這個是最基本的態度問題。當然更重要的還有兩個因素，一個是職業素質，一個是新聞理想。

　　任何行業都是這樣，在擁有職業素質之前首先要學會做一個有良好道德素質的人，這是前提。新聞記者如果拿錢就說話，不顧事實、不顧真相，那么這樣記者是沒有職業道德底線的。

　　一個以新聞理想為追求的新聞記者，應當以不斷索取真相、報道真理為畢生追求。當然，索取真理過程一定坎坷但肩上責任重大，為了真相應該努力探索、百倍小心、萬分勇敢。稿件統籌/朱順忠文/深度記者陳威

　　耿飚同志生平

　　1909年8月26日生于湖南一戶貧苦農民家庭，13歲到鉛鋅礦當童工，積極參加工人的罷工斗爭，1925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8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9月，率領游擊隊參加紅軍。1948年5月任華北軍區第2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平津戰役、太原戰役、寧夏戰役。

　　1950年初，被調到外交部工作。197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耿飚當晚奉黨中央之命，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掌握了被“四人幫”長期控制的廣播電臺、電視臺。他在擔任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期間，為消除“四人幫”在宣傳輿論戰線的破壞和影響做了大量工作。

　　1978年3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79年1月，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1981年3月任國防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2000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