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放緩更需重視質量導向
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
楊柏 鄒藍
中國經濟出現新常態，從兩位數的高速降到7%。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對比日韓等追趕型經濟體，認為增長回落有較強的規律性，又指認為即使增速有所回落，中國經濟每年的新增量也遠大於以往。目前最重要的是，中國需形成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
經濟導報：海外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減速是衰退的標誌，“中國崩潰論”再次出現，您怎麼看這些言論?
劉世錦：中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從國際上看，二戰後包括日本、韓國等在內的一批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當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左右後，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表現了較強的規律性。
究其原因，主要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接近完成;同時因為出生率長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趨於穩定或下降;勞動力、土地、環境等生產要素成本明顯上升;大多數工業品的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等因素疊加而來。中國經濟增長與日本、與“東亞四小龍”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呈現出較強相似性。據測算，目前中國人均收入已經接近或已達到上述增長回落的基準。
事實上，前幾年中國東南沿海一些發達地區已經達到了這個拐點，增長速度率先出現調整。近段時期經濟總體增長的速度放緩，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
增長速度的這種放緩，是經濟規律使然。能夠在11,000國際元，而不是較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現增速回落，是中國超越避免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較為充份利用工業化階段增長潛力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成功的標誌。
近年來中國逐步調低了增長指標，是主觀決策順應客觀規律的表現。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是要遵循發展規律，但一些官員不太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還想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然而，當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後，再想人為推高也是推不上去的;即使將其推上去，很快還會下來，而且會為此付出很大代價。
儘管中國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從國際範圍看仍位居前列。在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的情況下，增速下調容易產生某種“數字幻滅”。與2000年時相比，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擴大5倍左右，那時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新增量約為一千億，而現在則要達到五、六千億。因此，即使增速有所回落，中國經濟每年的新增量也遠大於以往，相當於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而且仍在逐步擴大。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潛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對全球經濟的帶動作用至關重要。那種把中國經濟增長階段性轉換說成“衰落”乃至“崩盤”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如果能夠實現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平穩轉換，我們既定的“到2020年經濟總量、居民收入翻番，進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仍是有保障的。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總量的位置還可能前移，特別是人均收入水平有望進入高收入社會行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會站在更高、更為有利的新起點上。
速度低，質量和效率應提高
經濟導報：對於增長速度的側重轉向質量效益，您認為具體該從哪些方面看?
劉世錦：在增長階段轉換時期，增長速度放緩容易引人關注。然而，速度變化是相當表面化的，更重要地是速度背後的結構和增長質量變化。
以往在分析中國增長模式時，經常指出的問題是過多依賴投資、工業、外需和要素投入。過去一兩年，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具有長期意義的轉折性變化。具體地說，消費的比重已經超過投資，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出口由過去20%以上的增速降到5～10%的平台上，勞動力要素投入總量開始減少，環境的約束作用進一步加大。中國經濟正呈現出更多地依靠消費、服務業、內需和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增長格局。
與此同時，經濟增長質量基本穩定，有些方面還有所提高。例如，儘管仍存在結構性就業壓力，就業形勢總體較好，一些地方還有“招工難”的現象。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吸收的就業人數，10年約為80萬人，目前則達到了170萬人;企業速度效益型的增長模式開始轉變，隨着增長速度回落，企業盈利水平出現分化，但近一兩年趨於穩定;財政收入出現波動，部份地區承受壓力較大，但總體上仍保持了一定增速;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長速度，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得以提高，民生持續得到改善;在增長下降的背景下，部份地區和領域的金融財政風險累積，但守住了不發生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環境壓力繼續增大，特別是大面積霧霾氣候對群眾生活帶來不利影響，但從全國看，節能減排、綠色發展還是取得一定進展。
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增長動力和機制轉換，矛盾和風險集中顯露或釋放，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以往明顯增加。從可藉鑑的國際經驗看，不少經濟體正是在這一時期出了大的問題，甚至陷入嚴重危機。在這一調整時期，問題、矛盾和挑戰多一點是完全正常的。我們在這一時期能夠保持經濟增長基本穩定，能夠在結構調整、增長質量改善上取得重要進展，能夠守住不發生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實屬不易。
我們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並不是說發展就等同於增長速度。提高增長質量，轉換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也都屬於發展的範疇，而且是更重要的發展。速度放緩並不意味着少作為甚至不作為。調結構、轉方式需要付出更大氣力，有更大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是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適應放緩了的增長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從這一意義上說，已經出現的結構和動力變化尤其值得關注，要給予積極評價。從更長一個時期看，不經歷轉型期的風浪、不經過困難局面的磨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大可能走向成熟和穩固。
效率與質量彌補增速
經濟導報：效率和質量導向，應該在哪些方面體現?
劉世錦：增長質量的話，已經講了多年。之所以落實不到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也就是民間所說“蘿蔔快了不洗泥”。當增長速度放緩後，再不重視增長質量，問題就難以掩蓋，即便中高速增長也將難以為繼。
因此，新常態下必須旗幟鮮明地確立增長質量導向。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新形勢下的發展觀問題。我們講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是順應發展規律。在轉入中高增長期後，切實以提高增長質量為中心，謀劃和帶動經濟工作全局，就是科學發展。
新常態下我們仍然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長速度，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解的。以往存在着“以速度論英雄”的傾向，先定速度指標，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標，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係。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重視並切實抓好增長質量，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打不好增長質量的底子，要麼速度上不去，要麼上去了也難以維持。
質量指標優先，以增長質量倒推速度，才能擺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關係，充份利用增長潛力，實現可持續性的增長。為此，應認真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下增長質量的指標，例如，按照“就業可充份、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於提高增長質量、切實可行的指標。然後，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也就是說，適應提高增長質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個合適的、好的速度。
適應增長質量的要求，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增長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間，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增長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在目前情況下，速度過高將會加長槓桿，增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為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產能過剩;過低則會降低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到就業增長。
將增長維持在與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間並不容易，對宏觀調控是新的更具挑戰性的要求。宏觀調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個中性概念，不能將其負面化。當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苗頭時，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確，刺激政策只是有助於恢復短期平衡，並不能解決中長期的結構問題。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損害增長質量，而不是為“推高”，重返高增長軌道。
堅持增長質量導向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重要位置。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一定程度掩蓋或推後了金融財政風險。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隨着增長環境和機制的改變，房地產、嚴重過剩產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台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我們強調增長速度要與提高增長質量相適應，很大程度上是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的要求相適應。
從國際經驗看，不論是老牌發達國家，還是後起的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大都出現過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有的很多年都難以恢復。因此，在增長階段轉換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比其它時期更重要的位置上。只要我們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全局性風險的底線，平穩轉入中高增長期，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差一點，從大局和長遠看，也是值得的。從國際上說，我們也將創造出現代經濟發展歷程中有價值的新經驗。
無須再拼速度
經濟導報：通過強化效率和質量，把中國經濟的潛力發揮後，能否重返高增長的模式?
劉世錦：提高增長質量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開放。有人認為，中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只是體制障礙制約了這種潛力的發揮。這意思是，只要改革到位，中國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種觀點對改革與增長的關係的理解並不准確。
改革與增長的關係相當複雜。有些改革如放寬市場准入，確實能夠釋放增長潛能;有些改革如反腐敗，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利於提高效率。放寬准入，“放”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一方面可以帶來投資增量，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投資效率。減少浪費性消費後，把資金用於扶貧、改善民生等領域，將會大大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由此說來，增長質量狀況，應當成為改革開放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
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開放，進而打牢增長質量提高的基礎，中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下爭取到實實在在、沒有水份，同時也是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開拓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