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大學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顧敏康

　正值橫琴方案、前海方案發布兩周年之際，國務院批覆原則同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以下簡稱 「兩個規劃」），為進一步推動兩個合作區的深入發展提出具體措施，也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總體發展指明方向。

　中央統籌是最佳選項

　「兩個規劃」傳遞出兩個重要信息：第一，國家對兩個合作區的政策支持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同時也說明了大灣區的深入發展需要中央進一步統籌，單靠三個區域自行合作，恐怕難以進行。道理很簡單，廣東的九個城市加香港和澳門，實行 「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和三個法域，融合難度非常大。誠如坊間傳聞，粵港澳三地均存在不同利益和主導權，因此，中央出手應該是最佳選項。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目標越來越明確，一方面大灣區要加強與港澳規則、機制對接，另一方面大灣區要為港澳的繁榮穩定提供保障。誠如發改委領導指出，在 「前海規劃」內容上設計了一些指標，引導前海合作區建設，其中有多項都是圍繞着香港、香港居民、香港企業而設置。因此，筆者也大膽設想：雖然在規則、機制對接方面兩個合作區有所側重，但最終應當以香港普通法規則與機制為主，以澳門規則與機制為輔，才能形成整個大灣區的規則與機制統一性。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下稱 《前海規劃》）多次提出要與香港規則、機制對接。第一，《前海規劃》指出，前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和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具有率先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良好基礎，同時也面臨制度創新系統集成不夠、與香港銜接有待深化等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任重道遠。其次，《前海規劃》提出總體要求，即聚焦現代服務業這一香港優勢領域，加快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第三，《前海規劃》在戰略定位上提出，堅持依托香港、服務香港，加快推進規則機制一體化銜接、基礎設施一體化聯通、民生領域一體化融通，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為香港經濟發展進一步拓展空間。第四，《前海規劃》在發展目標上提出，到2025年，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不斷深化，市場一體化進程顯著推進，協同協調發展模式更加完善，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更為緊密，對大灣區發展的新引擎作用日益彰顯。到2030年，與港澳規則深度銜接、機制高度對接，深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深入推進，港澳居民學習、就業、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引領帶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深化「一國兩制」發展

　而在規則對接方面的一個典型實例，就是在不違反我國法律基本原則且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許前海港資企業協議選擇香港法律解決合同糾紛，支持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糾紛。雖然《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也有幾處提及與澳門規則對接，但筆墨相對較少，提及到2024年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與澳門有序銜接；到2029年澳門回歸祖國30周年時，合作區與澳門經濟高度協同、規則深度銜接的制度體系全面確立，市場准入制度、社會保障體系等高效銜接；在不違反我國法律基本原則且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許在合作區註冊的香港投資企業、澳門投資企業選擇適用香港法律、澳門法律解決合同糾紛。

　由此便可預測未來大灣區規則對接的大方向，那就是以香港普通法規則與機制為主，以澳門規則與機制為輔的大方向。為什麼呢？

　首先來看看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五個戰略定位：（1）充滿活力的高級城市群；（2）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3）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4）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5）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有人說，這五個戰略定位如同歐共體的 「四大自由」，即商品、服務、資本和人員的流動自由。筆者傾向於贊同這樣的比較。同時認為，要實現這些自由，就必然需要構建統一的大灣區規則與機制。

　其次來看看香港的功能定位與國際規則的大局。《基本法》第八條和第十八條均明確保障普通法在香港得以保留。目前的國際公約與爭端解決機制均深受普通法制度的影響，香港要成為中國的超級聯繫人，就需要發揮普通法制度。因此，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出席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時總結實踐「一國兩制」經驗的 「四個必須」，其一是「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當中包括 「保持普通法制度」。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就此而言，大灣區規則、機制主要對接香港是營造一流營商環境的關鍵所在。當然，澳門的規則、機制也值得參考，可以作為重要輔助。

　由此可見，對接香港規則、機制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深化發展，不僅沒有損害 「兩制」，反而利用 「兩制」的優勢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現在，中央提出前海要對接香港規則、機制，這無疑為大灣區解決統一示範法提供了最佳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