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

　　6月13日，深圳福田京基御景华城小区发生玻璃窗坠落事故，一名5岁男童被砸伤。画面中，妈妈慌乱抓狂，小孩奄奄一息，令人不忍目睹。目前孩子已送医抢救，还未脱离生命危险，希望能挺住。　　

　　玻璃窗坠落事故现场深圳晚报图

　　高空坠物砸伤人的悲剧经常发生，血的教训应该吸取。刮风下雨时，要么离高楼远一点，要么贴着楼下走——此次悲剧中的窗户就是落到外墙的1米之外。据报道，起因是住户开窗导致窗户坠落。所以，还要排除自家的隐患。现在在楼外安装空调外机的很多，支架长年累月暴露在风雨中，隐患很大，砸到人是悲剧，自己也要赔偿一大笔钱。好好检查一下，对人对己都负责。

　　但这起悲剧背后，更系统性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小区的老化。该小区2005年建成，已经过了15年，很多东西已老化了，6月初就发生过坠物事件，所幸没有伤人，不想意外再次发生，酿成惨剧。居民自家的窗户都如此老化，不难预见，那些公共设施的老化就更加厉害，也很可能无人管理。

　　前不久，一篇《小区走向衰败》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刷屏。作者居住的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房龄已有17年，各种设施已严重地衰败了。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很多小区过了十几年，就绿化带杂草从生、暖气不达标、门禁虚设，更严重的是电梯经常故障，以及类似窗户坠落，外墙瓷砖、附属设备跌落等严重事故。

　　小区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刚刚建好时一切欣欣向荣，但物理上的折旧不可避免地发生，逐渐毛病百出。从社会规律上看，一个小区最初按照地段、价格设计，购房和搬进来居住的人都差不多。随后时间的推移，大家的年龄在变，从最能挣钱的青壮年进入老年，经济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当小区设施变得破败之后，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会率先搬离，房价与房租都会随之下降。然后，搬进来一些经济基础和对生活要求都低一些的人群。如此几次，小区就会陷入一个负面反馈，最终加速衰败。

　　其实这就像佛家说的“成住坏空”，加速衰败之后，进入“坏”的状态，房价下跌，拆迁变得容易，开发商接受，小区拆掉，空空如也，又进入下一个阶段。实际上，这就是西方一些较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与地区的状态。不仅一个小区如此，整个社区也是如此。

　　不过，小区的生命周期，时间跨度大得多，应该以几十年为单位，但目前中国小区的衰败却在十几年之间。这不是正常的衰败，而是“早衰”。这里面有更为具体的原因。

　　首先，小区的各种设施，可以视为公共资源，这难免出现“公地悲剧”的现象。比如，小区草坪，大家都不爱惜，有些人在上面踢球，对草坪的消耗极大。再比如，“搭便车效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简单地说，人们都指望别人出力、出钱去协商解决问题，自己什么都不用干，反正公共资源摆在哪里，自己用就可以了。此外，中国小区内往往存在大量的出租房，业主不住在小区，租客也不是长期居住，对公共资源都不在乎。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就造成小区物业费难以跟随物价同步上涨，甚至于难以收上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针对公共事物的治理这个世界性难题，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她认为，人类虽然存在许多的公地悲剧，但在私有的市场制度与公共的国家管理之外，人们可以通过公共性组织起来，在公私之间找到一种机制，在“存在着搭便车和逃避责任的诱惑的环境中”，使人们取得有效的公共治理。

　　但是，这些组织化需要一定的公共性。毋庸讳言，中国人缺乏这种公共性，这就会导致组织、协调的成本很高、挑战很大。比如，开会协商，别说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就连知道这个概念的人都是少之又少，开会七嘴八舌，往往不欢而散。这个时候，一盘散沙的业主根本无力维护小区。比如，换电梯需要提取公共维修基金，但提取又需要成立业委会，而成立业委会需要成功召集由一半业主参加的业主大会。且业委会成立后，还需要2/3业主同意，才能动用公维基金。

　　公共维修基金，是一笔已经交过的钱，可以视为公地，本该是加速消耗的，但即便如此，由于提取所需的一致性，这其中的协调、妥协，对于国人的公共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的小区业主很难翻过这个门槛。所以，现在大量的公共维修基金只能以低息的方式沉睡在银行中。

　　诸如小区窗户坠落、电梯故障等致命问题，政府管起来或许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救急之举。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长期过度依赖于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中国人公共性差的局面仍将很难改变。从长远看，小区的业主，应该学着自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