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任的斯德哥爾摩世界文化博物館(由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和民族博物館組成)館長最近提議將三個本來在不同建築裏的博物館合並到一棟建築裏，文物也一同並入。這意味著東亞博物館(即遠東古物博物館)的豐富館藏文物將不再對外開放。這一提議遭到瑞典多方嚴厲批評，尤其是那些珍視該博物館中國文化的人。

　　斯德哥爾摩東亞博物館

　　馬悅然撰文介紹了斯德哥爾摩東亞博物館的曆史。

　　1939年7月20日，瑞典政府任命哥德堡大學副校長、遠東語言教授高本漢為東亞博物館館長。這些館藏在當時就被認為是最珍貴的，它們有一段短暫但激蕩的曆史。其中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即日後的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鐵路工程師奧瓦爾·卡爾貝克(1879-1967)以及地理學家安特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青年時代，王儲在烏普薩拉大學修習古典北歐考古學。在1908年的一次倫敦之行中，他對中國瓷器發生了興趣，後來這個興趣又擴展到了中國陶器、青銅器、玉器和漆器。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

　　1914年，由王儲發起，斯德哥爾摩有了第一個中國藝術展。許多展品都來自王儲的私人珍藏，其它展品則來自瑞典、德國和英國博物館。1921年，王儲當選為中國委員會的主席，這一委員會是幾年前由熱衷中國文化的瑞典社團的一些重要人物發起成立的。中國委員會旨在資助安特生(Johan Gunna Andersson)在中國的考古和古生物學研究。

　　1906年，安特生當選為瑞典地質學教授、主任。1914年，他辭去這一職位，接受中國政府的采礦事務顧問一職，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待到1924年。在1921年的地質勘探中，他發現了河南仰韶文化遺址，發掘出許多彩陶。在這一重要發現後，中國委員會開始資助安特生的考古發掘，他的足跡進而擴展到了河南和甘肅的其它新石器時代遺址。1923-1924年在甘肅進行地理勘探時，安特生和他的中國合作者成功發現了五十多處史前時代遺址。當安特生於1925年返回瑞典時，帶走了大量史前時代的人工藝品。根據和中國政府的協議，大部分文物日後需歸還中國，後來它們確實回到了中國。但不幸的是，由於1930年代日軍侵華，有相當一部分歸還的文物遺失途中。

　　安特生

　　1925年，安特生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地質學教授。同年，中國委員會主動將安特生從中國帶回的珍貴文物移交給一家瑞典博物館，條件是他們的科學研究可以繼續，並將文物妥善保管。1926年，瑞典政府下令皇家文學、曆史與文物學院妥善保管藏品，同時任命安特生為東亞博物館首任館長。

　　1928到1935年間，奧瓦爾·卡爾貝克(1879-1967)代表中國委員會收購中國文物，藏品顯著增加。作為一名年輕的鐵路工程師，卡爾貝克於1906年來到中國，參與修建京滬鐵路。在工作中，卡爾貝克得以收集大量考古材料，主要是青銅和陶器。

　　奧瓦爾·卡爾貝克收購的中國文物

　　1939年，安特生從東亞博物館館長一職上卸任，由高本漢繼任。在離開哥德堡大學之前，高本漢就發表了數篇對早期中國青銅時代研究具有奠基意義的論文。受過文字學和語言學訓練的讀者會對高本漢運用嚴格的語言學/文字學方法研究青銅花瓶裝飾的手法印象深刻。在高本漢擔任東亞博物館(1929-1958)館長期間，得益於捐贈和購買，館藏大量增加，主要是中國青銅時代的作品。

　　高本漢

　　東亞博物館並不是唯一一個對中國藝術和考古感興趣的瑞典機構。瑞典國家美術館中的中國藝術、考古文物可以追溯到17世紀，受惠於瑞典東印度公司，其館藏日益豐富。自20世紀初，國家美術館開始大規模收藏中國藝術品。1930年，喜仁龍(Osvald Siren)教授自東亞回到瑞典，帶回了大量繪畫和雕塑作品。他帶來的中國佛像、早期中國繪畫是當時歐洲數一數二的。國家美術館還藏有重要的手工藝品，如陶器、金器、家具以及玻璃、玉、漆制品。

　　喜仁龍

　　1959年，東亞博物館和國家美術館的東亞藏品合並。兩大館藏互相補充，共同展現了中國藝術和手工藝品從史前時代到當代的發展。1963年，博物館搬遷至一座18世紀的漂亮的大樓。新址位於船島，比鄰國家美術館和皇宮。

　　自1959年起，東亞博物館接受了許多重要的捐贈，捐助主要來自收藏家以及兩個資助機構，即中國委員會和博物館友好協會。最重要的捐贈人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他把畢生的中國藝術收藏共計2000件文物傾囊相贈。

　　在東亞博物館的藏品中，只有5%由瑞典政府提供的資金獲得。　　

　　沈河西/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