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童年總是因父親的工作變動而不斷地更換地方，從康涅狄格搬遷到加拿大，再到歐洲，簡直可以用居無定所來形容。可在諾斯的印象裏，居住地換了又換並沒影響其受教育的機會。
概括起來說，諾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曆史上的經濟增長;第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諾斯重新論證了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為經濟學家的諾斯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內容——制度，作為內生變量運用到經濟研究中去，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量，極大地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11月25日，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傳來噩耗，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逝世，享年95歲。作為一名經濟曆史學家，諾斯對經濟和經濟制度，以及制度對長期經濟表現的影響作了深入研究。因為重新發現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諾斯的新經濟史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使其在經濟學界聲譽鵲起，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並因此獲得了199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期《舊聞》關注這位傳奇經濟學家是如何一步步改寫經濟史的。
早年經曆豐富
“我出生在美國馬薩諸薩州劍橋市，這裏是兩所世界著名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所在地，我出生在那裏並不是因為我的家族是書香門第，而是因為1920年11月5日我出生時父親正好在醫院附近的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當經理。”這是道格拉斯·諾斯在自傳中對自己的一段介紹。他的童年總是因父親的工作變動而不斷地更換地方，從康涅狄格搬遷到加拿大，再到歐洲，簡直可以用居無定所來形容。可在諾斯的印象裏，居住地換了又換並沒影響其受教育的機會。
因為母親的教育觀念使然，1929年至1930年，諾斯在瑞士洛桑公立學校上學，之後其小學和中學是在渥太華度過，1933年才遷回美國，並在康涅狄格州接受了高等教育。“當我來到這裏，我對攝影專業產生了極深厚的興趣，我人生早期最值得關注的國際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四等獎和七等獎都是在高中時期獲得的。”諾斯在自傳裏寫道。
諾斯能成為舉世聞名的經濟學家，與其家族的關系並不大。“其實，我們家族並不是書香門第，父親還沒有高中畢業就開始養家糊口了，我也不確定媽媽是否完成過高中學業。然而，母親卻是位思想活躍、對任何事物都充滿好奇心的兼具智慧的女性，她在我的教育和成長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叔叔和嬸嬸也讓我對音樂產生了興趣，他們也算是對我一生影響較大的人。”這是諾斯對自身成長背景的一段概括。
進入大學，父親成了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在西海岸的主管，於是諾斯全家搬到了舊金山，因為不想離家太遠，諾斯最終決定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學院讀本科。“到了那裏之後，我的人生算是徹底改變了，因為我徹底被馬克思主義征服，並參與了學校很多的社團活動。我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到1941年6月22日，當希特勒入侵蘇聯時，我發現自己突然變成了孤獨的尋求和平的人士，很多原先相信共產主義的人都轉而去支持戰爭。”事實證明，這段時期的學習和認知使得諾斯對經濟學曆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加州大學讀本科階段，諾斯最多算是個中等生，平均成績比“C”級稍好些，他選修的主要課程方向是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諾斯也曾想過去讀法律學校，但是戰爭開始後，他非常抵制戰爭，於是畢業後就加入了商船。不過，諾斯在海上逗留的時間不長，只是跟著船長學會了航海技術，從舊金山到澳大利亞的航線使得他非常著迷並多次往返，後來還到了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等前線。而所有這些經曆，為他以後的研究提供了技術素材。
在諾斯看來，戰爭給予他最多的是學習時間，在那三年裏，諾斯不斷地閱讀，這為他之後成為經濟學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了二戰的最後一年，諾斯在加州一所海事學校教授軍官們航海知識。那段時間，他又愛上了攝影，在到底要當一名攝影師和經濟學家問題上也糾結了很久。
1941年夏天，諾斯認識了多蘿西·蘭格，她是農場安全管理局的一名攝像師，專門為移民和遊客拍照，多蘿西勸說諾斯成為一名攝影師，但是多蘿西的丈夫保羅·泰勒是加州大學經濟系的教授，他也多次勸說諾斯成為經濟學家。於是，在這對夫妻的影響下，諾斯最終成為了一名經濟學家。
“重新回到校園時，我想清楚了自己人生的追求就是要讓社會變得更好。為此，我要弄明白經濟到底如何運行，為什么有時順利有時失敗。我相信一旦我們理解經濟長期運行的規律，就可以更好地提高增長的表現，我們完全可以改變經濟的表現。在以後的路上，我從未忘記這一初衷。”在決定成為一名經濟學家後，諾斯時刻銘記這一最初的選擇。
在諾斯成為經濟學家的過程中，按照他的回憶，對他影響最深遠的一些經濟學教授是羅伯特·布雷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裏歐·羅根，還有一位是弗蘭克·奈特的弟弟，這些人對諾斯了解經濟學理論和背景知識方面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改寫經濟史研究框架
1944年諾斯結婚，與第一任妻子育有三子，之後，他的第一任妻子成為華盛頓州的政治家。1950年開始，諾斯進入華盛頓大學教授經濟學，1956年至1957年，諾斯還在國家統計局工作過，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將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美國經濟方面，在華盛頓大學從事經濟學教育30多年期間，也是他學術生涯最輝煌的時刻。
在其早期對遠洋運輸和美國國際收支所做的研究中，諾斯與福格爾所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並駕齊驅，將新古典生產理論與經濟史中所發現的數據結合起來，這種新的方法推動經濟史的研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段時間，諾斯的主要著作是《美國從1790年至1860年的經濟增長》、《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等。
對後世來說，諾斯的偉大在於他重新改寫了經濟史的研究框架。他通過在經濟史研究中引入制度因素和意識形態，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從東西方的曆史變遷中，提煉出具有普遍價值的經濟規律和曆史特征。而有了他的理論，經濟學家們不再僅僅盯住一件件零散的曆史事件，或者瑣碎的經濟數據。
作為新經濟史理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諾斯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是解釋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他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將新古典經濟學中作為外生變量的制度看做內生變量，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量，極大地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在諾斯研究完美國經濟史後，他並不滿足於此。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他又將關注度放在了歐洲經濟史問題上。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毅然前往日內瓦，在那裏工作了一年。
此時，諾斯又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產權理論，分析西方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系、產權制度與經濟發展的互動趨勢、經濟發展對制度的內在要求。諾斯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制度變革與美國經濟績效》。
在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界關於經濟增長的惟一解釋是：技術創新是人類經濟增長的關鍵，理論界也一直把近代的產業革命看作歐洲經濟增長的原點。而諾斯用制度變遷理論解釋“窮國為什么窮，富國為什么富”這個古今中外長盛不衰的話題。
他在《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中認為，雖然1600至1850年間海洋運輸技術沒有多大的發展，但由於對海盜行賄，或者提供護航服務，海洋運輸變得安全可靠，從而使得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諾斯因此認為，在技術沒有發生變化的情形下，通過制度創新或變遷也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和實現經濟增長。
1973年，諾斯與羅伯特·托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種新經濟史》出版，這是他的制度變遷理論形成完整體系的裏程碑著作。在這部著作中，諾斯指出，市場是一種經濟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於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確立了財產所有權，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按照這個邏輯，英國之所以爆發工業革命，就是有了制度的必然性。
早在工業革命爆發之前，英國無論在現代財政制度、產權制度、專利制度還是金融制度層面都已經為“工業革命”的爆發掃除著種種的障礙。無論是1215年限制王權的《大憲章》，還是1624年出現的人類最早的專利制度，包括1694年全球第一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以及1773年成立的倫敦證券交易所。這些保護技術產權，並且能夠為技術的發展提供金融環境的制度都出現在英國。
諾斯認為，社會需要技術進步是一回事，人們是否願意投身於技術創新以及由此決定的技術進步率是否加速則是另一回事。諾斯異常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對經濟增長的見解，這就是：“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地發生。”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而他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才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諾斯開始總結他30多年研究經濟史的經驗，從中提煉出一些對經濟學尤其是對新制度經濟學有重要貢獻的理論。在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績效與經濟增長》。
終於，在1993年，諾斯獲得了諾獎，此時，他已經進入晚年。而同一年與諾斯一起獲獎的是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福格爾，他是一位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引入現代數學工具，開創計量曆史學門派的經濟學家。諾斯與福格爾的同年獲獎，顯然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諾斯的獲獎並不是源於其對於制度經濟學的很多開創性的研究，比如交易成本、產權、路徑依賴等，而是源於他把一種制度研究的視角，引入了現代經濟史的研究之中。
三大基石支撐理論
概括起來說，諾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曆史上的經濟增長;第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諾斯重新論證了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為經濟學家的諾斯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內容——制度，作為內生變量運用到經濟研究中去，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量，極大地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在諾斯之前，經濟學家往往把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視為現代經濟學的起源，然而，他們卻選擇性地遺忘了斯密所堅持的曆史歸納與演繹的分析方法。在《國富論》中，斯密用了相當長的篇幅介紹英國的貨幣制度與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並從中抽象出自己的財政思想與自由放任觀點。後來，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同樣擁有大段的對於英國的工人階段現狀的介紹與分析。
在經濟學誕生的最初百年之內，經濟學家們往往通過對於真實的經濟史實的分析、歸納、提煉出自己的經濟觀點。然而，伴隨著現代數學方法在經濟研究中的廣泛應用，曆史研究已經被純粹的數學分析所代替。經濟學家們更傾向於通過邏輯性的數理分析，構建經濟計量模型，從海量的統計數據中抽象出經濟結論。經濟學家們不再關注於一個經濟系統整體的經濟表現和曆史演進，而選擇把研究視角落在更為微觀的經濟數據之中，希望通過類似於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構建起現代經濟體系大廈。然而，由於不完全理性與信息不完全的存在，經濟物理學研究方法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
上世紀末以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生物演化的思想引入經濟研究，從而開創了演化經濟學派。它們強調經濟系統的複雜性，關注於新奇的產生，突出時間的演進和制度的變遷，在研究視角上與諾斯存在著極大的相似之處。然而演化經濟學突出於自然選擇的隨機性和多樣性，而諾斯則更多地關注人類意識在制度選擇中的作用，通過引入心理學的相關思想，強調制度變遷的自然性和曆史的必然性的統一，顯然在分析視角上，更具說服力。
諾斯制度變遷理論主要由三大基石支撐：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點放在制度理論上，這一理論的基石是：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的變化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
諾斯在闡明上述分析框架的過程中，始終以成本和收益為分析工具，論證產權結構選擇的合理性、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這種分析使得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具有巨大的說服力。
產權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一大理論支柱。諾斯認為有效率的產權對經濟增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提到“增長比停滯或蕭條更為罕見這一事實表明，‘有效率’的產權在曆史中並不常見”。很顯然，經濟能否增長往往受到有無效率的產權的影響。有效率的產權之所以對經濟增長起著促進的作用，因為一方面產權的基本功能與資源配置的效率相關，另一方面有效率的產權使經濟系統具有激勵機制。
國家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二大理論支柱。諾斯對國家的看法集中體現在所謂的“諾斯悖論”中：“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諾斯認為國家作為“經濟人”，其統治收入來源有二：一是歧視性地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從而使其租金最大化。二是努力降低社會的各個經濟單位之間的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統治者的稅收增加。
事實上，這兩個目的必然是沖突的。第一個目的實質上指國家企圖確立一套基本規則，以保證統治者收入最大化。國家為使自己的“壟斷租金”最大化，並不關心交易費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創新，從而會阻礙經濟的增長。第二個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會產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產權以推動經濟增長。
基於上述兩個目的的沖突，諾斯認為：國家在競爭約束與交易約束下，必定會界定一套有利於統治集團而無效率的產權結構——換句話說，出於統治的需要，一種經濟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卻可能是合理的。諾斯認為美國就曾經有過這樣的例子：“我們故意建立起一個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個效率很高但想幹壞事的政府的危害。”
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的第三大理論支柱。諾斯認為只有意識形態理論才能說明如何克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如“搭便車”現象，才能進一步解釋制度的變遷。諾斯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方式，這種方式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使人的經濟行為受一定的習慣、准則和行為規范等的協調而更加公正、合理並且符合公正的評價。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領域的旗幟性人物。諾斯把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拉回人們的視野，並且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來討論制度及其演變，這是開拓性的工作，改變了長期以來制度不在經濟分析范圍之內的傳統，因而他贏得了西方思想界、學術界的尊重。
認識和見過諾斯的人都有這樣一種印象：他是一位性格開朗的老人，你如果在他面前跟他講話，會發現他有很多讓你驚訝的一些語言，還有讓你驚訝的一些動作。他像一個孩子，非常單純。他又非常幽默，好像從來沒有過煩惱，講起新制度經濟學，講起他對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他會滔滔不絕。這樣一種對人生樂觀的態度正是諾斯長壽的原因之一。2015年11月23日去世時，諾斯已經95歲高壽。
思想影響中國
諾斯讓大多數人記憶猶新的是他重新讓人們注意到好制度在解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蘇聯的興衰為諾斯的經濟變遷理論提供了最佳樣本。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信念體系成為蘇聯建立的思想源泉，而一戰的經濟負擔則為突然的制度變遷提供了絕佳的機遇。蘇聯的成長曆程之中，對於社會主義內涵的討論進一步豐富和複雜了制度體系，而經濟的成功與失敗則為糾正這種信念體系進行了持續的嘗試。到了上世紀90年代，蘇聯陷入長期的生產衰退之後，蘇聯的制度矩陣的適應性效率已經嚴重偏離其信念體系，從而引起對於適應失靈的矯正，當原有的制度變革不再有效時，劇烈的制度變遷自然就形成了。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不僅可用於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同樣也可以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的崛起和經濟奇跡。按照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過去30多年中國的高增長無疑是因為制度變遷導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出現，從聯產承包，到自發成長起來的鄉鎮企業，從公司制度的引進到現代企業產權制度的建立，以及在金融、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的變遷，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
諾斯的思想還影響了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家。無論是老一代經濟學家，還是新生代經濟學家，無論在什么層面上，過去二十年裏大家都深受諾斯新制度經濟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中國經濟改革進入到一個新階段的時候，很多領域面臨制度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資產管理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都涉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產權制度。而諾斯通過他的新制度經濟學影響了至少兩代中國的經濟學家，換句話說，諾斯和他的新制度經濟學間接地為中國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經濟改革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