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昨日清晨發布官方聲明,1993年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North)於當地時間23日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5歲。消息傳來,震驚中外經濟學界。諾斯也是繼2013年9月辭世的1991年諾獎得主科斯之後,又一位隕落的新制度經濟學大师。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諾斯建立的制度變遷理論對中國經濟學有着深遠的影響。他用產權理論重新詮釋了歷史上的經濟增長,認為一個有效的私有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有學者認為,他的產權理論是中國引入的最重要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之一,極大開拓了中國經濟學界的視野,從而間接影響了中國的改革。直到今天,諾斯的理論對中國繼續改革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香港商報記者李穎 朱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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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經濟關系密切
諾斯的主要貢獻是新經濟史,他開創性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他與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一起,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奠基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向本報表示:「諾斯是杰出的經濟史學家,他的理論着作主要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研究經濟的演變。諾斯是繼約翰羅吉斯康芒斯之後的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他從上世紀60年代起把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問題重新提出來,主要基於對歐洲和美國經濟史的量化研究,堅持強調制度的重要性。諾斯本身是史學家,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也有很深的造詣,他注意到當時大多數經濟學家一般都不去關心或考慮制度問題。自他之後,經濟史的量化研究工作慢慢成為一個學潮,外界重新撿起關於制度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脈絡。」
好制度更利經濟發展
量化經濟史的研究特別強調制度的重要性,諾斯的研究發現歐洲和北美制度有好有壞,好的制度導致經濟的發展,壞的制度阻礙經濟的發展。諾斯反覆強調這個論點寫了很多書探討了很多歷史問題,重點闡明了最佳的制度以及制度如何產生等問題。正因重新發現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諾斯的新經濟史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使其在經濟學界聲譽雀起,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並因此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分享了1993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諾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二是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諾斯重新論證了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的作用。三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諾斯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內容——制度,作為內生變量運用到經濟研究中去。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量,極大的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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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影響中國學界
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對中國經濟學界有着深遠的影響。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傳入中國,迅速成為主流。
「2000年以前差不多有十來年的時間,在中國任何一個場合任何一個學術活動上,談中國問題,談改革,必然談到新制度經濟學,好像經濟學只有一個門類,就是新制度經濟學。」張軍如是描述諾斯理論在當時中國學界掀起的熱潮。
開拓中國經濟學家視野
諾斯曾多次來華考察,與中國經濟學界有着深厚的淵源。諾斯曾於2002年曾到復旦大學做過演講,張軍由此和他有過交流和接觸。他認為,經濟史學家看問題的角度多從歷史的角度,諾斯頭腦多是歐美的歷史,那時對中國的影響很多,能開闊經濟學家的視野。在張軍看來,中國經濟學家對斯諾感興趣的原因在於,諾斯的理論能給中國带來啟發,為中國的制度改革提供一些線索和帮助,所以他的很多文獻和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介紹進來,在其理論傳入中國之後十多年時間里,諾斯的着作和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獻成為中國經濟學界每個人案頭上的必讀書。「倒不是說他的着作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有多大的直接影響,而是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學家,因此中國的經濟學家談到中國改革問題時,心中多多少少會有諾斯新制度經濟學派理論的基礎。這些經濟學家認同這個制度的重要性。」張軍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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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產權經增關鍵
對中國經濟學界來說,諾斯最有價值之處莫過於他用產權理論重新詮釋了歷史上的經濟增長,認為一個有效的私有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中歐陸家嘴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看來,諾斯的產權理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引入的最重要的西方經濟理論,並間接推動了中國改革進程。
在劉勝軍看來,諾斯的產權理論可以說很好地解釋了李約瑟之謎。
明確產權激發生產力
正如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所提到:西方超過中國、印度等東方文明古國,並非是由於技術進步,真正的動力是產權保護,特別是對企業產權、知識產權以及繼承權的保護,由此創造了西方文明。他認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興起,其根本原因不是技術進步,而是能夠激勵技術進步的制度框架,尤其是關於產權的制度框架。
劉勝軍認為,產權理論主要解決了一個激勵的問題,中國農村改革肇始於安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就是解決了農民的激勵問題,從而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中國的國企改革最初實行承包制,也是重在解決激勵問題。
產權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一大理論支柱。諾斯認為有效率的產權對經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劉勝軍亦表示,國企改革已進入到制度層面,但時至今日,改革症結是仍然沒有解決好產權問題,國企的產權看起來是全民的,卻並不屬於全民所有,國企高管拿着天價高薪,是一種不公平的分配。而近期推出的國企高管薪酬改革,看似解決了高管薪酬過高的問題,但實際上是一種倒退。高管的薪酬降低了,但可能會引起更多的權力尋租。惟有清晰的產權界定,才能破除國企改革的瓶頸。
國企產權明晰重要
張軍亦表示,國企改革總體上也要往解決經營的激勵問題上走,改革的目的首先是確保這個國企是要有企業家精神,或者說由企業家而不是官員來經營企業。二是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晰責權利的問題。另一方面,國企比較復雜,產權的明晰上依然有各個方面的分歧。諾斯曾說過:「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如果國家能夠界定一套產權,提供一個經濟地使用資源的框架,它就能促進全社會福利增加,這就是國家契約論;如果國家界定一套產權,僅使權力集團的收益最大化,會造成人為的經濟衰退,這就是國家掠奪論。劉勝軍認為,這給中國的深化改革带來巨大的啟示。現時中國產權問題仍未解決,一是國企產權不清晰,二是農村私有土地產權不清晰,包括城市房產僅70年產權。一個清晰的產權制度是釋放社會整體活力的根本保障。
張軍指出,諾斯提到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保護。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創新和創業,產權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護是經濟持久增長的源泉。如果產權保護不好,就沒有人創業,沒有人搞技術的革新。
可以說,斯諾的產權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經濟學界而間接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進程。改革開放後,從公共產權主導逐步向私人產權過度的過程,中國經濟才能有很好的增長,只有在這個過程當中,人們才願意在中國辦企業、去創業、做科研,發明專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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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中國陷路徑依賴
諾斯對中國二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深感興趣,並多次來華進行考察研究。他說,中國經濟改革是通過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斷進行漸進式的經濟變革,比如通過聯產承包、鄉鎮企業就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1995年,諾斯獲諾獎兩年之後到訪中國,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儀式上發表演講。現場嘉賓吳敬鏈在評論時,把諾斯的「路徑依賴」與中國改革聯系起來,指出中國改革同樣存在「路徑依賴」的危險。諾斯曾警告說,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了。
中國改革經歷了從計划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其間歷時近四十年,改革仍是進行時。在評論人士馬國川看來,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是破解「中國改革之謎」的一把鑰匙。如今20多年過去,回望中國改革的艱難歷程,不由人不佩服諾斯理論的強大穿透力。
需有效解決交易問題
對於中國面臨的問題,諾斯本人於2002年在上海也提出過自己的見解。諾斯認為,必須設計一種制度來規范參與者,讓他們明確自己的收益是什麽,使他們趨於選擇合作而不是欺詐。對於一個轉型的經濟來說,將來肯定要面臨的更根本的問題是,如何使政治體制的變革能以較低的成本來保證個人契約的有效實施。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我認為你們還沒有真正解決好個人之間的更有效的交易的問題。」諾斯說。
諾斯還說,在中國,官商腐敗的盛行表明了「路徑依賴」的問題需要引起當局足夠的注意,即不能將進一步的經濟發展陷入到一個腐敗化的格局。
諾斯於2007年7月9日來中國考察時說,中國是一個開創性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沒有什麽模式可以模仿,其間克服了很多困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經濟改革的某些經驗對西方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挑戰。
他認為,從個人交易到非個人交易轉化,要制定清晰的規則。現在的問題是有的法規已經存在,但並未認真實行。因此,有必要破解市場經濟的阻力,以減輕交易成本。
諾斯指出,市場競爭促進經濟發展,雖然在競爭中有輸有贏,但終究是很好的分配資源的辦法,要朝着公開公平的方向努力。
愛好廣泛生活多彩
在朋友眼中,諾斯的天賦是如此廣大。他曾擔任多國總統和國王的顧問。
他曾航行船舶橫跨太平洋,一邊駕駛自己的飛機,一邊享受美食美酒音樂。他酷愛大自然,素喜農夫生活,經營農場,寫過大量關於美食和美酒的文章,還曾作為攝影师獲得多次國家級獎項。
這位卓越的經濟學家並不是埋頭研究,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還是極有才氣、人生精彩的「大牛」。這位爹媽高中都沒畢業、拋棄哈佛錄取跑去西海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多年經濟學研究全美排名第一)就讀,本科成績平均為C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生充滿傳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