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陆挺，特许金融分析师（CFA），2015年5月加入华泰证券，担任研究部和机构销售交易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此前担任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和董事总经理。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任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局和世界银行研究部谘询员。2006年加入美林全球宏观研究部，2010和2011年被彭博通讯社评为预测最准确的中国经济学家。2012年《证券市场周刊》「远见盃」中国宏观经济年度和季度预测双冠军。2013年《亚洲货币》杂志经济学家排名中名列第一。2013至2015年连续三年蝉联《机构投资者》亚洲区和中国区经济学家排名第一。2014年和2015年《机构投资者》亚洲区评比中，其领衔的中国研究团队排名第一。陆挺也担任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和北京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供给端改革释增长新空间
在11月9日李克强总理与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名列其中。近日陆挺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成为本报「首席专访」系列的首位经济学家。他就中国宏观经济的诸多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解读，并表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於改革的深度、转型的力度和创新的广度。香港商报记者李颖
发展更注重品质
香港商报：近日习近平主席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不能低於6.5%，以完成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这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目标首次低於7%以下，对此您有何评价？
陆挺：政府未来设定GDP增长目标，更适合设定为一个区间，一是更具弹性，二是可以模糊对GDP高增长率的诉求，有利於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进而减少对宏观调控效力的不必要干扰。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於不要盲目追求高增长，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品质；专注於改革的深度、转型的力度、创新的广度。
香港商报：在传统三架马车中，投资拉动模式的边际效益已明显偏低，出口受制於外需难有大幅上升空间，那麽消费能否撑起新一轮增长？
陆挺：中国的消费转型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一，目前78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已经具备了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的基础；其二，多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为消费升级与转型提供了基础，也为电子商务提供了基础；其三，中国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未来农村的消费升级空间巨大；其四，互联网在中国蓬勃发展，人们的资讯交流方式和消费行为模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网上销售正在逐渐部分取代线下销售；其五，中国向着「哑铃型」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也将带给中国不一样的消费特徵与机会。
香港商报：最近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显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您能否分析下这一思路的内在逻辑？
陆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本积累处於下降趋势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主要靠提升生产率来驱动。未来中国经济要提高生产率，不仅仅是需要在需求端给予支援，也需要把供给端的改革提到更高的层次上来。如习总书记近期指出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品质和效率。」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就需要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需要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更着重於方向转变（市场化，开放），和厘清政府角色（转变职能、司法独立、权力约束）以及内部矛盾的解决（创新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国防军队等）。这样，才更有助於提高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十年后经济增速降至4%
香港商报：相比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真实的实体状况似乎更为悲观。您曾经表示，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可能会变得和较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增长水平维持在4%、5%之间，甚至接近4%的水平。现在您是否仍维持这样的看法？
陆挺：由於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储蓄率下降，资本积累速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速的贡献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处於下降的过程中。目前经济增速与潜在经济增速基本吻合，就业压力不大。
但是，目前微观层面活力不足是事实。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严重；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尚不足8%。目前，企业的融资成本仍然偏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仍然较少，企业税负仍然偏重。
随着未来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成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中枢要下台阶。也就是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向7%到8%的增速过渡，再逐渐向4%至5%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靠拢。不过，这是一个跨度在10年，甚至更长的过程。对於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的布局、传统制造业的升级、面向消费的硬件生态圈的建立、高端装备业的出口、环保产业、新兴电子产业、整个物流领域的升级和效率提升都是方向。另外，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边际递减，但「人才红利」才刚刚开始。中国过去近20年的大学教育普招已经为未来「人才红利」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有此底蕴。
币策适度宽松是基调
香港商报：近一段时间，市场对通缩的担忧加大，您认为未来会发生严重通缩吗？对於现时中央货币政策，市场上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实体下滑，需要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另一种认为产能过剩、创新不足的僵尸企业需要出清，因此不宜过多放水。对此您怎麽看？
陆挺：从现在的CPI数据来看，并没有充分证据说明中国总需求小於总供给，1.6%左右的核心CPI涨幅也说明中国目前的总需求扩张速度比较适度，中国不存在严重的总需求萎缩徵兆。从就业情况来看，2015年1月至9月份中国调查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1%至5.2%之间，并没有大幅攀升的迹象。未来1年到2年，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货币供给宽松和总供给增速不断趋缓，将会保证中国的物价水平维持稳定增长，发生严重通缩的可能性较小。
放松银根、刺激经济本在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润滑经济链条以刺激短期需求。中国经济从上一轮大规模刺激之后，逐渐走上了资本回报率下行之路，自2012年开始，经济面临严重的去产能、去杠杆的压力，行至今日，中国的周期性行业去产能去杠杆的压力远未释放完毕，过剩产能出清仍处於攻坚阶段。因此目前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的政策於需求端无益，更无助於如钢铁水泥等产出销路。同时，受到银行惜贷和国企财政软约束的制约，降息降准在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上也相对有限。因此在经济转型期总需求和总供给调控不再等价，未来宏观调控会更注重总供给调控，即各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手段。效率提升即是要求过剩部门的出清乃至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应对转轨期经济下行的唯一破题之策，过度放水适得其反。
但适度的宽松政策仍为必需，用以防范由过剩部门剧烈调整导致的萧条风险，尤其是债务问题和就业问题，这是宏观调控的两条底线。同时在美国加息周期的大背景下，我们也需降息降准来对冲输入性通缩和资本外流引发流动性收紧的问题。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通过局部性减税政策，扩大微观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盈利空间进而增加投资意愿。同时，在公共财政支出上，也应增加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社会稳定的底线，同时改善民生。
国企市场化改革是方向
香港商报：近期有关国企改革的系列文件出台，这透露出怎样的国企改革新思路？这会给民营资本带来哪些机会？
陆挺：这系列文件透露出以下国企改革思路：第一，对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分类考核，对於不同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不同的定位，差别化管理；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第三，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向「管资本」转变，给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提高国有企业活力；第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管理更加市场化、科学化；第五，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新一轮国企改革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地位，有利於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影响力。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以下机会：通过参股国有企业，进入一些以前不能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一些领域将向民营资本放开，民营资本可以涉足的行业更加全面，比如，国有企业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符合产业政策、有利於转型升级的项目。
应整合金融监管体系
香港商报：今年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多事之秋。从牛市的破灭，到股灾后国家队重金救市，又上演救市无间道的闹剧，进而引发金融及资本市场反腐行动。系列事件的发生，对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带来哪些启示？
陆挺：首先，市场参与者应有更理性的价值取向，本轮牛市背后反映了市场的非理性情绪。
系列事件也引发对两融业务的反思。两融是牛市的重要助推器，而股灾的导火索也源於对场外配资的清查。政府需对高杠杆资金的体量和动向做到心中有数，建立起完备的资金面监测体系很重要。
加强对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的监管。此前股指期货具有做空成本很低、可以裸空、T+0交易机制等特徵，等於变相鼓励做空投机行为。非常时期非常做法，监管层此后采取限制交易手数、提高交易手续费率、修改T+0为T+1等极度严格的措施。
证金入市救场，类「平准基金」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要警惕「内鬼」和市场投机者跟随国家队行为套利，后续救市资金的退出机制也值得研究。参考海外经验，人行的主要作用不应是过度的逆势操作，而应该以熨平市场波动为主。近期查处一系列借证金入市之机为己谋私的贪腐行为，这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整合现有监管体系，建立跨部门监管机构，统一协调各方行为似乎应被提上日程。国外成熟市场都有类似的金融稳定机制，比如欧洲的永久性稳定机制ESM、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授权建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英国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都是在经历了2008年至2011年次贷和欧债危机以后才做出的调整。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应囊括财政、货币、证券、保险、期货、银行等各个体系的关键人物，以方便整合资源，统筹运作。
人币不可能大幅贬值
香港商报：8.11汇改以后，市场对於人民币会否持续贬值的判断不一，对此您持什麽看法？
陆挺：8.11汇改之后，我们判断短期汇率大致企稳，长期汇率会温和贬值但不会大幅度贬值。短期来看，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的压力仍在，但是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和央行外汇储备的下降趋势已经减缓。人民币持续贬值的预期回落，汇率在未来两个月大致企稳。根据IMF现有消息推断，人民币有很大概率将於今年末获准纳入SDR。人民币获准纳入SDR或进一步减轻资本外流压力。
长期来看，人民币不具有大幅度贬值的基础。据我们测算，人民币兑美元均衡汇率大致在6.6到6.7。预计由基本面推动，2016年人民币汇率温和贬值，但是决策层可能不会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决策层仍有足够规模的外汇储备进行外汇干预，同时人民币更加灵活的汇率浮动压缩了投机性的贬值预期。决策层将继续在管理悲观的人民币市场情绪和确保人民币有效汇率不被美元升值大幅拉高之间做出权衡。
尽快打通两地资本市场
香港商报：在金融开放方面，继沪港通之后深港通已多次延后，香港方面表示只待中央指示，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就会推出。您如何评价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实现互联互通的意义？目前还存在哪些障碍？
陆挺：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应该站在金融市场深化改革、资本市场开放的高度来看待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有意义尝试，也是中国资本开放的「试金石」，通过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有利於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互联互通有利於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障碍：中国金融市场还比较年轻，法律制度、监管规则、应对包括大规模资本流动在内的金融危机的经验等很多方面还存在不足，对於资本开放还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互联互通应该逐步的开展，不能一蹴而就。
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香港商报：改革与创新仍是「十三五」的两大主题。您认为中国要在哪些方面深化改革，以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实现全面创新又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
陆挺：「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旨在强调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深化改革推进，会在某些重要领域释放出新的活力，提高生产率：随着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入，行业准入「玻璃门」被逐个打破后将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引发的地方增长新活力也值得期待；生态环境保护已上升为基本国策，未来环保产业发展势必加快，也将形成新的技术性突破与产业空间。
在制度安排方面，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意味着金融、土地流转、垄断领域、国有企业等全方位市场化改革。
其次，建立科学的财税体制。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最后，要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