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圳直轄與粵港深度融合發展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黃揚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區正式成立。作為內地首個經濟特區、國家計劃單列城市，深圳毗鄰香港，肩負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重要使命，承擔著支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大責任。值此特區建立35周年之際，為前瞻深圳下一輪改革與發展及其對香港的意義與作用，本刊日前專訪了提出“深圳直轄”動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全球商報聯盟執行主席、環球商報集團社長黃揚略先生。
東方財經：經過30年的發展，深圳與香港的經濟規模已不相上下。根據有關統計推算：深圳今年的經濟規模將超越香港。您如何看待其中的態勢與意義？
黃揚略：深圳的發展速度和競爭力的確驚人，所以如果港深強強攜手、加快融合，共建合作區、打造雙子城，完全有可能在10至15年內建成亞洲最具活力與競爭力的世界級大都會。從某種程度上講，港深合作區建設是“一國兩制”政策能量在空間上的放大，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逐步收獲的紅利。
更為重要的是，從政治和全域考量，在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中，港深兩地的攜手合作可以發揮獨到的作用，助推實現“一帶一路”的愿景。
東方財經：您認為港深一體化實施的切入點在哪里？
黃揚略：推進重大基礎設施的對接是當務之急。兩地應進一步完善跨境基建項目聯席會議制度，統籌規劃幷加快跨境項目的推進，幷加強發展戰略的研判。另外，前海是一個重要的落腳點。它是香港金融與服務業在廣東地區的延伸，是新時期港深合作的重要引擎。在一些高科技、高增值產業方面，前海有能力發展一些有競爭力的產業，為香港產業結構提供互補空間，有助香港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繁榮。不過，當前前海開發仍需做好兩地在制度、規則方面的銜接。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香港的青年工作，香港要在發展中解決青年問題不能光靠說教，而要為青年提供更多發展機會。前海完全可以為香港青年人提供就業機會，為香港企業家提供新的投資機會。
東方財經：2013年兩會，您提出加快香港新界東北開發，推進港深河套地區建設的提案，這在當下是否顯得更加緊迫？
黃揚略：如果說前海是香港進入內地的跳板，河套地區則可以打造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形成一個內地企業在香港的地區總部圈。在兩地土地“寸土寸金”的今天，這種盤活港深邊境土地資源存量，大膽制度創新之舉，必然會為兩地發展注入活力。
梁振英先生就任行政長官後，提出了發展新界東北的設想，這既是為解決香港發展空間的一大布局，同時也因應了港深經濟一體化和港深同城化的趨勢。
建議河套地區可以采取“境內關外”的模式，將之打造成為內地企業在香港的地區總部圈。因為香港和深圳實施不同的社會制度，在維持海關概念同時，淡化邊境的概念，河套地區可以定位為“境內關外”，是國境之內深圳海關之外的特殊協作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思考新的流通模式，進行制度創新。
概言之，港深間邊境線綿延，合作空間非常大，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通過先行先試，河套地區打造成為內地企業在港地區總部圈，一旦可行，內地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的數量將會有突破性的增長，同時可以有效地盤活港深邊境土地資源存量，也整合港深兩地的經濟利益，對兩地的深度融合起到不可估量的帶動作用，可以作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打造亞洲最具活力和最具實力的港深經濟合作圈重大突破口。
深圳直轄 利好香港
東方財經：您在全國政協會議提案中建議深圳直轄，其中主要的考量是什麼？
黃揚略：首先，深圳直轄有利於維持和支撐香港繁榮穩定。當年中央設立深圳經濟特區，幷不只是從廣東的角度考慮問題，其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支持配合做好新形勢下香港工作的重大責任，在落實“一國兩制”、促進和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繁榮中發揮重要作用。
其次，站在港深合作角度看，港深一體化建設，是深圳與香港兩地經過多輪研討、多年磨合之後未來合作的共同目標。從目前形勢和未來趨勢看，港深關系已經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伴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城市融合，港深合作需要向更高階段推進，需要向社會互動、文化交流、人員往來、兩地生活等領域不斷擴展，形成多領域、全方位的合作。
東方財經：您認為深圳直轄對香港而言是個利好？
黃揚略：是非常大的利好，還可以滿足香港方面的利益訴求。盡管現在一直提粵港合作，以及與泛珠三角區域的合作（即“9+2”），對香港都很重要，但這些都相對空泛，有點隔山打牛的味道，遠不如港深合作來得直接和有效。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日趨嚴重，缺乏一定比例的制造業，經濟結構失衡難免。與此同時，深圳經過三十多年的飛速發展，至少在經濟層面上已經具備了與香港聯手的資格。如果深圳能在行政區劃上成為直轄市，就能與香港加快連手，加強合作，實現對接，不斷提升人員、貨物、資金、服務進出的自由度，加快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
香港就能夠通過深圳與整個珠三角優勢互補，以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作為經濟腹地，為香港的高端服務業提供支撐，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就業提供穩定的支持，從而化解香港經濟結構不平衡的難題進而保持長期繁榮和穩定。同時，港深經濟一體化的區域制度安排一旦付諸實踐，也將會為包括港澳臺在內的區域經濟整合開創先例，是從自然的融合邁向制度化、組織化融合的重要轉變，有助於促進整個大中華經濟區內的經濟融合與發展。
東方財經：此舉能否有效促進港深經濟社會融合與發展一體化？
黃揚略： 從區域經濟角度考察，港深這種“雙城經濟一體化”格局世所罕見，世界上很少有兩個城市，會像深圳和香港這樣，在3000余平方公里的狹小空間內，社會制度不同但卻唇齒相依，經濟發展各有所長又極具互補性，共同演繹著令世界目的中國傳奇。
當今之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需要把建設世界級大都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以參與全球競爭，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港深各具獨特優勢，最具條件發展成為占據世界城市體系頂端、發揮強大國際影響力輻射力的世界級都會區。因此，通過深圳直轄，加快港深共建國際大都會，對於落實和發展“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保持香港回歸以來的良好發展勢頭，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特別是增強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提升凝聚力和榮譽感，最終實現人心的回歸，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東方財經：從現實可能性看，深圳是否已具備了直轄的條件？
黃揚略：無論是“一國兩制”方針成功實踐的需要，還是經濟發展的標準，深圳都有足夠條件升格為直轄市。從行政成本和區域位置來看，深圳比其他省會城市更宜改作直轄市，廣州一直是廣東省的省會，也是中國南方最重要的城市，深圳直轄不會因為重新選擇省會而造成行政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深圳市是計劃單列市，各項經濟、財務指標很容易與廣東省劃開，不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再者，深圳作為副省級城市，約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比許多地級市都要小，而深圳市目前在深莞惠三市中經濟總量最大，周邊城市劃入深圳總體規劃相對難度也不大。
深圳直轄 輻射泛珠
東方財經：深圳與鄰近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發展是否存在協同效應？
黃揚略：從產業結構上看，深圳產業配套體系完善，以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猛；東莞是以制造業為特色的新興工業城市，也是全球最大的電腦資訊制造業基地；惠州市則形成了電子和石化等支柱產業。
三市的發展水平盡管不同，但是在產業結構上存在著很大的互補性，東莞和惠州的制造業和高新基礎產業能夠對深圳乃至香港的貿易、物流以及金融服務業產生的有力支持，同時，港深發達的第三產業和極具優勢的地理位置，也能對東莞和惠州的基礎產業產生巨大的集聚效應。
■ 經過30年的發展，深圳與香港的經濟規模已不相上下。
如果把深莞惠三市所轄行政區域進行合幷，設立新的直轄市，建立大的產業集群，勢必成為一個功率強勁的引擎，對整個珠三角都可以有很大的吸納力、輻射力，加速釋放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紅利，強大的溢出效應也將使長期以來經濟較為落後的粵東地區直接長期受益，對廣東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均衡協調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華南地區新設立直轄市，將加快形成泛珠三角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新格局，與香港一起成為更好帶動泛珠地區實現持續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動機”。
深圳直轄 對接東盟
東方財經：在一路一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戰略中，深圳有否大有可為的機遇？
黃揚略：新一屆政府，把周邊外交放在空前重要的位置，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相繼訪問東南亞時提出，中國和東盟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繼往開來，在“黃金十年”的基礎上，尋求新的戰略突破，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東南亞國家因地緣接近，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建設“海絲”的大戰略將著力緩解東盟內部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加強內部協調，平衡各方訴求；加強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戰略互信，尋求解決南骸端的可行方式；搭建平臺、設立溝通機制，提供地區一體化所需要的各種條件。這個概念如果運用好、謀劃好，有可能為廣東新一輪經濟發展注入強大的新活力。
然而，華南地區直接面對南海和國家數量眾多的東盟，這里除實施“一國兩制”政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外，并無一個中央直轄市。新設立的深圳直轄市，將有效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一起，發揮改革開放試驗區經濟活躍、與東南亞地區交往密切、對外投資能力強等獨特作用，聯手成為今後十年撬動中國-東盟寬領域深層次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戰略支點。此外，在華南設立新的直轄市，還是我國加快建設海洋強國，促進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的重大舉措。
東方財經：實施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城市的戰略構想，深圳有哪些優勢？
黃揚略：首先，深圳具備特殊的地緣優勢，深圳與“海上絲綢之路”淵源極深，蛇口赤灣曾經是它的一個重埠。深圳地處亞太主航道關鍵節點，鄰近國際主要海運線，區位條件優越。特別是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大大降低了深圳的資金獲取成本、制度學習成本和信息獲得成本，在港深聯手“走出去”的過程中，可充分發揮香港在法律、金融方面的優勢。
近年來，深圳與東盟國家之間經貿合作及相互投資進入快車道，東盟成為深圳經貿往來重中之重。目前，深圳在越南、新加坡、印尼和泰國投資規模較大，主要涉及高新技術、資源開發、農業合作、商品加工、海洋經濟開發與服務行業等。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有居全國之冠的外貿地位，2013年，深圳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5374億美元，占全國的12.9%，居全國內地城市首位。同時，深圳在海港、空港、陸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走在了前面。此外，深圳金融業已成長為戰略性支柱產業，躋身國內金融“第一方陣”。基本建立起了以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為主體，其他各類金融機構幷存，結構合理、功能完備的現代金融組織體系，金融創新做得卓有成效。金融是經濟的血液，也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城市提供了保障。
社會改革試驗田
東方財經：30年前，中央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為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提供獨特的經驗；在當下我國所面臨的更為深刻而全面的改革中，深圳可擔當怎樣的使命？
黃揚略：當前，要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需要一個地區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以及經濟生態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方面全面推進，為全國取得新經驗。深莞惠合幷成立新的直轄市，既有現代化城鎮又有落後的城鄉結合部，完全可提供很豐富的實驗舞臺，對中央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加強社會管理大有好處。
深圳市直轄的真正意義不僅僅在於這個城市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還在於作為直轄市的深圳最能為中國改革開放探索經驗。比如行政體制改革，可以拿直轄後的深圳作為試點城市。雖然這種試點在深圳直轄之前也可以做，但是直轄前的深圳特區太小，典型性不夠。直轄後，深圳可以與香港合作，借鑒香港的行政管理經驗，推行相關的改革措施。
東方財經：深圳是否可能繼續成為中國下一步改革的試驗田？
黃揚略：中國經濟走到今天，一大成就是各個地方的活力被激發出來，一大束縛是各個地方的資源配置受制於行政管轄和地域界限，不能向更優化的方向順利高效移動。
今天的深圳為國家富強探索的制度成本和行政成本仍然最低，它歷史包袱輕，改革開放早，充當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急先鋒，積累了較豐富的市場經濟體制實踐經驗。在未來的改革開放中，深圳仍具有改革開放創新的機制優勢，具有探索改革開放的潛力。因此，無論是從地理位置的選擇，還是時間窗口的選擇，以深圳直轄啟動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序幕，都是最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