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由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嗇色園合辦的「1894-1920年代：歷史巨變中的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近日在饒宗頤文化館舉行。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英國、新加坡、日本的30多位學者,及鏡湖慈善會、保良局、九龍樂善堂、省躬草堂、孔聖堂、嗇色園的代表們齊聚一堂，就1894年至1920年代之間的香港經濟、政治、宗教、社會變遷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學術研討，剖析香港由南中國一隅之農漁村落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史契機及變革軌跡，重新認識這個危機與希望並存的時代，以及香港獨特的歷史價值。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1894年發生了什麼?
近日在饒宗頤文化館舉辦的「1894-1920年代：歷史巨變中的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以1894年為起點。
對香港而言，1894並不是一個好的年份。這一年的2月，由雲南傳入的鼠疫在廣州大規模爆發;5月前後，鼠疫傳入香港，至10月已導致約2500名居民喪生，成為香港開埠以來有記錄至今的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場瘟疫。
對整個中國而言，1894年更是一個悲情的年份。這一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等重大事件改寫了兩國的百年國運，隨後的辛亥革命、清廷解體、軍閥割據、日軍侵華等一切歷史皆是發端於此。
相比於中國內地諸省的動盪時局，英國殖民地政府治下的香港並無戰亂之憂，是以自1860年太平天國失敗以來便成為大批難民、商人的避難港;至1894年晚清陷入政治危局之後，更有大批奉崇傳統文化、有相當社會地位的滿清遺老舉家遠走香港;此外，辛亥革命前後的二三十年時間里，香港還收容了一撥又一撥的革命志士，後來被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先生就曾在1887年至1892年間在香港西醫書院求學。
香港史專家、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蕭國健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到，1841年，香港的人口不足5000人;至1861年，已躍升至11.9萬人;1901年，香港人口超過30萬人;1911年，香港人口計有45.7萬人。大量人口的湧入，促進了香港社會及工商業的全面大發展。
「一方面，1894年爆發的鼠疫，促成香港現代醫療體系的起步;而且，大批外來人口也帶來了多樣的神靈信仰，帶動宗教、慈善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廣州地方政府疲於應付鼠疫帶來的社會危機，放松了對香港的關注，1895年2月，興中會總部設在香港，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香港一直扮演著「革命後勤基地」的角色。總之，以1894年發生的中國歷史大變局為契機，香港經歷了一次影響深遠的巨變，研討會的議題正是聚焦於此。」蕭國健教授說。
本次論壇由嗇色園與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中心攜手舉辦。嗇色園主席黃錦財先生表示，香港黃大仙信仰即是源於1897年廣東地區和清末的歷史巨變時期，此後在香港發揚光大，有鑒於此，特別參與主辦此次研討會，並由多個學術單位協辦，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明清研究中心、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饒宗頤文化館、華南歷史學會，以期從文化、生活、經濟、政治、宗教等多個領域，探討黃大仙信仰在香港流播的大時代背景。珠海學院校長張忠柟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辭時亦強調：「這個研討會是一個不可多得、饒富意義的交流平臺，於文化、歷史、學術層面上的研究皆有裨益。」
人口激增開啟「國際都會」建設序幕
「1894-1920年代：歷史巨變中的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的一個共識是，大量人口湧入，促進了香港社會的發展。在此前提下，學者們找到了各種有趣的切入點，觀察這一特殊時代。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永生指出，福建族群自宋代以來即開始移居香港，至19世紀以前，大多以新界為落戶地，並借天後信仰維繫族群。1840年香港開埠後，即取代澳門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區域貿易的中轉站，於是，許多來自廈門、泉州、漳州、福州等地，從事與航商相關工作的移民開始湧入香港。19世紀下半葉，本港社會上已出現了若幹閩籍社團組織。1917年旅港福建商會的成立，更是福建族群在港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因為，該社團擺脫以往純粹以鄉誼凝聚人心的形式，從更高層次聯合在港閩商力量，積極參與政治和提升社會話語權，以謀求和保護在港的發展與利益。踏入20世紀20年代，隨著閩籍移民及其後代的人口增長，福建族群已成為粵人以外的主要外來人口。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危丁明博士的講題，與20世紀初黃大仙信仰在港澳社會的傳播相關。黃大仙信仰在香港生根的標誌性事件，是1915年梁仁庵道長因避匪禍奉黃大仙畫像來港設壇，及1921年在九龍創設嗇色園赤松仙館。初期，嗇色園只是私人清修場所，普濟勸善的事業也是以贈醫施藥、賑災救濟等傳統善行為主;後來，嗇色園逐步引入現代慈善組織的管理機制，所推行之社會服務涵蓋辦學、開設醫院到安老等，緊貼社會發展之需。歷經百年的傳播，黃大仙信仰已成為港人重要的傳統信俗之一。危丁明博士強調：「香港為傳統文化的保存、融匯和轉換所發揮的重要的樞紐作用，在黃大仙信俗的發展過程中，得到完整的呈現。」
人口增長，必然會促進城市的建設。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席副教授馬冠堯，就是通過香港陸上交通發展史來觀察1894年至1920年代的香港社會之變遷。他提到，開埠之前，本地的陸上代步工具只有馬或牛，至割據香港島的英國人於1842年開埠後，才啟動了城市的非軍事規劃。此後又經過幾十年的醞釀籌劃，陸續推行市政道路、興建山頂纜車、有軌電車、鋪設九廣鐵路等工程;英國在1898年租借新界後，陸上交通工程建設又擴展至九龍及新界等地。可以說，這股建設大潮奠定了今日香港各區道路網的基本格局，也揭開了香港打造「國際都會」序幕。
西風吹動新陳嬗代
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周正偉的講題是「晚晴變局對香港教育發展之影響」。他指出，開埠之初，較富裕華人家庭的子弟多以接受傳統私塾教育為主，家境窮苦的兒童則多未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但到了晚清末年，舉國上下響徹「變革圖強」的呼聲，廢科舉、興新學成為大勢所趨。在香港的華人辦學者亦轉而籌辦新式學堂，此舉得到了清廷的響應，1907年，清廷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就曾受命訪察及推動南洋各地僑教的發展，「所到各學堂均酌給獎賞，以資鼓勵。總期為朝廷多布一分膏澤，即為僑民多添一分感情」。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同樣關注海外華僑興辦的教育事業。此舉雖有利於促進香港的教育事業，但卻引起了英國殖民地政府猜疑。為了淡化青年的民族意識及防範各學校宣揚革命思想，港英政府於1913年8月訂立《26號教育法例》，要求所有香港的中文私立學校一律要在港府登記註冊，接受監督，否則即視為「非法學校」。這種幹預手段對香港教育業界的影響逐步積累，1935年時的情形在胡適的《南遊雜憶》一文中有如下呈現：「這里(香港大學)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系。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是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不太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陸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
華人社會慈善組織亦受西風影響。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侯傑以東華三院的醫療服務為例，介紹了這一變革過程。1870年初創的東華處處呈現出傳統慈善組織的色彩，如行善方式主要是贈醫施藥、賑災救難、殯葬等;拒絕接納妓女、花柳病患者，以及保留著每逢節慶都會敬拜神祗的習俗。但1894年的鼠疫過後，港英政府開始向東華增派華人西醫駐院施診，為日後大力推行西醫，埋下伏筆。1911年啟用的廣華醫院雖保留了三進式庭院，但設備卻較為西化，不僅有外科手術房、西藥房、西醫生房及多間浴房、水廁，港英政府還主動資助西醫贈醫施藥。至1929年東華東院建成，其建築已是西式風格，設有肺結核病房、產房、兒科病房、愛生房、戒煙室等專科病房。此時，西醫在東華三院的主導地位已形成，董事局亦無法力挽狂瀾。侯傑說，東華的醫療發展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國醫療慈善事業的西化進程，百餘年來，東華從一所收容臨終病人的庇護所，發展為以預防、治療疾病為理念的現代化醫院，反映著香港社會隨著時代而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