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健康狀況，是公民隱私。但就官員而言，又不僅僅是自己的事，因為這關乎黨的事業和人民福祉。一年來，因健康原因調整職務的高官還有這三位，一位是吉林副省長王化文，今年3月，他因身體原因辭去副省長職務，時隔5個月後，他以省政府黨組成員的身份再度亮相;另一位是海南原省長蔣定之。今年1月，他突然被宣布調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此後的全國“兩會”上，他透露自己“患有耳疾”。他的老搭檔，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也曾“隱晦”披露過蔣的病情，他說，定之同志在海南任職後期，克服了健康問題，繼續兢兢業業工作，取得了許多實實在在的成效。與蔣同一時期調整職務的還有寧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何學清，他也是因“身體原因”主動請辭。經過組織研究，他改任常委會黨組副書記。

王化文

蔣定之

何學清

　　官員職務調整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但因“健康原因”調整的情形以往鮮有披露。2005年初，正值壯年的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突然調任中央人才協調小組副組長，2年後與世長辭。他離任時，中組部提及“宋住院期間，盧展工曾負責省委日常工作”，但未明確表示宋因身體原因離任。而宋自己則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寫道，“各項工作理順了，我也累病了。能放心去看病了，病也重了”。

宋德福

　　天津市委原書記張立昌在病逝前10個月轉任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副組長，當時，他的書記任期還未滿。

張立昌

　　2006年，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楊傳堂調任國家民委副主任，讓外界頗感驚奇。多年後，他又出任要職交通部長，有媒體回顧他當年的“特殊調整”時披露，“楊因病魔侵襲，不得不離開雪域高原”。

楊傳堂

　　上述幾位官員級別都不低，他們因健康原因離任時，官方為何沒有像公開張蓉芳一樣通報“實情”呢?這與官員選任制度的不斷完善有關系，中辦今年印發的《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幹規定(試行)》就明確指出，幹部因健康原因，無法正常履行工作職責一年以上的，應當對其工作崗位進行調整。恢複健康後，參照原任職務層次作出安排。

　　這一規定的精神早在去年初修訂發布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就有體現，這也被視作推動官員任職信息公開透明的一個信號。有專家解讀稱，公開在職高官因健康原因而調任的信息既可以保障公眾知情權，也能保護官員聲譽，避免其受到不必要的困擾。

　　事實上，官員因健康原因職務調整時，組織部門在其任職單位的內部會議會作一個說明。這個說明並非幹巴巴的文件辭令，而是頗有人文關懷的組織“交心”，長安街知事見到過的一份說明是這么寫的，“**同志身體不太好，今年以來因病治療休養一段時期，考慮到事業長遠發展的需要和當前所承擔的繁重任務，也從關心愛護幹部的角度，經過多次醞釀以及與**同志本人溝通，最後形成了上述調整決定。”

　　在我國，公務人員一直被稱作“人民公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們以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的形象示人，起到了傳遞正能量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但他們的個人健康也因此或多或少的被社會公眾所忽略。事實上，職務越高的官員，其承受的精神壓力和工作負荷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廣東原省長黃華華在今年8月出版的詩選《山河頌》後記中記錄了離任時的心情，他寫道：“當我把辦公室收拾幹淨時，大腦中緊繃的弦終於松弛下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感湧上心頭。新的生活開始了。”言語間透露出高官在任時不為人知的緊張狀態。

　　長安街知事此前曾在《哪些高官倒在任上》一文說列舉了病逝在崗位上的官員，他們的不幸辭世讓人唏噓不已，也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官員的健康問題。隨著幹部任用制度的不斷健全，身體欠佳的官員通過職務調整得到了休整，這真正體現了對黨的事業和幹部個人負責的態度。

　　從既有的案例來看，官員因健康原因離任，多是從實職崗位調往人大政協、議事協調機構或改任虛職以發揮餘熱。即使是辭去職務，原有的行政級別和待遇也將保留。身體恢複後，也有機會複出擔任要職。這種“能上能下”的從政路徑設計，既是對個人以往奉獻的一種肯定，也為官員成長預留了相應的空間，其中的人性化考量值得點贊。

        作者：長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