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政策，如擺錘般，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五十年代，“光榮媽媽”響應號召，敞開肚皮孕育“革命戰士”。八十年代計劃生育一紙令下，國民生育權被部分剝離，“強制引產”的陰云如今仍未消散。

　　兩極之間，一些學者、專家和官員，致力于尋找平衡點。他們不斷地呼吁聲中，政策開始松動：十八屆三中全公布了“單獨二孩”政策，如今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普遍放開二孩”出爐。中國實行了36年的“一胎化”政策得以終結，他們成為這一歷史性轉折幕后的無名英雄。

　　但對這些推動者而言，還遠遠沒到該慶祝的時候。

　　梁中堂

　　“天地之大德曰生”

　　10月29日晚，《新聞聯播》的片頭曲中，梁中堂家中的電話響了起來。拿起話筒的剎那，便傳出媒體記者急切的聲音。

　　他不禁聯想起2年前的那個夜晚——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單獨二孩”政策，彼時的梁中堂握著話筒，激動地向每一位記者解讀政策意義。

　　這次，67歲的他異常平靜。這位體制內最著名的人口學專家解釋：“全面放開二孩，我之前完全預料到了。今年四五月之后，衛計委對媒體報道二胎已經不會立刻反駁了。”

　　與梁中堂同齡的劉日先生，則由衷地涌出一股“沖上街頭放鞭炮”的激動。

　　1980年代后期，劉日從河北正定縣調任無極縣主政，是引發全國關注的報告文學《無極之路》的主人公。

　　這位明星官員，始終對計生政策持不同看法。從1980年代至今，他從未間斷對基層計生的研究，并向中央領導寫信建議盡快放開二胎。

　　“時至今日，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劉日

　　劉日興奮不已的同時，遠在美國、熟睡中的易富賢，被國內記者的越洋電話喚醒。

　　他驚訝于消息公布的速度，“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3天后才公布了全會公報，宣布實施單獨二孩。”

　　他跳下床，打開電腦，在微博上寫下：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他慶幸見證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易經》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幾十年來，沒有一項政策像這次全面二孩政策一樣，能真切地改變無數家庭的命運，影響今后數十年、數百年的國運。”

　　易富賢記得，在限制生育權的時代，母親這一角色甚至被視作“負擔制造者”。“未來的人口政策，應該是尊重生命，人口是財富，讓母親有尊嚴，政府需要做的是保障生育權，也將母親視為財富創造者而不是負擔制造者。”

　　幾乎沒有交集的梁中堂、劉日和易富賢，在呼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方面有著同樣不懈的堅持，在被忽視甚至遭受攻擊時，他們從未停止吶喊。

　　易富賢

　　計劃生育元年

　　時針撥回1979年，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元年。

　　12月11日到14日，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期間，人口學界提出2000年將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為零，要達到這個目標，只能實行一胎化。

　　一片贊同聲中，梁中堂提出“刺耳”的反對。他指出五個“一胎化”可能的后果：出生率連續劇烈降低，將導致人口老化嚴重；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成為社會問題；經濟年齡結構特殊，加重社會負擔；人口年齡構成顯著變化，直接影響國民經濟；人口政策反復變化，不利于社會政治生活的穩定。

　　他仍然記得，發言結束后，會場安靜的有些怪異。但36年前被視作超前的老齡化、失獨老人等概念，如今已一一驗證。

　　彼時，“一胎化”還未寫入正式文件。1979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強調要把計劃生育工作重心轉移到“只生一個”上來。

　　隨后，“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活動迅速升級。城市工廠里的已生育婦女被統一安排結扎。婦委會、廠領導要逐個“攻堅”不肯結扎的職工，直到完成任務。

　　1982年2月，中央調整生育政策：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批準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有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對于少數民族可適當放寬，但也要提倡計劃生育。

　　在此基礎上，各地出臺了可以生育二胎的條件，其中包括夫婦二人是獨生子女的，第一個孩子有疾病或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等等。

　　然而盡管政策有所調整，從1979年到1990年代，各地城鄉執行一胎政策依舊非常嚴格。

　　“計生”，漸漸成為很多人眼中不受歡迎、卻無力抗拒的字眼。

　　當年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

　　“一人超生，全村結扎”

　　那時的劉日有些進退兩難。

　　作為縣委書記，國家的計生政策他必須執行；另一方面，通過調查研究，他了解群眾對政策的不滿。

　　“我發現，一孩化政策不符合民意，也不科學。”劉日認為，“如果允許生兩個，一兒一女的家庭滿意了，兩個兒子的家庭滿意了，兩個女孩的家庭雖然不滿意，但想到孩子將來有個伴、有個親人，也就認了。這樣的政策閾限是比較合適的。”

　　一邊要執行國家政策，一邊又保留不同意見，劉日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維系兩者之間的平衡，“我要求做計生工作的時候既要堅決貫徹執行，又要講道理，避免簡單粗暴的行為。”

　　那時，計劃生育是地方政府的頭等要務。農村的土墻上，總是刷著醒目的紅色標語：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引下來，流下來，就是不能生下來；一人超生，全村結扎；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1980年代后期，“農村家庭確有困難可申請生二胎”的政策，在各地被落實成為“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申請生育二胎”，這樣，一大批農村居民終于有了可以生二胎的機會。

　　年少時生活在湘西深山的易富賢，也隱隱地對這項國家政策產生懷疑。與人口研究結緣，卻是個偶然。

　　1999年，他前往美國攻讀藥理學博士后。他原本打算在美國當個醫生。

　　但他的思想受到很大沖擊，“以前還以為中國人喜歡生孩子，到美國后，發現華人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群體。”

　　他發現1970年代美國毒品、性解放、墮胎等社會問題，對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影響很大，而中國的計劃生育理論的直線思維存在問題。

　　2002年到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系工作后，他開始用醫學思維研究人口問題，總結各類社會經濟指標與生育率的關系，根據這些指標“診斷”生育率。

　　“不停止計劃生育，中國還在等什么？”2004年時，易富賢測算，即便中國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8到2.1之間，今后還將下降。

　　起初，易富賢的理論只能在海外網絡媒體傳播，一度遭到一邊倒地反對。2003年，易富賢涉足國內論壇，文章常被批駁。2007年，易富賢撰寫《大國空巢》，未能在大陸出版，還被稱為“異端研究者”。

　　一次，易富賢回國到南京旁聽中國人口學年會，被在場專家指責沒有資格研究人口問題，“業余速成的往往是劣質產品”。

　　“會后我向這位專家請教，他卻借口要上廁所回避。”

　　山西翼城二胎試點的人口增長率低于全國水平

　　燎原之火

　　那段時間，已有聲音指出：中國生育率已經低到將威脅社會發展的程度；而放開二胎并不會導致人口急劇增加。

　　早在30年前，梁中堂已經開始用實驗測算放開二胎帶來的實際生育率變化。

　　1984年，他以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的名義，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建議，試行有條件的二胎政策。

　　不久，山西翼城縣成為二胎試點的“人口特區”，實施晚婚晚育加有間隔限制的二胎政策：晚婚最小年齡是男25歲，女23歲，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歲生育第一胎、30周歲后可生二胎。

　　但1991年，有關部門再度強調要貫徹一胎化，除翼城外的另外13個二胎試點統統被收回了。

　　但梁中堂眼中的翼城，是可以燎原的火種。

　　1990年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總和生育率，以及2000年到2010年翼城縣人口增長率和人口年均增長率，均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和山西省平均水平。

　　同一時期，劉日正在不斷完善針對計劃生育的建議。

　　經過思考，他提出“獎一放二禁三”的策略：對只生一孩的夫婦進行獎勵；允許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二孩；嚴格禁止生育三孩。

　　劉日背負著無形的壓力。他多次把文章寄給各級領導，從縣長到中央部委，希望得到認可。

　　2007年，他終于收到時任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的回信，卻并非期待的內容：“十一五時期要保持現行生育政策的穩定”。

　　雖然如此，但信中的一段話讓劉日倍感欣慰：“您對生育政策微調的建議也是我們研究生育政策的方案之一……正在內部進行積極研究，為今后生育政策的調整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這些年，翼城也令不少前來探訪的媒體吃了一驚。和內地大多數城鎮一樣，大部分青壯年出門打工。從經濟負擔、孩子無人照料的角度出發，很多家庭放棄生育二胎。

　　為了更理性的觀察，梁中堂開始梳理中國生育政策歷史。他總結，2000年前是和“一胎政策”較勁，2000年后關注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設計問題，“這已不是一胎二胎的問題，而是老百姓生多少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政府去插手的問題。”

　　“這么多年過來，辛苦嗎？”我問。

　　梁中堂停頓了一下，“沒什么，我只是想把錯的東西糾正過來。”

　　他常常告誡自己，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么出發，因為故事還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