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入渝(中)|主導國企重組刀刀見血，上市成“吸金王”

　　2002年，重慶市與四川南充市經濟貿易合作簽字儀式，在重慶霧都賓館隆重舉行。時任四川省副省長馬開明、時任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左)出席，並代表兩市簽字。同時到會的兩市的商界、企業界代表近千人在會上簽約了70多個合作項目，共200多億。 CFP 資料

　　2001年10月，黃奇帆溯長江而上，來到中國最大的內陸城市——重慶任職。

　　此前，他已經在上海工作和學習了33年，從焦爐廠的工人、副廠長，進入上海市經委，上世紀90年代前期參與浦東開發，後來升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還擔任過市經委主任。

　　借由重慶副市長的職務，黃奇帆躋身副部級序列，並在7個月後成為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2009年11月，黃奇帆出任代理市長，次年1月去代為正。

　　重慶又名霧都。這座城市一年中幾乎有一半的日子有霧，大霧起時，江岸、山色皆隱遁其中，人們只能感覺到呼吸的濕潤和幾十米開外依稀的人影。

　　透過朦朧的霧，黃奇帆仍然摸到了重慶資本市場跳躍的脈搏。這正是他擅長的領域。

　　適應重慶的新職務後，黃奇帆的雄心便再難掩蓋。

　　2015年10月10日、11日，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赴重慶調研，對重慶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態勢、形勢、趨勢”都給予了“良好”的肯定，並提到要“梳理、總結重慶的經驗”。

　　而在徐紹史此行的調研內容——“一帶一路”、經濟結構調整及企業轉型升級中，這位63歲的重慶市長都有不少故事值得一說。

　　“重組世界”

　　2001年，黃奇帆剛接到任命，還沒到重慶時，接到了一個電話。

　　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講述，電話來自烏江電力(000975)的意向收購方，黃奇帆在電話裏要求，對方需在議定的價格上再加一筆錢。

　　上市公司重慶烏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售，讓黃奇帆感到心痛。他知道，上市公司的“殼”對於重慶的價值。

　　《決策》雜志記者楊敏曾寫道，當時有兩件事對重慶高層震動很大：

　　2002年9月，廣州凱得控股入主的烏江電力辦公地址遷往廣州，10月10日，公司名稱更名為南方科學城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證券簡稱也由“烏江電力”更名為“科學城”。

　　幾乎在同時，華亞紙業(000402)在北京金融街建設集團入主之後，公司遷至北京，公司證券簡稱也更名為“金融街”，主業也變更為房地產和物業管理。

　　重慶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從國企改制而來，加之上市公司集中分布於支柱產業和傳統產業，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市場空間也相對飽和。很多公司在上市兩三年後就出現連續虧損。

　　2002年前後，重慶板塊深陷泥淖，西南合成、渝三峽、重慶東源、渝開發、民豐農化等公司紛紛面臨退市或ST風險。此時，重慶上市公司已經有三分之一被來自外地的公司重組，這些公司的主業淡出重慶，但是債務卻在當地銀行不斷累積。

　　殼資源的旁落之痛，使得重慶市政府不得不下決心“救市”。

　　2003年上半年，在黃奇帆的推動下，重慶成立了上市公司重組領導小組和上市公司重組辦，黃奇帆擔任領導小組組長。

　　楊敏總結，黃奇帆把上海淨殼重組的模式移植到重慶，從2002年的渝開發、2003年的西南合成，到2004年的民豐農化重組、2005年解決ST重實破產危機，共性均是先債務重組後資產置換。

　　重組是黃奇帆的一種哲學。他相信，世界是可以重組的。

　　他說，這是一種世界觀，一種哲學觀，也是一種方法論。“重組引導我們擺脫困境，幫助我們抓住機遇，推動我們更好更快地發展。”

　　為了讓重組思路更清晰，黃奇帆將之形容為“龍蝦三吃”——增資擴股、債務重組、引資上市。

　　“龍蝦三吃”，對於重慶金融機構走出困境，發揮了極大作用。

　　重慶商業銀行、西南證券公司、重慶投資信托公司、三峽銀行、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在重組前，清一色的都有50%以上的不良資產。重組，讓這些機構獲得了“重生”。

　　重慶銀行的重組，是其中的突出案例。

　　黃奇帆說，重慶銀行的重組“刀刀見血”。2003年的重慶銀行，149億元的總資產背負了33.1億元的不良貸款和6.1億元的非信貸不良資產，不良資產合計達到39.2億元，不良貸款占比高達42.5%。

　　2004年年中，重慶銀行接到了銀監會的黃牌警告：再不整改即將被吊銷執照。

　　《重慶日報》記者曾立詳細撰述了重慶銀行重組的過程。

　　第一步：發行新股，擴充資本金。

　　按慣例，對困難企業應先實施債務重組，剝離不良資產，待企業財務指標改善後，第二步才是增資擴股，吸引新老股東認購新股，擴充資本金。不這樣做，有誰肯為一家前景不明的企業投入真金白銀?

　　然而在黃奇帆看來，先剝離不良資產再增資擴股，無異於先手術後輸血，看似“市場慣例”，卻有可能造成“病人”在手術中的休克甚至死亡，風險極大。

　　說服投資者出巨資認購新股，成為“一吃龍蝦”的關鍵。

　　清晰的重組思路、對重慶銀行光明前景的精心勾畫，逐漸打動了投資者。

　　3個月後，重慶銀行成功募集資本金12.14億元，資本總額從2.55億元擴充至15.16億元，資本金在國內城市商業銀行中的排位一躍成為西部第一、全國第六。

　　第二步：資產重組。

　　渝富公司在第二步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具體而言，就是將重慶銀行的部分不良資產先“搬”到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渝富公司”)這個平台上，優化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使其輕裝上陣。

　　第三步：引入戰略投資者，上市。

　　2006年10月，重慶銀行向世界各地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發出“英雄帖”。

　　“招股書”發出不久，有20多家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表達了投資意向。最終，重慶銀行將目光鎖定在定位相近、零售銀行業務突出的香港大新銀行。

　　香港大新銀行以每股2.02元的價格，購買了重慶銀行17%的股份，渝富公司也因此獲得了4億元的溢價收益。

　　故事聽起來一氣呵成，當年卻有些驚心動魄。

　　2013年11月6日，隨著香港聯交所一聲鑼響，重慶銀行成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內地城商行。此次上市集資所得淨額約38億港元，被香港媒體稱為“吸金王”。

　　“龍蝦三吃”的故事，讓重慶市政府參事王崇舉對黃奇帆又多了幾分贊許。

　　“這個案例的關鍵在於‘三吃’，就是在考慮一件事情的時候如何做到一箭三雕，甚至更多，這是一種複合型的思維能力。”

　　王崇舉向澎湃新聞分析，任何經濟行為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能夠充分地考慮利，又能夠充分地考慮弊，然後在規避經濟行為產生的弊端同時能放大利益，這就是一個好的經濟行為決策。

　　“‘龍蝦三吃’實際上就是最大限度地放大這個經濟行為的利。”王崇舉說。

　　渝富公司和重慶“八大投”

　　重慶的國資軍團組成了黃奇帆口中的“第三財政”。

　　渝富公司和重慶市政府旗下八大投融資平台(以下簡稱重慶“八大投”)，是其中的中堅，也是黃奇帆重慶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黃奇帆說，我從來都是把重慶的財政一分為三，預算內的財政“保吃飯”，包括政府機關運行經費、社會養老、醫療保障體系等;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保建設，如修路、修橋等基礎設施;第三財政就是國有資產預算。

　　渝富公司，全稱叫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就是那個吃“龍蝦”的工具。

　　曾經擔任重慶市國資委主任的崔堅講過一個“可能很多人沒聽說過”的小故事，也就是渝富公司的由來。

　　“2004年的一天晚上，黃(奇帆副)市長電話來了，叫我到他家裏去。去了以後，幾乎是沒頭沒腦地就問我一句話，國有企業改革重組該怎么搞?你說說你的想法。我當時思想准備也沒有，認識深度其實也很膚淺，我大概說了很多，包括領導班子的改革。黃市長當時給我說：請你記住，一個人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地和上天。”

　　黃奇帆之前就有了一個新思路，他向時任重慶市長王鴻舉作了彙報，並和幾個副市長作了商量，大家都支持他。

　　黃奇帆的新思路，就是要引進一個第三方力量來支撐重慶的金融和國有企業改革。

　　“然後，黃市長跟我說這個資本金怎么來，怎么運作等等，交代了很多。離開黃市長家的時候我一看表，淩晨1點。回去以後壓力很大，睡不好。迷迷糊糊中，電話又響了，我一看早上六點。黃市長跟我說，你起來了沒有?我說起來了。他說你想好沒有怎么弄?我說反正我會抓緊。他說你也不用抓緊了，我給你3天時間，你去給我找10個億的資本金，同時把這個企業給我注冊好。他說如果你完不成任務就把任務還給我，沒關系，我自己來做。”

　　“黃市長又緊接著跟我們討論，說要起什么名字，最好土一點。我想了半天，叫富渝吧，富渝比較土。黃市長說，對，就叫渝富。”

　　這就是“渝富”誕生的故事。

　　渝富公司是對所有的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民間企業債務進行重組的一個杠杆性工具。這家公司不負所望地讓重慶的金融機構“涅槃重生”，自身也得以壯大擴容。

　　2004年，渝富公司起步資金10億元，到2010年增加到了400億資本金，資產負債率在40%以內。

　　渝富公司本身，成為重慶商業銀行、西南證券、重慶實業、重慶東源、重慶普天等大型企業的控股股東，完成了國有企業數百億元各種不良資產的處置，為數十戶國有企業的破產周轉、土地置換和改革發展提供了數十億元周轉資金。

　　2015年3月末，渝富集團股權投資企業已經達到了44家。

　　在幫助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和代表政府進行戰略投資的同時，渝富公司形成了一個集證券、保險、銀行、擔保、租賃為一體的公司，金融控股呼之欲出。

　　這是黃奇帆想要的重慶“淡馬錫模式”。

　　他還多次表示，作為地方融資平台的重慶“八大投”中將有4家轉型為淡馬錫式的投資公司。

　　黃奇帆以重組的方式救活了不少國有企業，與此同時，他的重慶“八大投”逐漸承擔起為財政托底的重任。

　　2002年開始，重慶采取“五大注資”方式，即國債注資、土地儲備收益注資、存量資產注資、規費注資、稅收返還注資等，陸續組建和發展壯大了重慶“八大投”。

　　所謂重慶“八大投”，指的是分擔重慶市基礎設施等社會公共事業投資運營的八家國有企業。

　　這八個涵蓋重慶交通、水務、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設等領域的主要投融資平台，最初指的是重慶市建設投資公司、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市地產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市高等級公路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重慶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市開發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市水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經過重組、更名等變動後，如今的重慶“八大投”成了一個籠統而非具體的指代。它們由政府擁有、授權經營，是重慶基礎設施、城市建設等公共領域重大項目重要的投融資平台。

　　《重慶日報》在報道中不無誇耀地評價，在重慶，幾乎所有的民生工程，都能看到國有企業的身影。所有的路橋建設和城市配套設施均由重慶國企來全權承擔，就連西永保稅區和寸灘保稅港區的園區建設和運營，也有重慶國企的積極參與。

　　上述報道還發表了一組數據：2005至2011年，重慶國企累計上交760億元土地轉讓收益和60億元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累計向全市重大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投資超過3000億元。

　　重慶“八大投”在其中貢獻巨大。

　　渝蓉高速公路重慶段的建設算是一個典型案例。

　　渝蓉高速公路四川段采用的是BOT建設模式，由深圳一家民營企業中標;重慶段則主要由重慶高速公路集團有限公司(2009年4月由重慶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更名而來)投資建設。

　　渝蓉高速公路四川段爛尾至今，重慶段則已於2013年12月如期建成通車。有網友甚至據此認為國企建高速比私企更靠譜。

　　更為罕見的是，在擔任副市長以及市長期間，黃奇帆曾兼任重慶國資委黨委書記長達8年時間。

　　在蘇偉看來，“重慶國資委是省級國資委中最牛的，既管事又管人。”

　　“黃奇帆到國資委兼職是為防止國企的跑官賣官現象。他曾向下屬解釋，一個市級領導推薦的幹部你們扛不住，只有我扛得住。”蘇偉說。

　　強大的國有資本，意味著強政府。

　　黃奇帆面臨的爭議，有一部分來自外界對重慶經濟“國進民退”的質疑。

　　黃奇帆則解釋，“市場信號不足的領域，重慶通過國有企業先投先試。”

　　“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絕不是要搞壟斷，不肯將蛋糕分配給非公經濟，而是市場信號沒到位，非公經濟暫時又不願幹，但事情又需要幹，就只能時間換空間，政府通過平台公司舉債，把事情做起來。”黃奇帆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這樣說。

　　擅長資本運作

　　擅長資本運作的黃奇帆，即便在主管的教育領域，也要加點資本的佐料。

　　曾經擔任重慶工商大學校長的王崇舉認為，黃奇帆主管教育的時候，重慶教育行業“很幸福”，“因為這位常務副市長‘又管錢，又管人’”。

　　黃奇帆曾經在重慶工商大學教學質量評估會上承諾，擴招以後的生均投入追平到擴招前的水平。

　　要實現這一承諾，對於當時擁有3萬學生的重慶工商大學而言，就要追加近億的投入。

　　黃奇帆的辦法是，學校主體搬到新校區後，老校區的部分土地性質由原先行政劃撥的教育用地變為“綜合出讓地”。

　　“綜合出讓地的地價是行政劃撥用地的‘若幹倍’，這塊地皮從行政劃撥變為綜合出讓地以後，產權仍然屬於學校，學校就可以‘平地生錢’。”王崇舉說。

　　當時，凡是有老校區的高校基本都得到了這個政策的支持。

　　王崇舉回憶，重慶工商大學有一塊老校區的地皮，當年征地時的價格是80萬元一畝，有了這個政策，4年後學校以850萬一畝的價格出讓了這塊地，相當於一塊地10倍的收益。

　　同時，黃奇帆用他的重慶“八大投”平台，在重慶大學城集中征地建學校，“每畝地7萬元，不足的資金則用老校區高價出讓的綜合用地款來彌補。”

　　“黃市長是用自己的經濟頭腦來支持重慶教育發展的。”王崇舉評價。

　　截至2006年年底，重慶市共清償了19.65億元“普九”債務。之後，重慶市又償還2002年以後形成的“普九”債務8億元，累計償還總額達28億元。重慶成為全國第一個償還“普九”欠債的省份。

　　黃奇帆曾不止在一個場合透露過重慶實現教育投入占地方GDP比重4%目標的秘訣：第一，預算內財政的20%足額撥付給教育，預算外財政同比例投入教育。第二，預算和決算同比例投入教育，也就是說，決算的增量部分要同比例投入教育。第三，中央決算超收部分分配到地方時，確保20%投入教育。

　　“實際上我們就盯著三個比例：預算內和預算外、預算和決算、地方決算和中央決算。只要按比例給教育，4%這個比例一定能保證。”黃奇帆說。

　　重慶因為在完善教育投融資體制、推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助力民辦教育等方面的成績，受到中央肯定，一度收獲“重慶教育現象”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