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重慶市一處爛尾樓。 圖片來自網絡

　　上任“三板斧”

　　初到重慶，黃奇帆主管金融、財政、工業等領域工作。

　　一位熟悉黃奇帆的重慶資深媒體人向澎湃新聞回憶，上任之初，黃奇帆在一次會上提出，重慶的地方財政收入要在若幹年後到300億、若幹年後破千億時，底下的人都在笑，笑他不切實際、癡人做夢。

　　黃奇帆有自己的計劃。

　　不過，作為“空降”幹部的他，首先要獲得重慶市幹部群眾的認可。

　　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對澎湃新聞形容，黃奇帆上任時的“三板斧”，為他解決了這一問題。

　　“第一板斧”便是處理重慶城區的爛尾樓。

　　“重慶的爛尾樓問題一拖幾年，政府束手無策，商圈鬧市區都有‘鬼樓’。”蘇偉說。

　　2001年前後，重慶主城區爛尾樓總投資達數十億元，涉及拆遷戶數千戶、銀行貸款30多億元。黃奇帆多次提醒民營企業家：“爛尾樓裏有黃金”，但始終沒有人敢去接盤。

　　在此背景下，重慶市政府決定直接操刀處置，第一刀指向緊鄰市中心解放碑的地鐵花園中心。

　　《重慶商報》記者胡順濤在其供職的媒體上這樣寫道：“這個投資3億元的項目，銀行貸款1.7億，1300戶老百姓的集資款1.2億。征地、動遷、打樁、造樓，樓還沒蓋好，開發商的錢卻用光了。這時，銀行害怕損失就趕緊封賬，而老百姓看集資項目前景無望就頻頻上訪。各方都陷入了僵局。”

　　等不來民營資本，於是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城投公司”)接盤，盤活了這棟樓盤，保證了購房者和銀行的利益。

　　此舉讓民營企業家開始看到爛尾樓裏真有“黃金”。

　　胡順濤寫道，從2003年開始，不僅僅是重慶本地民營企業，包括美國摩根財團、上海上投投資管理公司、深圳茂業百貨等海內外投資者開始“爭食”重慶的爛尾樓。

　　至2004年，重慶爛尾樓徹底得以解決。

　　“第二板斧”是改革重慶路橋收費方式。

　　過去，重慶以招商引資的方式，在市內建了數座過江大橋、山洞隧道，同時，在橋上和進入山洞隧道前，設立收費站，收費還貸。

　　重慶市政府秘書長歐順清曾在2009年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介紹，2002年，重慶主城區共有收費大橋7座，收費公路21條，收費隧道1座，收費站50個。

　　“我們對4000多輛機動車進行了調查，平均每輛車每年路橋費要花大約4000元，市民對於路橋收費改革的呼聲強烈。”歐順清說。

　　於是，2002年，重慶市取消了主城區所有收費路橋的單獨收費和除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收費站，實行年票制，並確定小型車收費標准為每年2000元。

　　在內環高速公路全面建成通車後，重慶又將內環高速和210國道(俗稱機場高速)納入了年票，小型車的年票變成了2300元。

　　統一收取的年費，再用以支付租賃費、維護費和貸款利息等。

　　重慶市政府參事王崇舉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認為，路橋收費的改革是黃奇帆到重慶任職後做得比較漂亮的事情之一。

　　“改革後的收費做到了司機交費比原來少，但是重慶市路橋費的總收費由於車輛數的增加，不減反增。”王崇舉說，實踐證明這項舉措大大增加了重慶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能力。

　　重慶一處正在爆破的爛尾樓。 圖片來自網絡

　　土地儲備和地票交易

　　“第三板斧”則是改革土地資源管理制度。

　　黃奇帆“把玩”土地的技能，十分突出。

　　2002年以前，重慶市政府手中的儲備土地幾乎歸零，政府要用地，要跟開發商去買地。

　　“我剛到重慶的時候，主城區90%的土地都是采取協議轉讓。”黃奇帆曾在《中國國土資源報》上撰文稱，“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發商擁有土地動輒幾千畝，在渝北、江北和城鄉接合部，土地十幾、二十萬一畝，全(賣)出去了。”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2002年，重慶市建立了土地整治儲備中心，對全市土地市場進行宏觀調控。

　　通過推行土地儲備體系，重慶市將土地一級市場的經營權上收，並通過政府特許經營的方式，由重慶市地產集團等經營。

　　在征收土地後，土地儲備公司投入資金進行拆遷安置或置換搬遷，並投入資金搞土地整治，完成“七通一平”後，將可以直接使用的“熟地”移交給當地土地出讓中心掛牌。

　　“多賣熟地，少供生地，不賣毛地”是黃奇帆為重慶土地管理制定的五項原則之一。

　　所謂“毛地”，就是農民和居民還沒有動遷的土地;所謂“生地”，就是已征了地但還沒有“七通一平”的土地。

　　蘇偉對澎湃新聞分析，過去簡單的賣地，土地的增值利益主要在房產商，經過重慶市地產集團等進行一級開發後，增值利益很大一部分到了政府。

　　經過一級開發後，土地升值，政府在土地交易中獲得遠超開發成本的出讓金。這些出讓金，也為重慶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奠定了經濟基礎。

　　然而，這一舉措斷了不少人的財路。

　　蘇偉笑著說，黃奇帆當時甚至要求想辦法取消已經簽訂的土地交易合同，“估計當時有很多老板想要他的腦袋。”

　　黃奇帆還提出了“一步到位儲備，細水長流使用”，“土地儲備是有技巧的，必須在城市起飛階段一次性完成，然後細水長流。”

　　按照他的要求，重慶在2002年一次性儲備了主城40多萬畝土地，之後20年內每年只開發5%，即2萬畝左右。

　　在土地資源的開發上，黃奇帆顯得十分強勢。

　　記者鄧全倫曾在《時代周報》上講述了重慶江北嘴和廣陽島開發的故事。

　　江北嘴是重慶城投公司的儲備地，儲備土地7000畝，其中2500畝用於公共設施、道路交通等，真正可賣土地是4000多畝，收益是360億元。

　　江北嘴於2005年開始開發，征地動遷花了100億元，“七通一平”花了30億元，這130億元全是銀行融資，利息幾年時間滾成了40億元。

　　360億裏扣除上述170億的成本，還有190億盈餘：要繳20多億的稅，再投資20多億修建重慶大劇院、科技館;上繳重慶市政府100億元，用於修建五座橋——菜園壩大橋、朝天門大橋、長江二橋等。

　　還剩下30多億元，則作為資本金，用於啟動廣陽島項目。

　　廣陽島擁有1萬畝地，早年被所在地南岸區政府以15億元左右轉讓給了大連海昌集團，海昌承諾將該島整體開發，結果四五年只象征性地投了一兩個億，後在黃奇帆強力介入下將該地於2010年收回，交由江北嘴中央商務區開發投資公司整體開發。

　　2008年12月4日，重慶推出了全國首創的地票交易制度。

　　按黃奇帆自己的說法，地票，實際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標。

　　簡言之，農民自願將閑置宅基地等複墾，經土地管理部門嚴格驗收後產生指標，再以票據的形式通過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圍內公開拍賣，事實上是為重慶國土部門騰出城鎮建設用地指標。

　　可用以交易的農村建設用地主要有三塊：宅基地、已經廢棄的鄉鎮企業和閑置不用的公共場所。

　　“農民在外邊務工十年，已經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賣掉，也只能賣兩三萬，但是把房子拆了，複墾為耕地，地票倒能賣十幾二十萬。”黃奇帆認為，“這個過程是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的過程，有助於農民致富的過程。”

　　地票制度，不僅加速了城鄉統籌進程，還打破了城市擴張與耕地減少之間的必然聯系。

　　在黃奇帆看來，這是一舉多得。

　　與地票制度相關聯的是2010年開始施行的重慶戶籍制度改革涉及的“農轉非”問題。

　　對此，黃奇帆有一套“穿衣服、脫衣服”理論。

　　他解釋，城鎮戶口捆綁了養老、醫療、教育、住房、就業“五件衣服”，農村戶口則捆綁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重慶戶改，不是簡單地要求農民這邊進城，那邊就要‘脫衣服’，而是要在給他們穿上城裏的‘五件衣服’時，先不脫掉農村的‘三件衣服’。”黃奇帆說。

　　如鄧全倫在報道中指出的那樣，在經濟下行時期，重慶土地儲備模式並非沒有受到挑戰。

　　他寫道，重慶國資委一位官員感慨：“我以前也認為土地出讓不能持續，2008年上半年也確實出現了賣地難。但是信貸放水了，我們才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地票制度引起的爭議更大。

　　例如複墾的落實、溢價的分配，在操作中是否違背農民的自願原則和對農民權益保護不力等問題，都一度被關注。

　　重慶市政府在2010年9月曾出台文件，嚴令地票收入必須全部反哺三農，其中85%歸農民個人，15%歸村集體，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農民社會福利。但仍有退地農民向媒體抱怨“獲得的補償款遠沒達到規定的標准”。

　　“上海模式”重慶化

　　重慶的土地資源管理制度，不難在多年前的上海找到影子。

　　在浦東開發辦公室工作時，黃奇帆曾分管政策和體制研究、規劃等，浦東新區管委會組建後，他分管新區規劃、計劃、土地、房產、財政、稅收等。

　　那時，黃奇帆已形成了對土地資源綜合開發與管理的詳盡思路。

　　1994年，黃奇帆曾在《浦東開發雜志》上發表文章《關於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發展戰略》。

　　黃奇帆在文章中寫道，3年多來，由於實施了對土地資源的綜合開發與管理，浦東開發每年滾出了幾個億的資金。

　　黃奇帆當時總結了土地資源管理開發的五條辦法，包括實行土地預征;國家投資成片開發，控制土地一級市場;按規劃帶項目批土地等。

　　“所謂預征，就是不改變其使用權和使用性質，把這部分土地由農村集體的所有權和管理權轉化為國家所有、國家管理。”黃奇帆寫道，這種做法能有效地控制征地費用的上漲，有力降低開發成本，使開發建設帶來的部分土地級差增值效益能留在國家手中。

　　控制土地一級市場的做法，與如今重慶的開發模式更是如出一轍。

　　“國家以財政資金投入國資開發公司，並把成片土地批租出讓給這些開發公司。由這些國資公司組建合資企業或股份制企業，進行‘七通一平’建設，然後再轉讓。”

　　被授予土地儲備職能的重慶市政府旗下八大投融資平台，承擔了上文中國資開發公司一模一樣的工作。

　　事實上，被黃奇帆從上海“搬到”重慶，再加以本地化改造的不僅有管理土地資源的模式，還有對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思考。更為重要的，是開放的理念。

　　黃奇帆將重慶框定在一個上海式的崛起邏輯中，“重慶是十年前的上海”是他在各種場合頻頻提到的一句話。

　　重慶的經濟數據，也常被黃奇帆拿來與上海的數據相較。

　　“上海對重慶市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黃奇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組成員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曾這樣評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