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莫過於26-29號在北京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

　　所以，今天開的政治局會議，就有兩項主要議程：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重大問題、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乍一看，是挺割裂的兩項議程。但在島叔看來，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卻恰好體現了目前中共治理邏輯與思路。

　　目標

　　臨近五中全會，關於十三五的各路消息不絕於耳。今天各大網站爭相轉引的一條消息就是，有許多專家表示，不排除十三五將下調GDP預期增速的可能。按照這種速度，也能在2020年實現GDP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既定目標。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需要太多爭論——半個月後就見分曉了。無論受訪的專家是否參與了規劃制定，這種表態是屬於“透風”還是“猜測”，對最終結果影響也不大。但我們真正想討論的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中國的“五年規劃”體制到底意味著什么?

　　提起“計劃”，讓人想起一個是事實的黑色幽默段子。數十年前的波蘭，國民經濟計劃中還有酸黃瓜的生產。國家計劃委員會，還在計劃中規定了一個狩獵季度中應當獵取的野兔的數目。同樣，人們得不到女用紐扣或者是發針，只是因為這些東西被國民經濟計劃中被忘記了。

　　換句話說，由國家層面制定的“規劃”，是不是和“市場”相牴牾?畢竟，到現在依然在操作執行五年規劃的，放眼世界，也只有中國、印度、越南等寥寥數個國家。蘇聯解體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計劃經濟體制宣告失敗;法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采用過的指導性經濟計劃，也先後被這些國家所拋棄。

　　所以我們要問：為什么中國還要堅持五年規劃這個聽起來略帶“計劃經濟”色彩的發展思路?

　　計劃

　　事實上，上一句表述略有問題。具有計劃經濟色彩的詞語，是“五年計劃”。而從“十一五”開始，這個名字已經變成了“五年規劃”。

　　前面提到的那個段子，是對曆史上蘇聯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五年計劃的一種淡淡的諷刺。同樣是事實的是，從斯大林時期實行的兩個五年計劃，成功地提升了蘇聯的國力，為其工業國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因此，建國後，中國借鑒蘇聯施行五年計劃，看起來就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一件事。雖然中間經曆了大躍進、文革等曆史事件，五年計劃也經常被打斷、或者無法完成，但中國依然把這項制度堅持到了現在，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以馬上就要結束的“十二五”規劃為例，今天政治局會議的評價就是，“規劃目標即將勝利實現，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又上了一個大台階”。按照一些學者的測算，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完成率可能會達到90%以上，創曆史新高。

　　比如，十二五提出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在2015年前達到47%，現在這個數字是49.5%;城鎮化率提高4%，現在的數字是54.7%;研發經費占GDP2.2%的目標，現在已經超過了4%;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95%的目標，現在是98%;城鎮新增就業4500萬人，2015年上半年就已經完成6100多萬。

　　之所以能持續地完成目標，同樣是因為中國走了一條不太一樣的路。

　　規劃

　　回到前面那個問題：為什么以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制失敗、西方指導性經濟體制也被拋棄，中國卻依然在堅持這個體制?

　　答案就是，被拋棄的這兩者，本質上都是聚焦於經濟建設，對不同產業的投資和生產提出計劃和管理，甚至按照測算，把整個社會變成精密運轉的齒輪式體系。而從1950年代開始，中國即使是搞五年計劃，也是允許市場存在的，所謂“大計劃、小自由”，就是這樣。

　　簡單說，就是抓大放小。

　　即使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依靠計劃進行的，主要是大銀行、大商業、大運輸交通也、大工廠等，而在農村一些地區、城市中的手工業等小市場，則可以有一定放開，而非事無巨細地制定每一項生產指標。

　　而從15年前的“九五”開始，中國就已經取消了實物量指標，不再對工農業生產下達計劃指標，而將重心轉移至公共事務上。比如十二五規劃的24個指標中，只有GDP增長率、服務業比重、城鎮化率三個屬於經濟指標，其他的則都屬於公共事務類指標，包括高鐵、水利、醫保、保障房等在內。

　　從“計劃”到“規劃”的名稱變化，實際上也能體現出這種思路的轉變。如果把“規劃”二字換成“五年內國家戰略”，一樣可以行得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教授鄢一龍，就把這種管理體制稱之為“目標管理”——既保持長遠戰略目標的長期穩定，也對戰略步驟和具體戰術進行靈活的階段性調整，持續推動中國的發展不斷邁上新的台階，積累下來就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巨變。

　　的確，相對於歐美等設立目標卻完成率低下的現實，中國的規劃，其約束性和指導性要更強，執行力也更高。它可以是指導和考核各地官員的約束性指標，也可以是引導社會資源配置的指導性指標。

　　但同樣，它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規劃鼓勵清潔能源建設的方向是好的，但風電和光伏一擁而上就會造成產能過剩;鼓勵創新創業是好的，但同樣也可能引發扭曲產生泡沫。而在目標壓力之下，行政手段的濫用也不是不可能。

　　簡言之，規劃體制的存在，就是由國家出面進行目標制定，設立方向，劃定優先次序，提出需要改進和發展的區域，之後的事情，交給各地落實以及市場自發。這也就是為什么那么多地方、行業甚至是企業，希望能在五年規劃中把自己捎帶一句的原因。

　　治黨

　　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問題：為什么政治局會議，在討論了十三五規劃的相關問題之後，又花了巨大的篇幅來討論從嚴治黨、審議兩個規章條例的修改稿?

　　答案很明顯。在中國發展的邏輯中，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曆程已經證明，政府和官員是一股非常重要的主導力量。未來的五年規劃能否按照既定目標實現，能否合規合法地健康發展，很大程度上，政黨整體，就是那個“關鍵少數”。

　　經濟學家李稻葵在談到十三五的時候就說，除了城鎮化、國企改革這兩項他認為最重要的改革領域外，十三五還需要進行政府自身管理體系改革。不能要么腐敗、要么松懈，而是需要一支嚴格按照紀律形勢的廉潔的但是必須有作為的政府官員隊伍、公務員隊伍。

　　關於《廉潔自律准則》和《紀律處分條例》的修改，俠客島(xiake_island)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分析過，這是厘清黨紀國法的邊界、給黨員劃定更明確行為准則的一種做法。過去的文本中，黨員的違紀行為許多事無巨細，而且和現行法規重合，因此需要裁汰和整合。

　　果不其然，今天的新聞稿中就提到，“把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

　　負面清單，很新鮮的做法。如果說《准則》是正面引導，是高標准，那么《條例》就是負面清單，是劃底線。雖然《條例》的文本還未公開，但按照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精神，這項文件應該是列舉了黨員幹部不能做的事情，把不能做的規定清楚了。

　　不怕明規則，就怕沒規則。五中全會，真是看點多多呢。

　　文/明日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