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對新加坡的賢能政治，開始貝淡寧是不喜歡、厭惡的。但后來他再也不提“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權力”了，反倒認為新加坡的領導層都是“賢能”，“搞得不錯”，值得學習。
貝淡寧（Daniel A.Bell）教授這兩年大力鼓吹“賢能政治”，每每舉新加坡為成功的樣板，這讓他的一些老讀者倍感驚詫：就在2012年出版的《城市的精神》（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書中，貝教授還痛斥李光耀是“現代法家”，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是“家長制政權”“專制獨裁”，不過才一眨眼的工夫，貝教授就像變魔術一樣，把自己過去說是土雞的東西，改口說成了金鳳凰，這種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氣，的確令人佩服，也讓人有點兒眼暈。
這里冒著“斷章取義”甚至“扭曲”的危險，略作摘錄，間加評點，俾便大家學習參考。
《城市的精神》中的新加坡
據貝淡寧自述，1991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決定聘用他，是因為他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社群主義，這種思想很合新加坡的胃口。讓他覺得意外的是，新加坡方面負責面試他的不是什么學者，而是該國駐美大使，后者只問了兩個問題，你念大學的時候去古巴干啥了？你是共產黨員嗎？貝淡寧很好奇對方怎么知道自己曾去過古巴，但還是據實回答：不是共產黨員，去古巴是學校組織的熱帶農業之旅。這樣就過關了。
來到學校后，貝淡寧向系里提交了給學生指定的政治理論入門讀物，結果系主任把他叫到辦公室，告訴他要多講一些社群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強調他不應該向一年級學生講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論自由》。這一下子引起貝淡寧的反彈，于是他在新加坡成了“不和諧的存在”。三年后，他被解聘了。
除了個人的這段倒霉經歷，究竟貝淡寧在新加坡看到了什么，使他認為這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群主義城邦而痛加撻伐呢？
……一種極端形式的個人主義，比我在任何西方國家遇到的更加個人主義的生活形式，這破壞了國家創造愿意為公共利益作出犧牲的愛國公民的目標。正是在認識到社群主義言論和個人主義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后，我開始反對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體制。”（以下引文，未標出處者，均引自《城市的精神》）
按，這里的個人主義，指的是新加坡人的政治冷漠。為了保障經濟的發展，新加坡政府對工會、反對派、媒體采取壓制策略。這種壓制的結果，就是大部分人的政治冷漠和優秀人材的流失：
2007年對新加坡年輕人的調查顯示，一半以上希望移民到其他國家。許多人尤其是向上流動的階層已開始行動了。新加坡的平均人才外流率是26.11‰，這是世界第二高，至少可以部分歸咎于限制性的政治環境和法律過于嚴厲。
難怪李光耀逐漸認識到新加坡人需要另外“三十、四十、五十年”才能養成國民對國家整體的感情。他沒有說到的是，正是其政治體制應該為進步緩慢負責。
這種政治體制應該如何名之呢？貝淡寧使用了這樣的字眼：
在社群主義者看來，最深刻的問題是專制獨裁和家長制政權支持的經濟模式鼓勵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而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國家承諾。
針對李光耀倡導儒家價值觀的說法，貝淡寧明確指出李光耀是“現代法家”：
李光耀或許確實受到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不過法家的影響或許更明顯。公平地說，李光耀還沒有殺掉一個政治對手，也沒有公開為殺害無辜民眾辯護，但他的“要么支配別人要么被別人支配”的玩世不恭論調、他依靠嚴酷懲罰控制民眾的做法，他的缺乏仁愛以及對待批判他的記者和反對派的嚴酷，還有他的“艱困的社會”和富國強兵的呼吁，等等，都說明李光耀是現代法家。
新加坡是不是民主政府？
新加坡政府是人民選舉的，但即使按民主的最低定義--國家的最重要的決策者是通過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選舉出來的--這選舉過程也并不民主。……在新加坡，個人投票是編號的（政府至少在理論上能夠查出誰投票支持了哪個政黨，對那些可能投票支持反對派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限制性的影響力）；有希望的反對派候選人遭到公開羞辱，以令人懷疑的理由令其破產或丟掉工作；政府還明確威脅要取消某些服務如公屋改造，如果該選區支持反對派的話。親政府的媒體很少為反對派提供時間或空間來表達觀點。
新加坡的領導人認為描述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最恰當的詞匯，是賢能政治meritocracy。顧名思義，就是選賢任能，任人惟賢的意思。在貝淡寧看來，“新加坡政府或許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府都更多地嘗試將賢能統治的理想制度化”，但“新加坡式的賢能政治”有其致命的軟肋：
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最引起爭議的焦點和對賢能政治理想的最明顯挑戰，是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權力。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董事長，這是不透明的主權財富基金，擁有大約3300億美元資產。他兒子（李顯龍）是總理，也是該財富基金的副董事長。他的兒媳婦何晶把持著一個與政府關系密切的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李光耀最小的兒子李顯揚曾是該國電信巨頭--新加坡電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現在是星獅集團（大型房地產開發商和果汁制造商）的非執行主席和新加坡民用航空局局長。
毫無疑問，李氏家族是聰明的，其成員已經證明了在激烈競爭的學界、商界和政界的能力。但是似乎很難讓李氏家族之外的人相信，他們的成就完全取決于其能力而不是家族紐帶，只是偶然因素，或其他人沒有資格從事他們現在的工作。
非特此也，貝淡寧對新加坡的“高薪養廉”也頗有非辭：
新加坡式賢能政治的另外一個引起爭議的特征，是李顯龍所說的“在賢能政治社會，工資水平與能力高低成正比”的思想。……總理本人每年獲得310萬新加坡元，這是美國總統薪水的五倍。人們不由得想到很明顯的問題：在實行嚴厲專制、缺乏有效媒體監督的政治環境下，政府投票支持這樣的高工資，這種高薪酬難道不是合法的腐敗？
從國家建設的角度看，存在一個主要的反對意見，這種工資水平給廣大民眾傳達了不愛國的信息。如果國家的締造者和締造者的子女們都需要這種令人作嘔的高薪刺激來為國民服務的話，其他人干嗎還要費心勞神地為社會服務呢？
2009年，貝淡寧重返新加坡做研究，返回北京后，他太太評價說：你對新加坡的政治還是耿耿于懷，但對香港則完全沒有這種感覺。貝淡寧承認了，他說，“如果蒙特利爾（貝淡寧的老家）由李光耀統治，或許我仍然要在那里爭取改善那里的狀況。”
毫無疑問，對新加坡的賢能政治，迄2011年《城市的精神》出版時，貝淡寧是不喜歡、厭惡的。
當然，面對近年來強制手腕有所松動的現實，曾經有那么一瞬間，貝淡寧產生了自我懷疑，擔心自己的判斷是錯誤的，但他馬上恢復了自信：
不過，我的論證不可能完全錯誤。它來自政治領袖的言論和我三年的生活經歷、社會科學研究以及與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討論。……新加坡沒有變化的是精英政治。它仍然由人民行動黨壟斷統治，國內電視臺和印刷媒體仍然是政府的喉舌。
推銷“賢能政治”
很奇怪地，應該是《城市的精神》中文版出版前后，貝教授關于新加坡政治體制的觀點，好像就已經變了，2013年5月，他在鳳凰網為這本書舉行的讀書會上，有一番這樣的話：
很多人覺得你們（歐美國家）就是我們的將來，可是我自己覺得，民主政治不管是什么樣的社會，都需要比較優秀的領導層，無論是道德方面還是能力方面，這一方面新加坡搞得很不錯，雖然表面上像是民主的國家，但他們更強調賢能政治，英文叫Meritocracy。他們覺得自己是賢能政治的制度。
這二十年來我覺得中國也有很大的變化，很多西方學者覺得中國沒有什么政治的改革，他們覺得民主化不是很明顯。可是這二十年也有改革，按照賢能政治的標準，這方面有一些變革，我覺得這是按照新加坡的模式來進行的，這方面我覺得都應該研究。當然新加坡是很小的地方，現在僅有五百萬的人口，跟中國完全不一樣。可是他們怎么選擇比較優秀的領導人，這方面很值得我們學習。
這時，他再也不提“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權力”了，反倒認為新加坡的領導層都是“賢能”，“搞得不錯”，值得學習。原先那“假如李光耀統治我老家”我就如何如何的話，不但不能作數，還要舉雙手歡迎了。因為，新加坡的貢獻實在太大了：
新加坡的政治實踐真正的創新性貢獻在于它挑戰了民主的普遍性。“賢能政治”的概念最為恰當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他甚至鄭重地建議中國舉起新加坡遞過來的大旗，趕緊行動起來：
既然中國比較有錢了，就有能力資助一些旨在探索西方價值的政治替代物的對話。……但中國代表什么樣的價值？如何向海外推廣這些價值呢？……儒家傳統多種多樣，派別林立，但當今儒家主要捍衛的是兩個關鍵價值：賢能政治與和諧觀。……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共成功地推行了經濟現代化，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根據德才兼備原則挑選出來的干部，這和具有儒家傳統的東亞其他成功國家非常相似。
迄今為止，中國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賢能政治的嘗試相對來說一直是非制度化的權宜之計。因此，有必要成立政府資助的組織如“國家賢能政治基金會”用以資助在其他國家推行的賢能政治實驗。西方國家或許不怎么感興趣，但非洲或其他地方或許愿意嘗試。這樣的項目能夠幫助受援國提高管理水平，并贏得他們的感激。
這么好的東西，貝教授舍不得讓自己的老家先用，直接支援非洲！蒙特利爾不愧是白求恩大夫戰斗過的地方，這種專門利人、毫不利已的精神，代代相傳！
解釋
大概是覺得這次思想上的大轉彎確實轉得比較厲害，趁李光耀去世之機，貝淡寧終于還了讀者一個解釋：
1991年，我得到了第一份教學工作，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政治學理論講師。3年后，我被要求離開，因為我不能“融入”。事實是，我沒有試圖去融入。我非常不喜歡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更不喜歡該體制的創立者李光耀。
20多年后，我又回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當客座教授，這時我逐漸意識到，我之前的判斷是建基于西式自由民主是唯一合理的政府組織方式這一教條化認識的。一旦放下這個教條，就清楚地看到，李光耀先生-正如美國人喜歡說的-是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面的”。今天，我為李光耀先生的逝去而深感悲痛。
是的，李光耀是一位善于激勵他人、有魅力的領導者，但這并不是他最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能發現和重用其他有卓越才能的領導者，比如吳慶瑞（前新加坡副總統），并建立一套旨在選拔具有超群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領導人的賢能政治體制。這一體制被設計為不隨著李光耀先生的離去而失效，這就是李光耀留下的最偉大遺產。
什么“三年的生活經歷、社會科學研究以及與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討論”，統統見鬼去吧！覺今是而昨非，這就是覺悟。
一個學者改變自己的觀點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為這種改變所提供的解釋是否能夠服人，又是另一回事了。在我看來，新的貝淡寧提供的解釋，并不能改變舊的貝淡寧在《城市的精神》里所寫下的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實。按照以前的貝淡寧的說法，賢能政治最重要的本質就是選賢任能、任人惟賢，他之所以“反對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體制”，除了新加坡政府對反對派、工會、媒體的打壓之外，最“明顯的挑戰”就是李氏家族的裙帶政治。按我的理解，這種裙帶政治，實際上是對所謂“賢能政治”的一種根本性的否定，因此貝淡寧才稱之為“家長制政權”和“專制獨裁”。
在論證李光耀是“現代法家”時，貝淡寧說，李光耀追求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不是強大的國民。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并非總能給其統治者的合法性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