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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強:我蹲看守所時父親也沒找戰友救我

2015-05-18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在鳳凰衛視[5月17日播出的《名人面對面》節目中,接受獨家專訪的任志強回憶道:1985年,我因“投機倒把”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兩個月零六天,時任商務部副部長的父親沒有找最高院院長等戰友來“營救”;他們不相信我會犯罪,對子女有充分的信任;但他認為如果我犯了罪,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他們有權利管他們也不能去管

  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特別節目《和大佬聊爸媽之任志強》 ,以下為文字實錄:

  我出生在一個“紅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許多人卻不知道,我這個“官”連七品都不夠,只不過是北京市西城區國資委管轄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經理……也有很多人誤以為我是一個個體戶,是在利用父母的歷史關系為個人謀發財,卻不知道華遠是一家國有企業,我不過是個打工的……有人說我是任弼時的后代……

  無論是“文革”被打倒時,還是社會在攻擊“官二代”時,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公開我父親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訴所有人我是他的兒子。

  任志強:我父親實際上是算一個知識分子。我父親這個上的這個叫師范,完了以后就當教員,然后從教員以后開始當稅務官,因為他懂一些,相對來說懂一些經濟上的東西,所以就包括新四軍發行貨幣,包括做財務,包括這個管后勤,包括當稅務官,當地方專員這樣的。

  我父親確實是這個職務比較高了,五幾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選舉的時候,任命的副部級干部。

  許戈輝:商務部部長。

  任志強:商務部部長。

  30歲之前,我幾乎從來沒有在父親的面前抬起過頭,總覺得面對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親在這方面的決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問題,就說是事業上的決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從部隊。

  許戈輝:你好像立過七次功是吧?

  任志強:那么級別不一樣,有的是戰士的時候立的,有的是我當參謀的時候立的。我父親非常看不起那個樣子,你都三十歲才當個連長,我那個時候都是恨不得軍長、師長什么的都當上了。就那種感覺,我就心里好像。

  許戈輝:所以你父親曾經指揮千軍萬馬。我估計因為您在這個和平年代,做不到這一點了。所以就,我覺得是您是后來把這樣的一種情懷,就寄托在商場上了,在商場上去揮斥方遒。

  任志強:你說的對。所以我就干脆我復員了,我不干了,我去弄個別的。我復員就是跟我父親堵一口氣,就是你讓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個什么出來。所以實際上我去的是一個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是安排待業青年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我在青年服務社,就是賣過土坯,賣過香蕉,什么都干過。后來又到農科院去托管農科院的勞動服務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館,那時候打印室,就是沒有計算機,都是敲那個鉛字打印的那種,那個打印室,然后裝訂室,然后在“五難”里頭,其中有什么修理難,做衣服難,我們開這些小商店,為大院,為居民提供各種服務。但是我覺得我自己能干出來。那時候我的工資也挺高的。那時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著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資也差不多三四百塊錢。

  父親是個嚴厲而慈祥的人……一種特有的威嚴,卻也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種溫暖,一種依賴,一個港灣……他幾乎沒有時間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閑就會常常給我們許多驚喜,讓我們感受到深深的父愛。

  任志強:我記得他有一次出國去蘇聯,歐洲,去訪問,然后就買了三樣東西,第一個是買了一個照相機,我印象很深,因為他喜歡照相。第二個是買了一個陀螺,陀螺就是這么大一個圓圓的,它有一個拉桿,一啊一轉,就滿地跑那種陀螺。半機械式的陀螺。第三個買了一個莫斯科大劇院的一個外形。然后把那個蓋子一拿掉呢,是個八音盒,小天鵝,天鵝湖。這兩個東西,實際上是為我們,為孩子用的。

  他帶我們去這個玉淵潭去游泳,那時候那個地方有個叫做少年發電站吧,一個實驗品的一個少年發電站。我們去玩去,去什么,給我們照相。我父親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雖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難,我們穿的棉鞋,可能都漏著腳指頭。但是他省下來很多錢,給我們買了冰鞋,帶我們到那個北海公園,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個冰鞋,可能沒用太長時間,沒有多少次機會,但是他起碼我父母表現出來這樣一種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著這個事。我說出來這些事情,實際上都很短暫。次數很少。但是越是次數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

  我理解了父親的道理:職務不代表個人的榮譽,而代表你必須承擔的公共責任。這種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腦海中,不管是在部隊等級森嚴的紀律下,還是在此后的商場拼搏中,職務從不被我看成一種重要的標識與榮譽。

  任志強:我父親實際上在退休的時候,姚依林專門到我們家里去跟他說,你要到哪哪去當個什么官什么之類的,還可以繼續干幾年的時候,我父親不干了。那也就是說他們自己這個心里有一個這個底線,就是我為革命做貢獻,是必然的。但是我絕不是為了自己當官去尋求一些什么過分的東西。你比如說這個專車,他可以用的,隨便打電話,不需要花錢的,是吧。然后那個老干部局就派車來接你,送你去到處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沒人管,你說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這樣做。除非特別遠的,去參加一些國家的,或者是大會堂的這種政治會議的時候,你比如說每年大會堂,過去有這個叫團拜,春節,十一這些活動,他會用公車去。剩下的時間,他很少用。

  戈輝:讓我特別好奇和關心的是,就是你給你父母帶來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親以前是商務部副部長,掌管著這個最。

  任志強:他是我們家最窮的人。我們所有的孩子們這個參加工作以后,突然發現,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親就經常騎自行車出去。我哥哥就很憤怒,說你不準再騎自行車了。然后我哥哥就說,我一個月給你五千塊錢,你打的,足夠了,是吧,你去哪都夠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還高,所以說我哥哥要給五千塊錢,我就得給他一萬塊錢。

  一開始我們覺得我父親,可能把這些東西都買什么東西,都自我消費了。后來我們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時候,我們才知道,他養了好幾個大學生,免費給他們贊助,然后讓這些窮孩子們上大學。最后一個大學生是到研究生的時候來了信,我父親死了以后,去世以后,來了信,說這個該交學費了,我們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經養了好幾個人畢業了,就是最后一個,后來就是我們出錢,讓那個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樂學院的研究生,是個拉二胡的,我父親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給他了。

  任志強:2007年的時候,在網絡上出來的時候,叫做人民公敵。叫做就是中國人最想打的十個人里頭,我排第三。第一是小泉,第二是阿扁,第三就排到我了。父母也會根據網上,報紙上對我的批評,提出一些意見。我會跟他們去解釋我的真實意思。因為通常在媒體里頭報道的東西,都是斷章取義的。

  我出生時媽媽在丹東負責商品供應與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時期,1951年3月,我就出生在鴨綠江大橋的邊上……媽媽的家庭是一個村中的大家族,其中四五十個同齡人中,一半在奔往延安的路途中先加入了國民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另一半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

  記者:你小的時候,父親打過你嗎?

  任志強:我印象中沒有。

  記者:那挺少見的。

  任志強:因為他沒時間打我,他們太忙了。

  記者: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呢,你說。

  任志強:我記得我父親直接管我的時間很少,大部分都我們的學校老師,班主任,都會找我母親。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小學的時候,四年級的時候,我的作文很差,然后班主任就找我母親,我母親就狠狠批評了我一頓,然后給我一堆書讓我看。我一看那些書都是他們看的,什么《紅樓夢》,《牡丹亭》,我小學四年級,后來就看這個三國,水滸,三俠五義什么的。現在覺得挺好,它反而養成了一種習慣,所以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沒書可看,只有一本紅寶書了,沒得可看了,我們就想法去看各種各樣的書。我印象中,我那個十八世紀的書都是每個人都是這么一摞一摞的,巴爾扎克的一摞子,左拉的一摞子。所以現在呢,我這幾年這個,就是在華遠以后的這很多書,我樓下有個私人圖書館,我把我的書都放在那,說你們誰愿意來看誰看。

  媽媽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不對黨的指示表示懷疑,只要是黨中央的指示就堅決執行,無論是毛時代,鄧時代,還是后來的時代……

  許戈輝:他們的信仰在你身上,有什么樣的影響?

  任志強:我覺得我們最初的時候,也是受影響很大的。比如說我們小的時候,就知道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吧,幾乎都是住校。只有禮拜六、禮拜天,可能父母才有時間去把我們接回來。但是我父母經常因為出差,沒法接我們。所以我們就只能被這個學校里的阿姨,帶回到阿姨的家里去過禮拜六,禮拜天。

  許戈輝:那個時候會很想家嗎?

  任志強:很想家。這種生活過慣了。為什么我現在有時候不回家,但是去忙工作,就是牢牢記住他們那個時候。就是我們那個印象中,就是我們經常我們回不了家,因為我的父母都是為革命,為工作,出差了,或者怎么樣。

  許戈輝:是不是在你的腦子里會有一根弦,就是為了革命工作。

  任志強:傳統的時候是這樣,就是我父母實際上特別強調的就是,你要在這個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說是集體所有制,或者是相對于公有制的一種企業里頭去干活。改革開放的時候,很多人都去做個體戶了,其實我也可以去做個體戶。那么個體戶,他們總認為是好像是為自己掙錢。那么在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呢,你好像是為大家掙錢,為國家掙錢。所以要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時間用在這上面。

  1985年9月29日上午,我接到區紀委的通知,去區紀委談話……事由來自1984年年底的分獎金……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兩個月零六天。按貪污罪被捕卻按投機倒把罪判決,這大約就是不按法律而按長官意志和有罪推定辦案的結果……

  任志強:我父母和別人的不一樣,他們會努力去保護自己子女。比如說抄我們家的時候,我們幾個人要跟造反派打架。我母親就攔著我們,我們并不知道,實際上造反派拿刀捅著她的后背,是吧。但是她會就是很愛護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父親在這個政治問題上,是原則是非常清楚的。我被關起來的時候,第一個就是他們不相信我會犯罪。他們有對子女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個,他認為如果我犯了罪,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他們有權利管他們也不能去管。因為那時候的高院的院長,什么這個中國最高院院長,都是他的戰友。

  記者:他真的沒找過?

  任志強:我父母會比較固執地堅持,就是我母親幾次跟我父親說,要去找這個,要去找那個。但是我父親都不同意,我母親也沒去找過人。

  我回來以后,我父母當時很坦然。他們自己就蹲過那么多年牛棚,被冤枉過很多次,他們怎么會把這些事當回事呢。所以出來的時候就,回來了,我說回來了。

  記者:你父親就這么說話呀,就是這種。

  任志強:就是覺得,好像你就該回來似的,就是那樣一種感覺。就是說我母親會問的多一些,我父親就是這個將帥之間的這個胸懷,還是有點差別的。你比如說我父親被關牛棚,就是因為他國務院開會,上海要求增加物資配置,我父親就堅決不同意,王洪文就不干了。因為王洪文那時候是管上海,他非要特殊待遇。我父親說我沒有那么多東西給你。然后最后第二天,跟王洪文吵完了以后,第二天總理說你去干校吧,就去干校了。沒什么別的理由。像這種東西,怎么說,就是那個時代,或者是那一個階段的,這個不正常,就導致大家幸虧這些老革命心懷很寬闊,沒有把這些東西當回事。

  我出來以后,我的總經理請我吃一頓飯,那時候在酒店里吃飯,還是非常少見的。然后就談一談,我說,我跟他說的就是,我們還會跟著共產黨走。

  1、任志強:尤其是堅持自己的原則的時候,更需要有厚臉皮。因為真理常常是不太容易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

  2、任志強:他老說我見了女同志不笑,我說這個前面說陰陽是平和的,白天如果笑的多了,晚上回家就不笑了。

  3、任志強:我最看中的品質,就是他喜歡不喜歡我女兒,別的我沒有任何要求。

  我的父母帶給我的不是榮譽,不是財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嚴格的管理和對家庭忠誠的信賴。父母教會我們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當官,而是如何做人……

  許戈輝:你覺得你的性格更像父親還是更像母親?

  任志強:我可能更像父親一些,當然大家都覺得,這個我長相,或者是什么的像母親。在家里這四個孩子說,我父親最喜歡我妹妹,我母親最喜歡我。可能這個大家都選了一個小的去幫助,因為大的已經提前就是有謀生能力了吧。但總體而言,就是一個家庭中,父母實際上是以榜樣來傳遞的,就是他們做了一些什么,也會傳遞到子女身上。所以我特別強調的就是做人,尤其是在家庭里做父母,你的榜樣精神,對你的孩子教育,是最印象深刻的。比如我們為什么要努力去做大量的公益活動,就是希望讓我們的子孫后代看到,你不要僅為自己活著。你比如我做讀書會,我拍賣45萬,我都沒見到錢在哪,就直接建立讀書會了。但我努力去做很多工作,讓他們可以得到很多錢,去做這個公益活動。就是我們自己要掏出錢來以外,你還要掏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要動腦子,怎么樣想法讓這個組織的影響更好,這個做的事更多,然后怎么樣,怎么樣。所以你要全身心的撲入進去,變成一種信仰。

  對家庭的忠誠讓這個家庭充滿了愛,而不論你在這個家庭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在這種家庭中生活的每一個人都會將這種愛傳遞給整個社會……

  許戈輝:那會不會讓在你們在父母走后,心里面總覺得有所缺憾?

  任志強:我們一直覺得,就是我們陪他的時間太短了,在經濟上我們可以給他很多幫助,我們當時家里兄弟姐妹四個人,定了一個,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屬于那個有錢出錢的,我妹妹屬于那個有力出力的。

  許戈輝:所以父母晚年應該說相當幸福了,一個是他們也比較長壽了,都活到差不多九十多。

  任志強:都是九十多。我父親是剛好過完九十歲的生日,我母親是九十三吧。

  許戈輝:再有就是你們兄弟姐妹又那么和睦,那么幸福。

  任志強:我們和睦,就是因為常常分離,所以就是我剛才說的,小的時候,就沒都在一塊,然后在一起沒待幾年吧,就文化大革命就又分開了,然后以后就各自工作。所以這個養成一個好習慣,就是家庭里頭這個,應該說從父母開始的,比如說我剛才說我父親去幫助那個窮學生是吧。其實在這個工作期間,他也幫助過很多人,就是這種這個友愛精神,你不要看他表面很嚴厲,但內心還是友愛精神很強烈的。

  許戈輝:那么這些寶貴的品質,應該是傳承下去。但是你覺得,到了您女兒的那一代人身上,他們還能不能傳承,或者說還應不應該傳承這些東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外人眼里,任志強就是一個官二代,然后任志強的女兒就是一個富二代。

  任志強:我覺得重要的不在于你的出身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做出努力了。換句話說就是我的富,不是因為我父母。要是因為我父母的話,我哥哥姐姐是不是都可以這樣富,我妹妹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獲得這個,通過權利去獲得致富。為什么他們很窮呢。那就說明在整個家庭里頭,不是因為我父母,讓我們這四個兄弟姐妹獲得了官位,獲得了職位,獲得了工作,獲得了什么什么,不是。

  我結婚生子的年代,還是“只生一個好”的政策,但母親已經開始相應黨的號召,要求我們幾個子女都只能生一個孩子,而現在看來,這也許是一種失誤,但已經無法挽回了……

  記者:所以你相信窮養兒子富養女?

  任志強: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重要的是讓她知道,應該有一個過苦日子的好習慣。但是不一定要限制她花錢一定要那么苦。有時候有些需要的時候,可以放松一點。你比如說你如果給她說,固定這么多零花錢,她就不知道拿這個錢去買書。她可能就買他自己認為最需要的那些奢侈品了。但是給她錢多了的時候,他多出來那部分錢,并沒有用在奢侈品上,而是用來買書,或者是買一些學習用品了。

  她們這個年代的時候,學習不是第一位的,滿足自己需求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位才說,滿足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學習機會,要買一些書看看。這個差別已經出現了。

  我覺得思想認識上,我教育上,我會要求,說你還是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比如說我會在很小的時候,告訴她你應該自己學會洗衣服,刷鞋,是吧。這些我們可能會要求她,比如說至少學會做三個菜,五個菜。自己能吃飽肚子,不至于出去的時候餓著。但是我不是要求他,每天你必須去做,這是有差別的。

  當然我做這些東西,對她是有好的影響,至少她知道,人應該去做公益,對吧。她也會參加,比如說放暑假,就到我們的秘書處待個幾天,學一些東西,或者是做一些東西,做一些義工什么之類的。那我覺得就很好。她不至于到了那個,看到這個路邊有個老太太摔倒了,不敢去扶,不敢去做這些這個公益的事情,不會到這種程度。也不會說疏于對自我的言詞要求。我覺得這就夠了。

  雖然父母離開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永遠影響著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遠是我追求的榜樣……

 

[责任编辑: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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