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3年，監利已冒出這樣的育秧工廠43家。
湖北日報訊 文/圖 記者羅序文 通訊員王俐玲 宋從峰
為何這么快？
3年之內，從無到有，每年新增十幾家育秧工廠，迄今已達43家，每家投資動輒數以百萬元計，各路資本紛紛搶灘。
為何是監利？
湖北是農業大省，育秧工廠在其他地方寥寥無幾，在監利卻風生水起，并帶動土地有效流轉。
育秧工廠在監利快速成長的邏輯是什么？作為市場主體，其背后究竟隱藏著農業經濟學的哪些規律？
近日，中央發文對農村土地流轉提出指導性意見。眼下，正是農田調整和流轉簽約時機。“全國水稻第一縣”監利的3年實踐，應該能給我們帶來深刻的啟示。
1.中國水稻第一縣的尷尬
市場倒逼傳統農業轉型
福娃集團是監利大米深加工龍頭企業，前些年加工的監利大米銷路不好。公司副總經理方冰認為，原因在于種植環節品種雜亂，農戶分散經營很難統一，販子收起來后又魚龍混雜，加工出來的米質不一，影響口感。多年前，監利大米只好一度打“仙桃香米”的牌子，借船出海。
每年播種面積220多萬畝，產糧130多萬噸，居然沒有自己的品牌。人稱“中國水稻第一縣”的監利很尷尬。
為塑造監利大米品牌，福娃集團開始流轉土地、統一稻種進行規模化種植，但成本太高。一是租金，每畝近800元，二是人力，請人栽秧每天200元。
企業很苦惱。農民也著急。
監利縣尺八鎮石嶺村老支書蔡新福種60畝田，每年育秧時，就把被子行李卷到田邊住下來。要栽秧了，就給外地務工的兒子媳婦打電話，要他們回來。兒子媳婦拗不過老頭子，每年同期都請假，廠家不干，只好辭退他們。夫妻倆只好就近找些事做。他們說：“有機器插秧就好了。”
從企業到農民，都希望打破僵局。市場開始倒逼傳統農業轉型。
2.農機員捅破了窗戶紙
農業現代化離不開全程機械化
“傳統農業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監利縣農業局長李家模認為，傳統農業經營采取統分結合的經營機制，“統”的作用不明顯，“分”的弊端很突出，難以適應當前農村發展的需要。他說：“面對全球一體化、區域一體化、產業一體化大趨勢，單家獨戶的分散經營機制不合時宜，可以因地制宜進行改革探索。”
傳統農業到底如何突破？
只有華山一條路——全程機械化。正如福天下第一育秧工廠墻上所寫：“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毛澤東，1959”
不僅僅是機械化，而且必須是全程機械化。
早些年，監利水稻耕整、收割的機械化程度已經高達90%以上，但機插一直沒有突破。
2010年，監利縣周老嘴鎮農機員周振濤不在水田育秧，改在旱田育秧，用插秧機栽在田里，長勢良好，平均產量比手栽還高50斤。
機插秧試驗成功。周振濤終于捅破了那層窗戶紙，打通了全程機械化的技術瓶頸。
很快，旱田大棚育秧在全縣推廣，育秧工廠風靡監利。
2011年，周振濤率先建成第一家育秧工廠，搭建大棚在旱田育秧。次年，全縣新增10家。去年，新增17家。今年，新增15家。
機插秧的推廣，迅速帶來了水稻種植全程機械化，播種、育秧、插秧、耕整、防治、收割、烘干等全部都用機械操作。全程機械化生產出來的稻谷，做到不落地。
機械全程化又拉動了土地有效流轉。近三年，監利直接參與土地市場化流轉近10萬畝，服務大田面積60多萬畝。
3.“湖北機王”的選擇
全程機械化離不開組織社會化
肖基虎，監利縣毛市鎮陳趙村農民，16歲開拖拉機，參加農機手大賽獲得“湖北機王”稱號。
育秧工廠之前，他要自己聯系業務，很多時間在路上跑，業務量還不穩定。年成好，能掙10來萬元，不好就只有2萬多元。
育秧工廠出現后，一切都變了。
肖基虎加入昊天合作社。這是家育秧工廠，網羅68名農機手，組建專業的耕整、機插、收割隊伍。
昊天合作社流轉3700多畝農田，還給附近一些動輒上千畝的種田大戶提供全程機械化服務。
“湖北機王”有了用武之地。昊天合作社聘其為技術指導老師，每年工資5萬元，每畝提成15元，去年收入15萬元，今年近30萬元。“現在不操心業務量，事情做不完。”肖基虎說，合作社對農機手和訂單信息進行有效調配，哪里需要，就通知附近農機手趕去，不會在路上浪費時間。
每家育秧工廠背后都有多家合作社配套。尚禾育秧工廠就有10家合作社：農機合作社有300多臺大型機械，在尺八、三洲兩鎮設立辦事處；水稻種植合作社有12個聯絡組、200多人；農資合作社有8個分社，覆蓋全鎮所有村莊；育秧工廠有6個網點，輻射4萬畝農田；測土配肥有3家網點，設有專業農技服務人員；統防統治2個網點，糧食收購、烘干儲存、土地整理、蔬菜種植等都建立了合作社。
尚禾老板歐陽斌說，全程機械化以后，每個環節都需要專業人員服務，進行標準化操作，沒有組織做好管理，就會一盤散沙，所以尚禾定期對合作社社員進行培訓。
4.華科碩士下鄉種田的新思維
組織社會化離不開資本多元化
劉應文，華中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早年在武漢打拼，挖到第一桶金。育秧工廠出現后，他敏銳地捕捉到市場機遇，迅速攜帶資本下鄉。“研究生下鄉種田”，一時成為監利美談。
3年內，劉應文在黃歇、汪橋兩鎮連建兩家育秧工廠，共投資1000多萬元，今年收益70多萬元。
僅僅3年，劉應文已經不僅僅停留在育秧工廠生產環節的關注上，而是開始了更廣泛、更深入、更有意義的探索。
今年收完稻谷后，他常住武漢，與橋米、金龍魚等大米運營商洽談，合作共建大米質量安全追溯機制。他說：“當前農村土地經營高度分割、經營主體高度分散，造成農業生產散亂，谷販子混亂收購，又造成銷售混亂，兩者相加，導致農業生產的法律責任和主體責任混淆，無法做到質量安全回溯。這對糧食安全和大米品牌都是損害。”
與大米營運商的談判，劉應文想通過市場倒逼機制，提高稻谷收購價格，通過育秧工廠這一平臺，向農民、農資經銷商分解指標，推動標準化統一大生產，建立大米質量安全追溯體系。
按照劉應文的設想，屆時無良農資經銷商的空間會被擠壓，谷販子沒有生意可做，種源、生產、銷售、收購等環節都能規范化。
不管劉應文將來結果如何，至少他帶來了新思維。育秧工廠老板身份五花八門：有純粹的農民，有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有退休教師，有建材經銷商，有龍頭企業等等。他們身份不一，觀點也不一。這些觀點在田野里激蕩，就會產生多元化選擇，其中一些定會推動現代農業朝前發展。
5.種田大戶為曬谷犯愁
資本多元化離不開服務商品化
黃建川，毛市鎮種田大戶，在外做包子饅頭發了財，去年回鄉流轉土地2000畝，每畝370元，一次性付給農民4年租金。
他回家包田，就是沖著育秧工廠來的，但去年第一次接觸，只拿出30%的面積給昊天合作社，全程打包，每畝750元，“屁事不管，只管賣谷”。今年，他拿出70%的面積給昊天全程打包，除去承包費、打包費，純賺88.4萬元。明年，“全部甩給昊天。”
最令黃建川苦惱的是曬谷。220多萬斤糧食要曬干，沒有足夠大的曬場，黃建川就把稻谷拖到公路上曬，自己在路上搭棚子住宿。有天晚上，一名婦女騎摩托車撞上糧袋，幸好沒事，但把黃建川嚇出一身冷汗。今年，昊天投資260萬元新上8臺烘干儲存機組，解決了黃建川的大麻煩。
說是種田，但黃建川沒下田插秧，沒下田收谷，全部都包給昊天做。從買種、播種、育秧到收割、烘干，所有環節，黃建川都要付錢。
種田的每一個環節就是一個細分的市場，全部商品化，都要拿錢買服務。
不僅如此，育秧工廠還衍生出更多的細分市場和服務。測土配肥以前沒有，現在全縣有測土配肥站5家。統防統治以前沒有，現在全縣有合作社15家。烘干儲存以前沒有，現在全縣新建9家網點。
明年，監利縣農業局計劃與尺八巨象或朱河鎮花園蔬菜合作社對接，由蔬菜企業或合作社與育秧工廠簽訂合作協議，在每年7月至次年3月育秧大棚不育秧的時間段里，在大棚種植蔬菜，打造監利新的菜籃子，實行統一品種、統一肥藥、統一技術指導、統一訂單收購。
“我們每個環節都提供專業化服務，都簽了協議，出了問題要負責。”周振濤說，今年他跟大垸農場黃姓家庭農場主簽訂統防統治協議，結果稻谷減產，周振濤同意賠償。不過，錢不用周振濤出，由保險公司出。
6.農業局長的幸福與苦惱
服務商品化離不開制度規范化
11月，監利縣農業局發文支持育秧工廠等社會化服務主體發展。政策共10條，對水稻種植各個環節分別做出具體規定。其中第九條就涉及到“金融支農”。
金融資本已經投入到育秧工廠。
監利郵儲銀行開始接受育秧工廠的資產抵押貸款。尚禾、昊天等規模較大的育秧工廠可得到500萬元授信。程集鎮金草帽育秧工廠已向郵儲銀行申請農資貸款100萬元。銀行不擔心貸款收不回來，因為有政府、保險公司、郵儲銀行成立的三方擔保公司擔保。
中國人保財險公司與監利育秧工廠紛紛簽訂保險合同。金草帽的保額是60萬元，尚禾的保額是800萬元。
面對日漸成熟的育秧工廠，李家模有成就感也有擔憂：農業有風險，育秧工廠是個新生事物，一旦出問題，涉農影響大，育秧工廠需要逐步規范，穩步發展。
李家模說，監利水稻播種面積220多萬畝，僅種子，一年就有20億元的銷售額。再加上農機銷售，以及育秧、機耕、機插、機收等全程機械化服務，220多萬畝農田所產生的巨大市場，絕對可以吸引任何有興趣的資本投入。不算今年新增15家投資，原28家育秧工廠已經投入3億元。
尚禾育秧工廠老板歐陽斌正面臨尺八、三洲兩鎮100多家農資經銷商的合力圍剿，原因在于尚禾低價銷售農資，擠占了他們的市場空間。
以一敵百？尚禾能做到嗎？
尚禾現有8家農資合作社，在尺八、三洲兩鎮布滿銷售網點。他們與農民簽訂育秧訂單后，與種子廠家談判，低價采購。今年再生稻谷種市場價格48元一斤，合作社采購27元一斤，低了21元。
農民自己種田，一畝約800元成本，全程打包給尚禾合作社，只要590元。農民賣谷，濕谷0.98元一斤，通過合作社把稻谷烘干后，1.42元一斤。農民都愿意與合作社合作。
有了農民做后盾，歐陽斌信心滿滿。
總結育秧工廠的勃興，李家模說：“育秧工廠推動全程機械化，代表現代農業發展方向，適應時下社會資本下鄉的渴望。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由監利農民試驗成功的，說明農民主體作用在農業生產中無比重要。它又是社會資本推廣的，說明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總之，無論農民還是社會資本，只要打開解放思想這個總開關，借助市場化的手段，很多現實困難都可迎難而解。周振濤的機插秧攻關、劉應文的質量安全追溯機制、郵儲銀行和人保公司的抵押擔保，無不印證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