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人權觀察組織發布的《世界人權報告》，都會引起世界各界的質疑與批評，這次也不例外。事實上，近些年來，國際社會對人權觀察組織的質疑從未間斷，人權觀察組織大有淪為「謠言工廠」之勢。

　人權觀察歷來標榜自己客觀與公正，但其對人權的理解既不客觀也不公正，在它的眼中人權完全是一個可以任意涂抹的自我認知。人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文明體系之中，有着不同的進程。從實然角度講，人權不是一個自始即存的客觀存在，也不是一個可以脫離集體文化、社會狀況、跨越文明的普世存在，人權存在着基於文化的差異。人權的理念與制度需要適合於一個給定社會的時空條件，是針對具體歷史階段和社會狀況的安排方式和制度形式。儘管在當代世界上可能存在一些人權領域的共識，這也的確是世界歷史不斷發展的一部分，但是，此種共識僅僅是各種文明可以通約的認知，而並不是西方當代人權觀的全球輻射，更不能將具有鮮明歷史烙印的觀點作為超越歷史、超越地理、超越經驗的普世真理。只有建立在文明和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對這個問題有明確的認識。

　人權觀察組織高高在上的批評與指責，從安哥拉、莫桑比克、剛果民主共和國、南非、斯威士蘭到希臘、俄羅斯、柬埔寨、越南和中國，幾乎遍布除了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之外的任何角落。可笑的是，人權觀察一方面嚴厲指責匈牙利對難民使用瓦斯槍和橡膠棒，另一方面卻對臭名昭著的美國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熟視無睹。這種赤裸裸的雙標早已成為了人權觀察組織事實上的準則。

　人權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而不能超越歷史。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之時並不存在人權的觀念和制度。隨着人類發展達到某個歷史階段，人權的思想意識才會出現和發展。西方的人權故事固然精彩，但它不是全球共同的人權腳步。我們注意到，以往人權觀察的年度報告通常着眼於不發達國家侵犯人權的問題，也許是迫於世界各界的指責與壓力，近些年該組織的報告也開始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人權現狀進行不痛不癢的呼籲。

　作為一個存在超過半個世紀的非政府組織，一方面人權觀察宣稱「不接受政府直接或間接資金補助，也不接受可能影響我們客觀性和獨立性的私人捐助」，但事實上其資金來源完全是一個巨大的灰色鏈條。「非政府組織監督者」曾曝光，2007-2008年度，荷蘭「樂施會」向「人權觀察」捐贈約98.8萬美元，前者當時每年從荷蘭政府獲得近1.3億歐元資金。2016-2017年度，荷蘭政府向荷蘭「樂施會」捐出4300萬歐元，「這讓荷蘭政府成為人權觀察的主要捐助者之一。這與人權觀察所聲稱的「不接受任何直接或間接政府資金」嚴重不符。正因為這些秘密的資金流動，國際社會對「人權觀察」的質疑日甚。2016年，總部設在佐治亞州的非營利組織「透明化」對世界範圍內200家智庫及游說團體的透明度進行評估(最高是五星級)，金融大鱷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連續第三年墊底，沒有星級，而「人權觀察」僅為「兩星級」。可笑的是，「開放社會基金會」恰恰也是「人權觀察」的最大金主之一，可謂難兄難弟。

　人權觀察主旨是維護全球人權，卻似乎對聯合國體系下的人權公約毫無認知，完全無視聯合國最為強調的發展權。作為一個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卻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亦步亦趨。其實，只要看看他們組織成員的構成就知道其言行何以至此。人權觀察現任組織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本人就曾任美國紐約擔任聯邦檢察官，是當然的美國建制派人物;在其諮詢委員中，竟不乏前中情局分析師。2016年，美國《民族》周刊就批評該組織一再草率地駁回或無視外界對它的質疑。文章稱，有不少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聯合國前高級官員和學者，要求「人權觀察」禁止那些制定或執行美國外交政策的人擔任工作人員、顧問或董事會成員，他們更進一步呼籲禁止「對侵犯人權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的人」進入「人權觀察」的董事會。

　眾所周知，任何一份嚴肅的調查報告，必須來自嚴謹的調查與現場的觀察，這是起碼的調查規範。然後，對於「人權觀察」每年發布的世界人權報告，「非政府組織監督者」就曾多次批評其不嚴謹，強烈質疑內容的可信度。在人權觀察公布公布的報告中，常使用匿名「目擊者」的說法，內容無法印證。所謂「見證人」採訪往往也不是面對面進行。例如，羅斯曾鼓吹的一名「被武裝人員綁架的敘利亞博客博主」後被證實是一名來自佐治亞州的美國人。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證據，則是人權觀察常用的說辭。由此可見，人權觀察的報告有多少是他們的觀察家親眼目睹或親自調查的呢?

　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處於動盪和衝突地區的國家歷來人權觀察的重點關注對象。在這些地方，人權觀察僅僅是觀察嗎?它還扮演著什麼角色?

　西方學者馬克•穆圖(Makau Mutua)等認為，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對人權的關注，更多的是側重於政治層面，而非經濟社會層面，並把西方的價值觀強行推送到世界各地。一些發展中國家學者如蘭密施•塔庫(Remesh Thakur)更是坦率的指出，西方人權非政府組織是西方國家干預發展中國家人權發展的一顆棋子，本質上維護的是發達國家利益。 Krista Masonis EI- GAWHARY撰文指出，西方世界認為非政府組織是使地區出現重大社會、政治變革的 潛在催化劑，從而解救獨裁政權，使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治。

　近年來，無論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後重建，蘇丹達爾富爾危機和緬甸密松水壩事件中，還是在中亞地區「顏色革命」和中東劇變中，都能看到人權觀察活躍的身影。在這過程中，「人權觀察」支持中東地區遜尼派成立具有鮮明人權性質的宗教組織，定期出版刊物，培訓組織人員，同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內的反政府力量和民族分裂勢力進行勾連。 在這些組織的支持下，中東國家一些反政府力量乘機打着示威抗議者的旗號，大肆進行民族分離活動，為中東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回潮創造了有利條件，導致原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態和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更有甚者，反政府的政治話語也被「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利用，以激發伊斯蘭民眾的情感共鳴。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如今中東的亂局及人道主義災難，人權觀察組織也難辭其咎。

　此外，人權觀察還直接參與了波黑戰爭、盧旺達衝突、中亞地區「顏色革命」、科索沃戰爭以及近年中國香港民運的社會動員，並在埃及社會運動中扮演著「跨國環境與外部行為體角色」。 「埃及變革運動(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 領導人曾公開承認，該組織「之所以採取動員普通市民採取非暴力抗議的形式來反抗政府」，主要就是因為受到東歐和中亞地區社會運動，尤其是2003年底烏克蘭「橙色革命」和2004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推翻政府經驗的重要啟發。

　這些行為早已超越了一個非政府組織應有的公義，更嚴重背離了人權觀察組織自設的宗旨。人權觀察，已不僅僅是一個造謠者，更是一個動亂的煽動者。人權觀察，該認真自省了。(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