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明確提出並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形成以穩中求進為工作總基調、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

　　我們將十八大以來形成的這一經濟政策框架稱為“習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那麼，這一經濟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是什麼?包含了哪些主要內容?從國際視角看，為什麼說這一框架成為中國的全球倡議?請一起來看。　　

　　作者 |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胡鞍鋼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 張新

　　1、新常態下經濟政策框架的建立，標志着“習近平經濟學”的初步形成

　　從“習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形成的背景看，我國經濟發展正在進入新常態。這是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必經階段：從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從工業化時代向後工業化時代轉變，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規模速度型發展方式轉向質量效益型發展方式，從工業或第二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向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投資結構等)，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從中國市場到世界市場，從世界投資中國到中國投資世界。

　　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及時作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為了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党中央及時提出了“習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使得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從十八大以來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來看，“習近平經濟學”已經具有非常明顯的政策框架性質。

　　其一，政策目標明確，就是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解決經濟條件發生深層次變化所凸顯的結構性矛盾。

　　其二，政策體系的內在邏輯清晰，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到引領新常態，為解決中國經濟“怎麼看”、“怎麼干”提供了明確的路線圖。

　　其三，政策措施搭配緊密、協調一致、遠近兼顧。“習近平經濟學”緊緊圍繞經濟提質增效、轉型升級的總體目標，既制定出面向中長期發展的“十三五”規划，突出“三大戰略”的區域布局;又確定了應對短期經濟下行的政策，等等。

　　其四，政策更有穩定性，是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指導中國經濟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系統性框架。 確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最終構建完整的政策邏輯框架，這才是“習近平經濟學”的最大貢獻。

　　從這個意義上看，新常態下經濟政策框架的建立，也標志着“習近平經濟學”的初步形成，其提出的目標任務、發展理念、工作基調、改革主線、政策舉措，將成為認識、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的指南。

　　新常態下經濟政策框架的提出，適應中國經濟發展，從新發展理念到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從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工作任務，到十八大以來形成的以新常態為內在邏輯的政策調控體系，為“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系統的政策與理論指引。

　　這一政策框架的實施，在短短三年內就取得明顯成效，中國經濟逐步趨穩，穩中向好、穩中有進，“十三五”實現開門紅，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繼續走在世界前列。這一成果不僅為世人矚目，更令世界為之贊歎。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習近平經濟學”來源于中國實踐，又指導中國實踐，這就形成了新理論指導新實踐、新實踐豐富新理論的良性過程，不斷豐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創新實踐。

　　2、經濟政策框架主要內容：新常態是發展階段總認識，新發展理念是轉變發展方式總引領

　　“習近平經濟學”作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確定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核心，逐步形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從而適應和引領新常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失衡。總體看來，這一政策框架包括以下關鍵內容。

　　其一，新常態是發展階段的總認識。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現實依據，也是制定和執行正確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框架的根本依據。“新常態”的提出，既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大理論認識，也是制定政策的邏輯起點。所以說，新常態是“習近平經濟學”的邏輯主線。

　　其二，新發展理念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總引領。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核心的新發展理念是邏輯嚴密的有機系統：創新發展解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問題;協調發展解決不同系統之間、系統內部的子系統之間的協調性問題;綠色發展解決經濟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的關系問題;開放發展解決國內發展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問題;共享發展解決發展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

　　其三，發揮市場決定作用是改革任務的總核心。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怎樣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從“基礎性”到“決定性”，“習近平經濟學”明確了政府與市場兩種機制的定位，並把如何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兩種機制的有機結合，確立為該政策框架的基本原則。

　　其四，穩中求進是實踐推進的總基調。“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延續了2012年以來“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總基調，並首次將“穩中求進”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

　　其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宏觀調控的新實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加強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對接，實現短期措施與長期目標的銜接。這就超越了單一經濟目標的宏觀調控，而是通過改革與協調經濟發展中的多重關系，引導經濟朝着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這主要包括短期與長期、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實體與虛擬、國內與國際等多重關系。

　　其六，“加減乘除”是政策框架的總方法。明確突出問題、解決實際困難、落實工作任務，必須掌握“既中看又中用”的系統性方法。“加減乘除”方法論的設想，最初是由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全國兩會上參加吉林代表團審議時首次提出。現在看來，無論是東北全面振興，還是沿海轉型發展，以及中西部加速崛起，都需要同時做好“加減乘除”的四則運算。我們稱之為習近平的結構性改革“四則混合運算”，既形象又准確，把極其復雜的經濟發展思路說明得清清楚楚。

　　3、經濟政策框架：從中國方案到世界倡議

　　面對極其錯綜復雜的各類經濟風險和挑戰，中國經濟發展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長，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實屬不易。如此宏大的社會實踐，必然產生“習近平經濟學”，這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實踐與理論創新，也是中國框架向全球倡議邁進的重大創新。

　　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平穩運行带來不同程度的沖擊;同時，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決定做什麼、如何做、做得怎樣，不僅影響中國，還將影響全世界。

　　在“一带一路”建設推進中，越來越多國家希望擴大與中國的投資經貿合作，這客觀上又要求中國引領經濟全球化、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充分利用國際產能合作的巨大空間，在推動國內富余產能走出去的同時，带動中國裝備、技術、標准和服務“走出去”。

　　堅持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全球范圍優化資源配置，為中國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發展新動能創造條件，全面提升中國經濟的開放發展水平，是“習近平經濟學”政策框架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特征，也是其產生示范效應和外溢效應的重要原因。因此，“習近平經濟學”不僅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國內政策框架，還是包括“一带一路”、亞投行、G20倡議等在內的開放型國際政策倡議體系。

　　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框架已經進入了“全面開放、全面合作、全面參與、全面提升”的新階段。

　　其一，統籌“兩個大局”，制定中國全球發展戰略。以推進“一带一路”為契機，加快實施全面“走出去”戰略。從“中國”發展戰略到“世界”發展戰略，就需要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出發點，從主要配置國內資源轉變為同時配置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從主要開發利用國內市場轉變為同時開發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積極拓展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空間，不斷提高發展潛力，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

　　其二，推動多邊雙邊和自貿區發展，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國際談判，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堅持“引起來”和“走出去”相結合，更加注重“走出去”。擴大內陸沿邊開放，提升開放層次維度。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引領者。

　　其三，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擴大與南方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進一步推進國家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供金融貸款，參與和引領全球和區域大型基礎設施網絡建設，為中國創造更好的對外投資環境，提供更多的對外投資機會，特別是通過投資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市場環境、人力資源開發等，為推動“一带一路”倡議起到示范性、長遠性作用。

　　其四，提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能力。從G20峰會到達沃斯論壇，從“一带一路”高峰論壇到第九屆金磚國家峰會，隨着全球性議題增多、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和全球治理難度加大，中國正在以越來越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氣候變化、國際金融體系、國際貿易體系等全球治理議題，倡導開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推動完善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

　　“習近平經濟學”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性發展，又是與宏觀經濟理論的創造性融合。其不僅是“中國之道”，更是“世界之道”;不僅是推動“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指引，更會成為推動世界從“逆全球化”走向“新全球化”的思想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