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原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認為，我國外匯政策存在“新的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即通常所稱的經濟學術語“三元悖論”，用于闡述一種宏觀經濟政策狀況。何謂“外匯政策新的不可能三角”呢？管濤在接受中國證券報采訪時解釋說：

 

　　“新的三角”我講的是外匯政策：一是負責外匯市場價格出清的匯率政策，二是外匯市場干預，三是資本流動管制。后兩項負責外匯市場的數量出清。

 

　　我們不可能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即我們不可能同時既要保匯率，又要保儲備，還要搞開放。至少要使用其中一個工具來解決市場出清的問題。

 

　　“人民幣不必懼怕匯率浮動。”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在其新書《匯率的本質》中，通過總結自1979年以來我國的匯率制度演變及新興市場的匯率選擇，論證了上述結論。并指出，匯率浮動的一個好處是，變市場與央行之間的博弈為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博弈，有利于激活市場多樣化預期，形成匯率的雙向波動，抑制無風險的單向投機。但是，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能一蹴而就，而要根據國內金融發育程度和企業承受能力穩步推進。

 

　　不止是管濤，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樊綱也持同樣觀點。他表示，中國不要再實行固定匯率了，也不要再盯住美元了，甚至也不要再盯住“一籃子”貨幣了。中國既然已經走出這一步，就要繼續往前走，不要再幻想著固定匯率制度再回來。中國的企業和個人也要嘗試在匯率更加浮動的情況下思考自己的投資、生意和資源配置。

 

　　中國現在將三個外匯政策工具結合起來使用

 

　　匯率政策方面，管濤認為，與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不同，這次我們把三個外匯政策工具結合起來一起使用了：

 

　　首先，從匯率政策工具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完美的、沒有任何代價的匯率解決方案。無論是穩定，還是漸進式的調整，還是一次性的調整或者是自由浮動，可能都有利有弊，沒有無痛的解決方案。

 

　　第二，雖然匯率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全部，僅僅動匯率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就意味著，哪怕讓匯率一次性調整也不可能調整到位，一旦有新情況出現，人民幣匯率還會存在新的調整壓力。

 

　　三是如果要想保持匯率穩定，最好匯率不要偏離均衡水平太遠。除了極端的觀點以外，主流的觀點是無論人民幣的匯率高估還是低估，實際上離均衡水平都不是太遠。

 

　　四是匯率變化后，對金融影響會大于對經濟的影響，心理沖擊會大于實質性的沖擊。人民幣匯率從“8·11”匯改以后出現了一定幅度的調整，但并沒有改變中國出口負增長的情況，貿易順差也沒有縮小。所以它對于刺激國內經濟的作用有限。如果調整幅度太大，很可能會遭到貿易報復，也可能會帶來其它貨幣競爭性貶值。而匯率調整對于市場心理預期的影響，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很大。

 

　　外匯儲備方面，管濤表示，過去兩年多時間，外匯儲備下降了8000多億美元。主要用于由國家集中持有變成民間分散持有、外匯市場干預、企業償還外債和境外減持人民幣資產。

 

　　現在的外儲夠不夠用？管濤認為，在國家層面，外匯儲備主要用于防范出現國際收支危機，即貨幣危機加上債務危機。只有匯率貶值、沒有債務違約都不叫國際收支危機。

 

　　那么為何現在市場如此擔心外儲，管濤表示：

 

　　大家理解的匯率是負責價格出清，儲備是負責數量出清，市場把儲備下降和匯率貶值等同于資本外流，所以儲備下降得越多，持續的時間越長，對市場的信心帶來的影響越大。

 

　　建議盡快實現浮動匯率機制

 

　　管濤本月中旬曾在《中國經濟學人》欄目里談論過外儲與匯率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存在貨幣不可自由兌換的“原罪”；另一原罪是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很多融資需要到國際市場上去籌資，借的都是外幣，這中間存在貨幣錯配。新興市場普遍對匯率浮動恐懼，盡管是有管理浮動，但看起來仍然是實際的固定匯率。

 

　　發達經濟體就不同了。他們的貨幣可自由兌換，匯率自由浮動，所以理論上他們不用持有外匯儲備。他們較長時間地實行浮動匯率安排，市場早已習慣匯率波動，有些情況下一年匯率波動20%、30%，也不會過度地解讀；同時，由于匯率浮動，平時就比較注意控制匯率敞口風險。而這在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一般20%以上就是貨幣危機了。

 

　　對于中國而言，管濤在其新書《匯率的本質》中指出：

 

　　匯率浮動的一個好處是，變市場與央行之間的博弈為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博弈，有利于激活市場多樣化預期，形成匯率的雙向波動，抑制無風險的單向投機。但是，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能一蹴而就，而要根據國內金融發育程度和企業承受能力穩步推進。

 

　　在現今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期望值是貶值。盡快實現浮動匯率體制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最佳方案。如果短期內由于各種阻力難以做到，采取釘住匯率體制未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