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资料图片

　　[“周小川曾帶領著中國央行蹚過靜謐湖泊、沖過激流險灘，把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將增長維持在合理區間，同時努力抵御著隨時可能威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各類風險。”]

　　近日于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年會期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獲選《環球市場》（Globalmarket）2016年度東亞地區的“年度央行行長”（CentralBankGovernoroftheYear）。此前，《彭博商業周刊》也將周小川選為今年“全球5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排名第14。

　　“就像空氣和重力，你可能很少注意到周小川對中國的影響。”——《環球市場》評價道。

　　自2002年起執掌中國央行，周小川歷經市場震蕩和挑戰，穩定通脹，承托增長，一次次平復市場波動（不過總是需要長一點點的時間，《環球市場》幽默地調侃）。2016年，周小川更是成為惴惴不安的全球投資者的“定心丸”（asourceofcalmforinvestors），《環球市場》總結道。

　　彭博“5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中的中央銀行家還包括：排在第34位的美聯儲理事Laelbrainard、第28位的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第8位的美聯儲主席耶倫，以及排在第7位的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全球最重要的三家中央銀行(G3)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還在不斷攀升。彭博表示，“周小川執掌中國央行近14年，會因其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貨幣而被載入史冊。”

　　《環球市場》是全球金融市場 領域的權威專業雜志，前身為《新興市場》（Emergingmarkets），每年都會推出全球央行行長和財長的年度人物。彭博的“5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從100位候選人中遴選而出，是“推動全球金融重大趨勢的主力軍”。

　　被稱“投資者的定心丸”

　　“周小川曾帶領著中國央行蹚過靜謐湖泊、沖過激流險灘，把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將增長維持在合理區間，同時努力抵御著隨時可能威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各類風險。”——《環球市場》的人物專欄折射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穩定金融市場和推動金融改革的肯定。

　　過去一年對周小川和中國而言并不容易。經濟增速持續下行，政府、公司、銀行、家庭部門債務不斷攀高。對于國內外情緒影響最大的是，在過去12個月中，人民幣匯率出現了兩次大幅貶值，也因為一度的溝通不暢而震動了全球市場，導致海外市場對于中國經濟劇烈下行的可能性表示擔憂，“唱衰中國”的聲音外加離岸人民幣空頭勢力一度強勢崛起。

　　就是在此時，周小川和央行仍堅持推進各項改革，同時開始改善與市場溝通，在國內外眾多場合發聲，為全球市場解讀中國經濟動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等，“投資者的定心丸”稱號可謂實至名歸。

　　在2015年9月5日，周小川稱最艱難的調整期已經基本過去了。當時也正是“8·11匯改”疊加中國A股出現9年來最大暴跌后的那段“余震期”。今年2月13日，在全球市場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恐慌性拋售”后，中國央行官網發表了周小川的媒體采訪全文。周小川表示，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基礎，不會讓投機力量主導市場情緒，中國的外匯儲備基本面沒有問題。在全球恐慌的背景下，周小川的表態無疑令很多人安下了懸著的心。“全球投資者都在聽”，《環球市場》寫道。

　　今年4月，剛剛確定第二個五年任期的IMF總裁拉加德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去年8月以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影響了本國資本市場，也對其他國家的股市帶來影響，但是因為中國人民銀行的有效溝通，使得這一波動得到了穩定。

　　《環球市場》也對周小川向來開誠布公的態度表示贊賞。例如，周小川在2016年3月提及，“公司部門債務在中國GDP中的占比有點高（alittleonthehighside）。”

　　其實，國際政策制定者長期以來都不斷在警示中國高企的公司部門債務（當前占到GDP的160%），這已經成為了中國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債務的增速也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不斷加快，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環球市場》稱，很少有其他中國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對中國債務水平作出過如此直接的評論。

　　邁向未來，可以肯定的是，更大的挑戰正在等待著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環球市場》表示：“周小川的睿智中不乏幽默，當然他更務實，多數時候他平靜如水，并愿意坦誠表述一些他人欲言又止的問題。能夠有周小川擔任中國央行行長，這是中國的幸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幸運。”

　　因人民幣載入史冊

　　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了IMF的特別提款權（SDR），權重10.92%，排名第三，僅次于美元(41.73%)和歐元(30.93%)，這標志著人民幣正式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和“儲備貨幣”。

　　在彭博看來，這場人民幣的漫漫長征其實從2005年就拉開了帷幕。當時，周小川宣布人民幣對美元脫鉤，爭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此舉為中國成為全球超級經濟體奠定了基礎。在改革的巨大壓力下，周小川始終認為，此舉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并且中國將控制人民幣的升值步伐，讓中國出口商有時間調整。

　　然而，彭博也提到，一直以來，西方政客仍指責中國刻意拉低人民幣匯率，例如當前的特朗普，不過人民幣從2005年末到新一輪匯改前的高點已經對美元升值了近40%，遠高于其他亞洲貨幣（新加坡元除外）。

　　繼2005年的匯改之后，最令人難忘的無疑就是2015年的“8·11匯改”，這也為人民幣加入SDR奠定了基礎。當時，人民幣一次性貶值近2%，央行更是意在“刷新”中間價形成機制，使得匯率形成機制離真正意義上的浮動匯率制度更近一步。

　　2015年12月11日，央行又對匯改做了進一步“微調”。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開始發布顯示人民幣對由13個國家和地區貨幣構成的貨幣籃子的價值“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中間價定價機制逐步確立，這也使得人民幣進一步擺脫美元的牽絆，更多反映市場供求。

　　“周小川執掌中國央行近14年之久，未來會因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貨幣而被載入史冊”，彭博總結道。

　　為中國經濟正名

　　在IMF和世行年會期間，周小川的專業闡釋令海內外人士對于中國經濟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他表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于合理區間，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涌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周小川也強調，目前中國經濟中存在一些過剩產能，適當信貸增長可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去年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一定波動，為維護金融穩定，當時階段性地出現了更多依賴銀行信貸融資的情況，但市場恢復穩定后已不再有大的增加。隨著全球經濟復蘇逐步正常化，中國也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

　　在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部長級會議上，周小川還分享了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的“協同”的中國經驗。他表示，盡管理論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嚴格區分，但存在介于兩者之間的選擇，例如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和開發性金融。英國的融資換貸款計劃（FLS）也是一種形式，中國也有類似的做法。文/周艾琳 徐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