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觀眾們更能共情的“情義千秋”“政治清明”這些概念相比，“禮”之一字是相對陌生的，但它也許能提供一種更博大的中國古典政治的圖景。

 

　　有論者稱《瑯琊榜》“三觀很正”，南方一家周刊的一篇文章新近又提出該劇另一重價值——“情義千秋”。可無論如何，觀眾都難以完全揭去網文出身的《瑯琊榜》所攜帶的“權謀”標簽。可是，《瑯琊榜》僅僅是一部權謀劇嗎？

 

　　當然不是。有論者認為，《瑯琊榜》中的權謀比起《甄嬛傳》，可能都是不足道的，這部劇真正讓人難以割舍之處，在于靖王、林殊一系所持有的一種政治浪漫主義情懷——這種情懷交織在平反和奪嫡兩項政治活動中，前者中，林殊作為冤案的受害人訴求國家公義；后一方面，靖王作為王者肅清朝局、主持大義——我們必須如此陳述，不論林殊心中有多大的國家公義，或者靖王對林家懷有多深的私情，二人的身份注定了各自在政治活動中的基本行動邏輯。

 

　　就在這樣一種恪守君臣身份的框架之下，兩人卻共享了一種網友所謂“政治清明”的政治抱負，正是這種抱負讓眾多觀眾和“原著黨”覺得《瑯琊榜》“三觀很正”。而這種抱負在“靖王奪嫡”這一主題下表現得更為豐富：靖王在慶國公一案中的公允、私炮房一案中的以民為先，以至于靖王被冊立東宮太子、主持兵部改革時，戶部尚書對兵部尚書的“好好做事”的提醒，無不顯現出靖王作為一個新王重開大局的氣象。這一切，都可化歸于劇中蕭景睿的一句話“君者，源之流也”。

 

　　相關論者雖與劇中人一同欣喜于“政治清明”的實現，卻依然將此劇稱之為“政治春夢”一場，這多少是與歷史情境比照下的感慨。最近已有論者推測與劇中朝代頗為相似的是南梁，劇中梁王與歷史上的梁武帝頗多相似，朝局的內憂外患也頗多可比，但像靖王、林殊一類人的存在，便成了此劇最大的架空，也是這場“政治春夢”的締造者。

 

　　于是，這場劇中的“三觀很正”“政治清明”都是建立在一種大亂的格局下的，否則這場肅反運動至少不會顯得這么轟轟烈烈，主人公們也不會這么像孤膽英雄。保守一點說，劇中人物的政治情懷多多少少是靠他們敵對者的失義反襯出來的。

 

　　但劇中另有一種政治價值，最明顯的便是來自那位朝堂論禮的周玄清老先生。他入殿之時驚動梁帝起身相迎，這是宿儒大師所享有的尊崇。在這樣一個于天子殿前連施兩禮的劇中人物面前，林殊把禮部的牌子丟進火坑的動作都略顯輕浮。

 

　　與此類似的情節還有春獵。劇中借林殊之口介紹說，春獵更多是儀典，春季萬物復蘇不宜殺生。若不過分追究朝代，則前人的律例釋文中曾有闡述，“春蒐（音同“搜”）……春時搜索，獸之有孕者則放之。”《禮記》中記皇家田獵，更有“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之禮。劇中春獵只是儀典，故不入行宮，正如靖王所言，這是祖制。與朝堂辯禮一樣，這是梁帝都不可違逆的。

 

　　與觀眾們更能共情的“情義千秋”“政治清明”這些概念相比，“禮”之一字是相對陌生的，但它也許能提供一種更博大的中國古典政治的圖景。它不只表現為那些考據嚴謹的禮節，更是一種內心和外在的秩序。即使是在觀眾所認同的“政治清明”中，里面已然包含了一種君臣位分。而我們生活在一個“禮”應該被強調的時代，更能依稀從此劇中感受到一種敬意，這種與古代禮制的近距離體驗，也是此劇的難得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