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動能減弱、中國三季度GDP增速首次「破7」情況之下，正在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五中全會備受矚目。近日，法國巴黎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中國經濟短期正面臨金融風險、失業上升、財政收入下滑等三大風險，或令中國決策層重新關注經濟增長。他亦表示，從中共十八大推出改革方案至今，盡管政府也采取了諸多改革舉措，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仍鮮有突破。現時國際社會期待中國給出一個新的預期，希望五中全會能夠向世界釋放一個明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信號。他表示，如果五中全會能夠定出一個比較實在的、跟中國潛力相一致的經濟增長水平，將會令到所有的投資者對中國抱有更大的信心。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金融就業財收風險上升
香港商報：不久前出爐的中國今年三季度GDP增速首次跌破了7——為6.9%，顯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大。如何判斷現時的中國經濟？
陳興動：目前國際投資者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工業增長方面。因為關於GDP增長的數據現在疑問比較多，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數據。現在有觀點認為，中國GDP的增長數據中，服務業的貢獻比較大，服務業的增長速度抵消了工業增長速度的下滑，這個說法沒有得到更好的印證。對我本人來說，關注的就是工業增長，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已經出現了工業的問題，目前中國工業通縮的問題比較嚴重。從第三季度看到的數據來看，我們基本判斷工業增長下滑的勢頭并沒有停止，這個下滑的趨勢還在持續。我們認為工業增長的速度還會繼續往下走，中國面對短期的風險和中長期的風險會上升。
香港商報：在您看來，中國經濟短期和中長期的風險具體有哪些？
陳興動：短期的風險表現為三個：一是金融風險，可能從風險向風暴推進。二是就業方面，從統計數字上看，中國的就業問題不是那麼嚴重，但從分析和推論的角度來講，中國的失業和結構失業的問題，可能比我們統計數字表現出來的要嚴重得多，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關鍵時期，工業增長速度大幅下降以后，會激發更多的結構性失業，所以失業問題可能會成為越來越大的問題。三是中國可能出現財政的短期困難。現在看到的財政收入，雖然1月到9月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超過了預算，但是稅收的收入增長僅3%左右，這樣非稅收入倒算回去大概增長了25%，非稅收入其實是靠特殊的國有企業增加更多的財政性收入，這是不可持續的。這短期的三個因素，可能會使得中國政府回過頭來要重新關注中國的經濟增長。
中期角度來講，中國需要判斷未來怎麼走。從2013年11月份采取的非常激進的中國改革方案出來至今，盡管政府采取了許許多多的改革方案，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關鍵領域的改革，市場上投資者的普遍感覺是沒有看到太大的進步，為此對五中全會有很大的預期和期待，希望五中全會能夠給世界一個明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信號。
GDP切合實際谷信心
香港商報：有消息說正在擬定中的「十三五規劃」可能會將GDP增長目標設在7以下，之前官方的GDP一直都是一個絕對值，最近統計局的一個官員的說法是一個區間就是6.5%到7.5%之間，這就引發了一些猜測，是不是意味著決策層不再執著於經濟增長目標？
陳興動：關於經濟目標定多少有爭論，我們很快會看到五中全會的定論，究竟會采取什麼形式。我們作為市場經濟學家來看，希望中國政府定的目標是一個區間，而不是定一個數。第二，我們希望政府一定要做到「我想要多少」和「可能要多少」的權衡，不能說「我只想要」，而現實可能做不到。目前很多的機構研究認為，現在中國潛在的增長率最低6.2%，最高6.7%，也就是6.5%左右，可能把目標定在6.5%左右更現實一些。第三，如果中國定一個現實的目標，市場是對他有信心的，相信中國政府能夠做得到，大家信心反而起來了。如果你定一個目標很高，大家把脖子拉得很長，夠不著，這反倒讓大家沒有信心了。
五中全會涉及到的十三五規劃，我個人判斷，第一是設定一個合理可以實現的經濟責任目標，第二個是指明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動能在什麼地方，第三個就是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要靠什麼樣的政策組合來實現所設定的增長目標。
結構性失業風險加大
香港商報：您剛才談到中國經濟面臨三大風險，其中一項是失業風險，最近制造業倒閉現象增加，出現一些制造業工人失業現象，官方統計的就業率并不涵蓋這一部分，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民工荒」會否變成農民工結構性失業？這會否成為一個大的社會問題？
陳興動：首先，民工荒和農民工結構性失業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從市場的角度看，官方的就業數據出來，我們沒辦法去驗證。比如官方數據顯示上半年創造就業機會718萬，但到了9月份全年任務已提前完成，創造了1000萬個就業機會。但是否創造了這1000萬個就業機會就解決了問題呢？這里有些困惑，我作一點簡單分析。
上半年解決的718萬新增就業機會是這樣構成的，其中299萬是解決了失業后再就業問題，還有88萬是解決了困難就業，兩項加起來是300多萬。還解決了310多萬新的勞動力就業，這批人為何在今年上半年就業呢？是去年畢業的大學生。去年大學畢業生720萬左右，加上中專、高中、職高等凈勞動力，加起來超過850萬。這樣就出來一個大的問題——今年的就業目標是1000萬，上半年已經解決了718萬，只剩下200多萬的目標就可以完成任務，顯然就沒有動力去再做了。可是今年從7月份開始有750萬大學畢業生，加上100多萬中專中技畢業生，加起來不少於850萬，有近900萬畢業生，那麼下半年只剩下不到300萬就業崗位，這樣有600萬人下半年找不到工作。這是新的一塊。現在我們很多失業問題的計算數據很矛盾，工業企業下行了，名義增長率很糟糕，不要說利潤，現金流動都沒有了，工資都發不下去了，越抵近12月，就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破產。經濟增長7.5%時，失業率是4%，經濟增長7%時，還是4%。這個數據不太令人信服。
冀五大關鍵領域改革
香港商報：您談到五中全會中共決策層可能會向世界釋放明確的改革信號，在您看來未來需要進行哪些方面的改革，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打開更多的空間？
陳興動：之所以現在很多人對五中全會充滿期待，是看到了改革30多年來尤其是2013年11月份之后，中央出臺了一些非常激進的改革方案，給大家帶來很大的期待。但在此之后，盡管有小的金融改革措施不斷出臺，包括金融方面的改革力度較大，但就市場的觀感而言，更多大的改革舉措并沒有出來，再加上現在的經濟整體下行的趨勢沒有緩解，各種方方面面的矛盾集中在爆發，而我們過去采取的一些行政的辦法和措施去穩增長，效果在遞減，所有這一切都讓大家把希望寄託在改革上。
改革改什麼呢？從我的角度講，最關鍵的改革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戶籍改革推動的城市化。二是跟農村相關的土地制度改革。我們要解決農民工進城，如何賦予給他們更多跟城鎮居民一樣的戶籍和整個社會政治待遇，讓他們不僅僅是生產者和服務的提供者，同時也是一個消費者。這樣的話，我們才能真正地推動消費。三是財政體制的改革。四是貨幣金融體制改革。我覺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貨幣政策都有些管過頭了，貨幣政策應該不是一個大的問題，但財政政策還沒有大的突破，還在一個比較小規模的狀況，需要一個大規模的設計。財政政策改革包括預算制度、稅收等改革。稅負是否很重？我們如何去設計一種更好的稅收體制出來？更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要解決現在很多企業面臨，比如僵尸企業問題，這個問題為何難以解決？因為需要國家拿錢。國家從哪里拿錢？這就需要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又跟城鎮化緊密相聯，地方上為什麼積極性不高，就是因為城鎮化也牽涉到誰來拿錢的問題，因此需要做一個大財政的改革。五是國企改革。現在國企改革指導思想出來了，現在從各方面的評論來看，矛盾還比較多，要成為一個可實行的方案，恐怕還需要更加具體的政策出來。我覺得這五個方面的改革是比較重要的，期待改革核心點在五中全會上看到，比如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改革方面邁出大的步伐。預料會給出一些判斷，指出一些政策上的支撐。
以城鎮化帶動區域平衡
香港商報：您剛講的這五大領域改革中，您認為最值得期待的哪一方面的改革？
陳興動：我最期待的還是以戶籍制度改革推動的城鎮化改革。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想回答中國經濟發展處在一個怎樣的階段問題，參照系找了與中國相對具可比性的日本。去年中國人均GDP是7580美元，相當於日本當年跟美國相比，大概在1956年的水平。日本的工業增長速度，日本的工業化、城鎮化、地區發展這三方面的平衡基本上在1978年就解決了，那時的日本相當於美國經濟的40%。如果從60年代到1978年之間，我們現在還有十多年時間可以追趕。
我們跟日本比起來，還有哪一塊可以作為引擎呢？可以看到，我們城鎮化水平跟日本相比還非常落后，我們現在戶籍城鎮化僅40%，相當於日本1960年的水平。在地區發展不平衡方面，日本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60%左右，我們現在是3倍，上海的人均GDP與貴州人均GDP相差3倍。我們還有城鄉的差別，所以我們還有發展的空間。而我們工業發展的水平特別像日本上個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們工業增長速度比當年日本快，所以我們必須靠城鎮化去完成這個增長。城鎮化可令到中國未來5年、10年經濟繼續保持一個中速增長，是可持續的。用城鎮化帶動地區平衡發展，然后用地區的平衡發展激發創新，帶動的工業生產。
服務業占比越來越大
香港商報：我們看到今年GDP增長中，金融業對GDP的貢獻比較大，這一塊的比重上升比較快，我們看到一種趨勢是，金融業等服務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增長速度超過實體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那麼請問在GDP增長目標破7的情況下，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的發展能否支撐起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
陳興動：從大的趨勢來講，中國服務業在整個GDP構成比重在提升，目前也越來越明顯地看到這種趨勢。這個趨勢肯定是會持續下去的，金融業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對GDP有很大的拉動作用，券商研究，股市對GDP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從長遠看，服務業在中國GDP的構成還會提升，制造業受制於改革、轉型、產能過剩、成本過高等一系列的因素，可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會處於一個產能出清的過程中，所以在GDP的構成里頭，實體經濟與服務業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有一部分是市場的規律，不可逆，需要做一些調整。
香港商報：中國同時也提出了制造業2025計劃和工業4.0，這是否意味著制造的轉型升級仍是一個大的國家戰略？
陳興動：盡管中國制造業有很多的問題，但還是進步比較快，手機我已經換成中國手機了，一點不差。制造業在產品上更需要有藝術性，中國太講究實用性，這方面還有很大空間提升。
「雙創」重在自由成長
香港商報：政府提出「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創業創新能對經濟增長帶來多大的推動？
陳興動：「雙創」從出發角度來講，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到了第二階段，有了許多新的特點出來，中國經濟從實物經濟進入到金融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現在財務的總量很大，管理財務的需求很大，近期資金流向了商品期貨市場和債券市場，資本的本性就是要尋求獲利，它需要找到任何的投資機會。這樣的話就出來一個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培養機構投資者，需要千千萬萬的資產管理公司涌現出來，能否成長起來，管理者需要去控制風險。現在中國發展互聯網+，互聯網可能會使許許多多的東西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也創造了很多靠年輕人去想像、去創業的機會。傳統的工業、國有企業根本性東西也需要新的基因去改造中國的傳統產業。
現在，有了資金的供應，有了創業的沖動，有經濟發展過程中靠原來傳統經濟增長不行的部分，這一切條件的存在，為「雙創」的出現有了充分的理由，「雙創」不是憑空造出來的。但「雙創」也是一個困難的過程，創業的成功率是不高的。不可能人人都是馬雲，馬化騰也只有一個，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麼馬雲、馬化騰也誕生不了。成功與否不取決於政府，取決於企業，政府需要創造條件，讓企業去自由成長。
另外還要注意到，在企業和個人創業過程中，政府要創造出良好寬松的環境，如果沒有自由的思想，沒有自由的創業空間，那麼「雙創」傳遞的聲音再高，也沒有實質作用。「雙創」需要推動，但在推動過程中要考慮到客觀的現實，揠苗助長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