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是在杜魯門時期秘密建立的,國家安全局被戲稱為“無此單位”(No Such Agency)
克格勃高級間諜投向中情局懷抱
1985年8月1日,中情局華盛頓分局裏,平日不苟言笑的反情報科科長格斯•哈撒韋面露欣喜,坐在對面的兩位聯邦調查局(FBI)同行愛德華•奧馬利和菲利普•帕克頗感驚訝,但當哈撒韋向他們說“尤爾琴科過來了”,二人也不禁微笑起來。
FBI對這個名字不陌生。時任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處副處長的維塔利•尤爾琴科已經在美國待了6年,他一直“隱身”於蘇聯駐美大使館內,FBI雖知道他的身份,卻也奈何不得。如今,這位負責西半球情報活動的克格勃高級特工叛逃過來,奧馬利他們怎能不笑呢?
“尤爾琴科於7月24日到羅馬執行特別任務,一個蘇聯科學家代表團正在意大利訪問,他要去監視他們,防止其叛逃。這次確實有一個蘇聯科學家跑掉了,尤爾琴科去勸他回去,沒想到他自己也跑掉了。”哈撒韋繪聲繪色地講述著,尤爾琴科沒有與FBI而是跟中情局接觸,這讓他頗為得意。
尤爾琴科的確是美國情報機構眼中的諜報精英。他生於1935年,1960年加入克格勃,很快得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的賞識。不抽煙,不喝酒,不近女色,所有人都認為他是個正派人。1972年,37歲的尤爾琴科調任克格勃第三總局(負責軍隊反間諜工作)第三處副處長。在這一位置上,他積累了大量的反情報工作經驗。4年後,尤爾琴科出使美國,在蘇聯駐美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其真實使命仍是間諜。利用使館人員身份的掩護,尤爾琴科周旋於各國大使之間,從他們那兒獲取所需要的情報。之後又在法國巴黎短暫待過,1985年4月,他開始擔任“叛逃”時的職務,重回美國,從事克格勃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間諜與反間諜工作。
這一次,他的行動是向美國“投誠”:1985年7月24日,尤爾琴科隨蘇聯專家團來到意大利羅馬,他行蹤很詭秘,在蘇聯駐意使館待了8天,幾乎足不出戶,直至8月1日上午9時,他對同事說要出去散步,參觀梵蒂岡博物館。
夜幕降臨了,尤爾琴科沒在預定時間回來,大使館的官員驚慌起來。第二天,依舊沒有他的消息,大使館向意大利警方通報了尤爾琴科失蹤的情況。克格勃羅馬站此時已肯定尤爾琴科出了問題,最大的可能就是:這位根正苗紅、有著25年克格勃經曆、深得上司信賴的情報高官已經叛逃西方。
當莫斯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的時候,尤爾琴科已經同美國人接上了頭。
那天早上尤爾琴科步出蘇聯大使官邸後,即與中情局羅馬站取得了聯系。消息立即傳到了中情局的蘭利總部,局長威廉•凱西、行動處負責人喬治•克萊爾和反情報科科長哈撒韋都被驚動了。蘭利的機器高速運轉起來,一切事務都為處理尤爾琴科讓道。當蘇聯人去找意大利警方的時候,尤爾琴科已經乘坐一架軍用飛機,直奔大洋彼岸而去。
8月5日清晨,飛機在華盛頓東南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降落,隨後,尤爾琴科被中情局特工接進了總部蘭利附近的一個安全房屋休息和詢問。
面對一個叛逃過來的克格勃高官,中情局最關心的是,他是否知道潛伏在美國情報機關內部的蘇聯間諜。尤爾琴科也明白他手裏握著情報的含金量,決定著下半輩子在美國的命運,他提供了兩個線索,一個是“朗先生”,另一個是“羅伯特”,兩人都來自美國情報機構的核心部門,他們為蘇聯提供情報。這時候,哈撒韋笑不出來了。
位於馬裏蘭州米德堡的美國最重要的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
美國的絕密情報被賣給克格勃
尤爾琴科給出的“朗先生”信息很簡單:他在國安局幹過,已經結婚,有一輛綠色的汽車,房子很破,大概住在馬裏蘭州的貝爾茲市。尤爾琴科還記得一個重要細節:“朗先生”在1980年1月15日第一次現身蘇聯大使館時,使館曾測出FBI的監視電台突然活動頻繁,他判斷FBI的錄音資料庫裏會有“朗先生”的錄音資料。
FBI從數以萬計的錄音磁帶中翻出了那一天下午的資料,裏面清清楚楚地傳出對話聲。經過一番稽查和技術鑒定,FBI把嫌疑對象鎖定在羅納德•佩爾頓身上。在外人眼裏,佩爾頓是個安分守己的家夥。他大學修的俄語,畢業後參軍,專業技能出色的他被派往巴基斯坦搞針對蘇聯空軍的偵聽。1964年退役後,佩爾頓憑著資曆又在國家安全局謀到一份差事。
這次佩爾頓“一鳴驚人”,他把美國的絕密級情報——“常春藤鈴行動”全盤透露給了蘇聯。
“常春藤鈴行動”是中情局和國安局在上世紀70年代末實施的針對蘇聯的竊聽行動。蘇聯在鄂霍次克海海底安裝了一條絕密通訊電纜,用來傳載蘇聯的絕密軍事通訊。美國探知這一消息後,在電纜上安裝了一個最先進的竊聽設備以截取情報。1981年這個行動暴露了,當美國的一艘潛艇去海底取錄音時,意外地和一艘蘇聯潛艇相撞,電纜上的竊聽設備也不見了。美國一直在追查泄密原因,但始終沒有頭緒。這時佩爾頓被尤爾琴科揪出來,才真相大白。
佩爾頓在國安局工作刻苦,為人精幹,業務能力也得到認可,在投資方面他卻糟糕得一塌糊塗。他在馬裏蘭州的農場破產,背負著十多萬美元的債務,而老實巴交的他覺得這么待在國安局沒有顏面,就幹脆辭職另想他法還債。
但除了搞情報,佩爾頓沒有更大的特長,走投無路的他想到了蘇聯克格勃。FBI監聽錄音裏的1980年1月15日下午,佩爾頓站在他公寓附近的一個公用電話亭旁,深吸一口氣,終於撥通了蘇聯大使館的電話。第二天,按電話裏的預約,佩爾頓只身來到蘇聯使館,接待他的正是尤爾琴科。
尤爾琴科不動聲色,觀察著這個不速之客。派遣假情報人員是反間諜機構的拿手好戲。眼前這個禿頂、留著絡腮胡的人更像個美國南部的農民,緊張兮兮、汗流滿面的神情似乎很難把他和間諜聯系起來,他會不會是誘餌呢?尤爾琴科很懷疑,直到佩爾頓告訴他美國的“常春藤鈴行動”,並在地圖上准確指出了電纜被中情局搭載的位置。
大魚自己上鉤,尤爾琴科欣喜若狂。克格勃和佩爾頓談好了情報買賣的價碼,以及接頭的方式。克格勃要佩爾頓在每月最後一周的周末去弗吉尼亞州的弗爾丘奇市的一家城堡餡餅店接頭,晚上8點整,走進飯店的公用電話間,等電話鈴響後,拿起電話,等待指示。
前幾次,佩爾頓接頭都沒成功,他拿起電話後,對方總是沉默不語。顯然,克格勃還在考驗他。1980年初秋,佩爾頓仍去接頭,這次電話終於傳來聲音:“我們有東西給你。”這是一句事先商定的暗語,克格勃要他去維也納接頭。對方還告訴他,離他不遠的另一個公用電話間放電話薄的金屬架子下面有一個包裹,是給他的錢和在維也納的接頭地點。
沒人知道佩爾頓在以後的接頭中還透露過哪些重要情報,但可以肯定,他既然決定出賣祖國,就不會為新主子私藏什么。也無法估量美國情報機構在他這個環節上的損失,要不是尤爾琴科的投誠和揭發,國安局不知還會有多少機密暴露給克格勃。
1986年6月5日,佩爾頓以間諜罪和叛國罪被判處3個無期徒刑,另外還加上10年有期徒刑。
自作聰明的癮君子
相比佩爾頓的“人為財死”,化名“羅伯特”的前中情局特工愛德華•霍華德叛變理由是報複。
1951年10月27日,愛德華•霍華德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他是家裏的長子,父親肯尼斯是美國空軍上士,負責“響尾蛇”導彈的導向工作。父親的工作背景使小愛德華幼年居無定所,他還曾在德國和英國生活過。1972年5月,霍華德大學畢業,獲得國際商業和經濟學學士學位。他報名加入了有軍方背景的“和平隊”奔赴拉丁美洲去開拓新土地,其實從事著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例如在哥倫比亞大面積種植古柯,提煉成可卡因。就是在這種“冒險精神”下,哥倫比亞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毒品生產國,霍華德自己也染上了毒癮。
和佩爾頓一樣,霍華德看待諜報並沒有那種崇高的使命感,兩年之後他完成哥倫比亞的任務回國,在中情局找到一個飯碗。那正好是中情局最不得志的時候,接二連三的曝光和國會調查已經讓它威信掃地,根本招募不到新人,因此中情局對霍華德的吸毒經曆也沒有深究。
霍華德為人精明,又會耍點小聰明,很受上司喜歡,他還精通德語,進局裏沒多久就被派往歐洲處的東德組。經過幾年的業務熟悉,1982年底,他開始接手蘇聯方面的情報。中情局的著名特工克勞利曾說過,中情局是世界權力的中心,它所屬的蘇聯分部則又是這個中心的心髒。霍華德平步青雲,不經意間就走上了事業的巔峰。
但霍華德在最後關頭掉了鏈子。就在他要赴莫斯科接受新職位前,中情局為他安排了一次例行的測謊試驗。結果自作聰明的霍華德違反規定,在測試前吞了一粒鎮定劑,加之他的吸毒史曝光,非但沒有去成莫斯科,反遭中情局解雇。
霍華德的失望可想而知,他想到了報複。他知道自己雖已被中情局解雇,可依然掌握著許多重大機密,這些機密是很有價值的。霍華德不像佩爾頓那樣缺錢,但能體現那些情報價值的最理想途徑就是賣給蘇聯人。
1983年10月的一天,霍華德走進了華盛頓康涅狄格大街的蘇聯領事館,留下一封信。說他是一位前中情局的官員,半年前被莫名其妙地解雇了,為此他非常氣憤。他熟知中情局在莫斯科的各種機密情況,如果感興趣可以與他聯系。
霍華德和克格勃接上了頭,後者根據霍華德提供的情報,采取行動。就在尤爾琴科叛逃幾個星期前,中情局莫斯科站的特工保羅•斯托姆博——接替霍華德職位的人——被蘇聯人抓了起來,以間諜罪被驅逐出境。斯托姆博發展的間諜阿道夫•托爾卡契夫也被逮捕,他10多年前就開始為中情局效勞,是美國在莫斯科最有價值的諜報員之一。霍華德把這個可憐的蘇聯人的姓名告訴了克格勃,不久托爾卡契夫就被處決了。
當時,中情局意識到可能是內部出了問題,尤爾琴科的到來證實了這個猜想。身份曝光的霍華德自然是沒好果子吃,美國司法部發言人稱:即使霍華德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捉拿歸案!好在蘇聯沒有拋棄霍華德,最後收容了他,2002年7月12日,他猝死在莫斯科郊外的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