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特赦令，特赦部分服刑罪犯。其中頗為引人注目的是，貪汙受賄犯罪不予特赦。那么在中國古代曆史之中，赦免制度對貪官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古代赦免的類型和出現的次數極其繁多，有些出於相對固定傳統習俗或制度性規定，有些則純粹出於統治者的實際考量。赦免雖多，但對於貪官汙吏而言，往往不起作用。

　　貪官，該不該被赦免?

　　唐代汲取隋朝速亡的教訓，在立國之初，簡法輕刑，貞觀四年天下死囚僅有二十九人。 但《貞觀政要·政體》中載唐太宗“深惡官吏貪濁”，對此類犯罪絕不姑息，“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有唐一代，赦令文書中常將官員貪腐與十惡之罪並列為不赦。

　　在傳統的曆史敘事中，宋太祖趙匡胤以忠厚傳國，“仁厚綽有三王風”，無論對前朝君主還是本朝官僚階層，都頗具仁義之風。甚至若幹史料稱其立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但對貪官，他卻堅持嚴厲打擊，認為“官吏受贓者不原”。(《續資治通鑒長編》)大臣錢文敏知瀘州前夕，趙匡胤聽說當地知州、監軍貪贓枉法，於是委托他辦理此事，在絮叨了一大堆內容之後，趙匡胤特別強調國家法度不可赦免侵犯民眾利益的贓官，“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宋史·列傳第二十五》)其弟趙光義即位後亦頒布詔書規定，無論中央官員、地方屬吏還是州縣官員(京朝、幕職、州縣官)，只要是因為犯贓除名而被發配到各地方的，就算遇到各種赦免，也不能被放還。(《續資治通鑒長編》)

　　貪官常不在赦免之列，對於反貪人員(監察官員)貪贓枉法的，國家更該嚴厲打擊，不應予赦免。這一點在元朝曆史上有明顯的體現。《元典章·台綱一》記載，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曾制訂法令規定：凡監察官員貪贓枉法者，“比之有司官吏加罪一等，經赦不赦，經減降不減降”。

　　反貪人員如有貪腐，自然罪在不赦。有趣的是，在明朝，反貪人員如果不分青紅皂白“過度執法”，也會面臨“不赦”的風險。

　　《明史·刑法二》載，洪武年間，郭恒盜賣官糧案發，涉案官員多被處死。很多不知情的老百姓也買了官糧，卻被有司追贓抄家，弄得家破人亡。朱元璋嚴懲了部分官吏，並惡狠狠地表示，執法不得擾民害民，否則同樣罪在不赦：“朕詔有司除奸，顧反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當然，中國古代也有很多赦免貪官的例子。《舊唐書·睿宗本紀》中記載，景雲二年，因祖先舊宅老樹重生，唐睿宗龍顏大悅，幹脆大筆一揮，連貪官也統統赦免：“官典受贓者特從放免”。宋代雖然將貪腐列為“常赦所不原”的罪名，但史書中卻經常出現“常赦所不原者鹹除之”、“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的字句。

　　然而這些反例並不能說明古代赦免制度會常常惠及貪官。因為在很多朝代，不赦貪官往往帶有制度性的因素，屬於常態;赦免貪官則更多緣於統治者心情大好時偶一為之，屬於偶然狀態。就算皇帝頒布赦免貪官的詔書，儒家士大夫也未必認同，如元代蘇天爵就因擔心貪官汙吏因赦免制度而心存僥幸，故上書言事，批評皇帝太過頻繁的赦免。

　　中國古代為何往往不赦貪官?

　　中國古代之所以常常不赦貪官，一方面在於這一制度的理論依據不允許赦免這類群體。

　　古代王朝的統治往往是儒法並用，儒法的思想資源是統治者考慮“是否赦免”的重要理論前提。從儒家的角度講，仁政的政治理想，慎刑的政治態度，構成了國家赦免的理由。然而“仁政”的對象是民眾，而不是官吏。明代《大赦天下詔》開頭即點出了赦免的哲學依據：“天生民而立之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也。”而貪官汙吏的貪腐行為以天下為私，恰恰危害了民眾的利益，破壞了仁政的理想，慎刑之恩自然無法澤及。

　　與儒家的“慎刑”不同，法家強調“慎赦”，擔心過度的赦免會破壞法的權威，影響社會秩序，這構成了反思赦免制度的一種理據。“慎刑”與“慎赦”之間，構成了一種矛盾。那么，到底要不要赦免呢?《韓非子》中的一個說法，化解了“慎刑”與“慎赦”間的矛盾——“明主治吏不治民”。“慎刑”針對民眾，“慎赦”面向官吏。赦免民眾，實現仁政的儒家理想;不赦免貪官汙吏，目的則在維持一支高效清廉的官僚隊伍，實現秩序與權威。從這個角度講，不赦貪官既是一種關乎仁政的理想，也是一套有用於現實的治理術。

　　另一方面，古代赦免制度的目的在於緩解社會對立情緒，塑造官府的權威，但赦免貪官則會使上述目的適得其反。

　　查爾斯·泰勒在《世俗時代》中，描述過西方曆史上這樣一種現象：在前現代的基督教世界，存在某些狂歡的節日，在這些節日裏，所有尊卑秩序都將以宗教的名義暫停，人們陷入徹底的狂歡與顛覆。泰勒分析，在前現代社會，職能和尊嚴並不是平等的，必然有人不滿，共同體中存在一種強烈的反結構的傾向，現行結構必須緩解與這種反結構力之間的張力，以達成某種平衡。而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狂歡與顛覆，就是一種秩序的逆轉，是對反結構張力的釋放。政治秩序每每在狂歡節日中暫停之後，都仿佛獲得了一種原初的重啟。其實中國古代的赦免制度，也有類似作用。《春秋經傳集解》講赦免是“蕩滌眾故， 以新其心”，《文獻通考》記載宋仁宗曾下詔說“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這裏的“新”，不僅僅是某個被赦免者的洗心革面之“新”，還隱喻著整個社會秩序的暫停與重啟，是通過“浩蕩皇恩”對底層民眾反結構力的緩解與釋放，以實現社會的團結。而曆來底層民眾對貪官汙吏這類違反規則的既得利益者甚為痛恨，如果這些人進入赦免之列，不僅不會緩解社會對立情緒、樹立政府權威，反而會激起更嚴重的社會不滿。 （作者：蔡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