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曾向躲避纳粹迫害的大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上海，究竟拯救了多少犹太人的生命？一份虽不尽完整、但富有传奇色彩的“上海名单”2日在此间揭开神秘面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尽管无法包含全部人，上面已有13732个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名字。他们几乎都熬过了二战，到了世界各地。这份名单的意义非凡。”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后裔索尼娅·米尔贝格2日回到出生地上海，以她的抗战亲历为中外记者解读“上海名单”。她也是这份名单的挖掘者、研究者和校对者之一。
9月3日是中国立法规定的首个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份“上海名单”将被镌刻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摩西会堂旧址）长34米的铜墙上，向世人展示。
人数之“谜”
“若不是父母顺利逃亡上海，我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世上诞生，我的名字索尼娅，就是我在上海出生时取的，我觉得很幸运。”索尼娅说，她早前参与德文著作《流亡上海：1938－1947》中有关“上海童年”章节的撰写，包括她在内的5个在上海经历抗战的犹太孩子提供了5段回忆。这本书所附的一个名单成了今天“上海名单”的基础蓝本。当然，索尼娅和她的家人也在这份名单上。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分子在欧洲疯狂迫害杀戮犹太人之际，中国上海依然向这些犹太难民敞开怀抱。1933年至1941年，先后有数万名犹太人逃亡上海避难或寻求中转，犹太难民与中国人一起目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
1943年2月，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提篮桥地区设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即虹口隔离区。约2万名犹太难民与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同甘共苦，结下深厚友谊。上海也因此得名：东方的“诺亚方舟”。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研究发现，当时犹太人进入中国、进入上海大致有两条线路，起初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航线，从海上到达东南亚，进入上海；另一条线路是穿过亚欧大陆，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地区进入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三省，再抵达上海。
一段时间来，有关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总人数一直没有确切定论，而被冠以“数万”之多。著名犹太史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天在中国和欧洲史学界，基本认可的、有名有姓的二战时期上海犹太难民大约在2万人左右。被镌刻在铜墙上的“上海名单”，虽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但足以管中窥豹，警示世人。
他透露，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犹太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从世界各地搜集二战期间在沪生活的犹太难民名单，目前其数据库中约有1．8万个犹太难民的名字已被输入，成为可供查询的抗战史料。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犹太难民因为各种原因不知其姓名，无从查起。
“每个犹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恰恰是当年纳粹的暴行，让犹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提，很多人变成了一个编号。我想挖掘和研究这样的‘上海名单’，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更要公之于众，每个名字代表着一个活的生命。这是我再次来到上海的理由。”索尼娅一再说，“上海是当时唯一向父母敞开大门的地方，我们不能忘记这座城市”。
“上海宝贝”
1939年10月26日，索尼娅出生在位于上海租界内的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为她接生的是外籍医生格贝尔。她的出生信息卡上还显示，她的父亲当时十分匆忙，在表格上新生儿的姓名栏里填上了“BABY KRIPS”的字样。
“BABY”，也就是“宝贝”这个称呼，后来也被用来形容抗战期间在上海犹太难民居住区出生的犹太后裔。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上海宝贝”至少有500多人。
在《流亡上海：1938－1947》中，索尼娅在上海街头撑着中国伞、怀抱洋娃娃的照片成为一段历史佐证。事实上，除了在上海出生的犹太难民宝贝们，更多的犹太孩子是跟随父母一路逃亡来到上海，他们广义上也是“上海宝贝”。
更值得一提的是，与“上海名单”有关的还有诸多犹太孩子的童年往事。
在筹备公布“上海名单”过程中，索尼娅致信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据她介绍，《流亡上海：1938－1947》所附的犹太难民名单有这样一段来历：名单的最初蓝本是当时管理犹太难民隔离区的日本占领当局雇了三名犹太小女孩，耗费三天时间打印出来的。
索尼娅分析，这项工作表面上是“人口调查”。这三个小打字员，分别是索尼娅·波伊兹纳，埃娃·君特斯坦因和海尔加·罗斯。1944年她们分别是14、15、16岁。她们在老旧的打字机上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严重怀疑这份名单的真实用途。上司最终也没有从她们手中打出“完美无瑕的名单”。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认为，恰是这些参与打印名单的“上海宝贝”的微妙情绪，折射出了上海犹太难民们在日本占领时期亦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方舟”申遗
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当年犹太难民聚居的上海市虹口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或许，这样一片曾经拯救数万犹太人的区域，也可以申请加入世界级的遗产名录。
尽管关于这类老上海时期的建筑遗存是否申遗，在文物保护及学术研究领域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地方政府提出这一设想时依然得到了不少支持。
“最成功申遗的当属奥斯维辛集中营，尽管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地与之还有很大区别，而且修旧如旧、恢复原貌保存等要求，似乎对上海的虹口地区也过于苛刻，但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显然，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顺利进行，对上海的犹太难民聚居地申遗也是一种鼓舞。
“随着有关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的整理日趋完备，申请记忆遗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然，未来各方还需百倍的努力。”潘光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