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跟在一個灰色的人影背後走人生的路，從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轉過臉來，臉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為這個世界也是痛苦的。現在，這個人影消失了，但我沒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覺得世界空了。
——周國平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車從上海出發開往北京。車廂里擁擠悶熱，列車又開開停停，使得人們很不耐煩，經常有人唉聲歎氣。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個少年始終很平靜，一張未脫稚氣的臉，面容有些消瘦，臉色有些蒼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鏡。正是在這個少年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碼。我不知道未來將是怎樣的，但卻意識到這次遠行是一個轉折點，童年歲月已經永遠留在我的身後。
到達學校後，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領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學系的宿舍在38樓，我的寢室是120室。四張雙層床，四張簡陋的書桌，住八個人，擠得滿滿的。到校當天，有消息靈通的同學對我說，郭沫若的兒子在我們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學校，這沒有什麼。見到郭世英是在兩天後，各班分組討論系副主任的入學教育報告。人們擠挨着坐在寢室里，一個接一個發言。郭世英也發言了。
他坐在雙層床的下鋪，微低着頭，長發下垂，眼睛凝視着地面。聲音深沉而悅耳，話音很低，有時幾乎聽不清，仿佛不是在發言，而是一邊思考一邊自語。他說的大意是，從高三開始，他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讀了許多書。哲學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種理論是不是真理，必須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檢驗，對馬克思主義也應如此。
當時我並不真正理解他的話，我相信別人更是如此。在座的人中還沒有人想到要自己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因而對他的問題和苦惱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為如此，我格外鮮明地感覺到，眼前的這個人屬于一種我未嘗見過的人的類型，其特征是對于思想的認真和誠實，既不願盲從，也不願自欺欺人。這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精神性的人。
他的外表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個兒，體格勻稱結實，一張輪廓分明極具個性的臉，很像一張照片中的青年馬雅可夫斯基，經常穿一件中式對襟布褂，風度既朴素又與眾不同。當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質，除了思想上的真誠之外，他又是一個極善良的人，對朋友一片赤忱，熱情奔放，並且富有幽默感，頑皮而善于說俏皮話。
後來通過交談，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經歷。他中學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學校一零一中學。在學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學生、模范共青團員，被譽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級不同班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另一個是將門之子孫經武，因為思想反動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會上主將的角色。到快畢業時，他開始反省自己，進而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從此與這兩人有了密切來往。離開一零一中後，他進外交學院上學，然後轉學到了北大。
北大雖然開了西方哲學史課程，但是一則教科書貫徹階級觀點，內容簡單片面，二則課程沒有學完，因參加四清而中止了。不過，我還是讀了幾本原著，有休謨、馬赫、羅素等，並且邊讀邊記錄我的理解和思考。
當時有少量西方現代派作品被翻譯過來，用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級別的干部才有資格買，世英常常带到學校里來。我也蹭讀了幾本，記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荒誕派劇本《等待戈多》、《椅子》。愛倫堡也是世英喜歡的作家，由于被視為修正主義者，其後期作品也是內部發行的，世英當時已讀了《人，歲月，生活》。在同一時段，世英還迷上了尼采，經常對我談起，不過我在他的案頭只看見一本蕭贛譯的《紮拉圖士特拉如是說》，因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沒有讀下去。
有一回，他拿給我一本內部資料，上面有薩特的文章，建議我讀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義。大約是受孫經武的影響，在尼采之後，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我曾向他借這本書，他沒有答應，笑着說：“你也想讀?早一點了吧!”通過自己閱讀，也通過世英的談論，我對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已經很不容易，如果沒有世英，我也接觸不到。
我是抱着做學問的理想進北大的，進來後發現，北大並不是一個做學問的地方。不過，在世英影響下，我的初衷已經悄悄發生了改變。學問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學問，做一個有豐富內心世界的人比做一個學問家更有意義。
世英經常說，生活的意義在于內心的充實。這句話也成了我的座右銘。他自身就是我的一個榜樣，雖然在同學們眼中，他是一個走入了歧途的人，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見過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實。他本是一個孩子般赤誠的人，只因對于精神事物過于執著，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寧願像他那樣痛苦，也不願像別人那樣滿足，因為他的痛苦其實是充實，別人的滿足其實是空虛。
有天午睡時，我聽見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邊站着張鶴慈，他們想去喝酒，但沒有錢了，向我借錢，還要用一下我的學生證去舊書店賣書。他們三人經常去飯店喝酒，在半醉中寫作。
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類。他們的行為，一半是對現實的反叛，一半是對西方藝術家的模仿，我估計主要是在模仿《人，歲月，生活》所描寫的洛東達酒吧里的榜樣。使我越來越擔心的是，世英的情緒這樣放任下去，與現行制度的沖突日趨激烈，不知會走向一個怎樣悲慘的結局。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學僅兩年，農村四清兩年，文革又兩年。在這六年中，我與世英有兩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學一年級，另一是直到他去世。當我回顧我的北大歲月時，與世英的交往無疑是其中最難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說，我從這一交往中學到的東西，遠比在哲學系全部課程所學更多，當然也更本質。如果沒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憑借悟性走上後來的路，不過這條路上的風景會遜色得多。對于我來說，在一定的意義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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