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傳播的世界，翻譯家的名字總與譯作共存同生，如林紓與《茶花女》，如梁實秋與《莎士比亞全集》，又如傅雷與《約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一生專于法國文學引進，主要翻譯羅曼·羅蘭、巴爾紮克的著作，同時也把自己隱于名家背后，無數個蠟炬成灰的夜晚濃縮為書封上兩個字。如今，人們再找尋關于他本人的事跡，多半只依托于那本《傅雷家書》，和被取名為“聰敏”的兩子的追思。
1954年，長子傅聰赴波蘭進修古典音樂，傅雷、朱梅馥夫婦開始與之跨洋寄信，直到1966年兩人決絕離世，傅雷一家在文學史上的留痕，幾乎僅剩遠在他鄉的傅聰手中那近200封有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的書信。多年后，家書出版，人們才讀到傅雷，同時也將傅聰的成功歸于知識分子家庭嚴苛的教育，當然，還有說教、控制、父權等負面聲音出現。無論如何，這些都不是傅家的全貌。
今天，恰逢傅雷先生112周年誕辰，為紀念，為緬懷，更為重新認知《傅雷家書》，本文把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出版，已成為國際知名鋼琴家的傅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過有關家書、父親的對話內容摘編出來，作一導讀。
對于傅雷先生的家教背景、理想信念乃至真正的價值觀、政治立場，歷來眾說紛紜，而今能為其代言的，或許是墓志銘上那行字：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01 不要把《家書》當作《聖經》來讀
郭宇寬： 傅聰先生，很多人了解您，往往是通過《傅雷家書》。
傅聰：我已經聽很多人說，我父親的信寫得那麼好，當年之所以寫下這些家信，就是准備發表的。我覺得非常荒謬，怎麼會這麼去理解呢?父親是個譯筆非常好的譯者，文筆非常好的作家，但不能因此而說他是為發表而寫的。
我父親是很剛正的一個人，他正式發表的東西都很嚴謹，很理性，當然也有贊美貝多芬那種熱情如火的文字，但絕少婆婆媽媽，舐犢情深，正式文字里絕對沒有。而給我的信里，他任真情流露，不加克制。假如他是准備發表的，用字會有分寸得多。
所以我要借此機會特別聲明：家書得以與公眾見面，完全是歷史的偶然。其中大部分書信，我弟弟一九七九年來倫敦，也是第一次看到，他愛不忍釋，如對親人······
郭宇寬：很多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您被傅雷先生耳提面命受過非常嚴格的教育。
傅聰：我覺得大家好像都忘了老夫現在也六十八歲了，人家老是問我家書的事情，好像我還是個小孩子似的。不過，我自己感覺我還是像個小孩子似的。
郭宇寬：很多人在自己的父親去世以后，往往回過頭來后悔當初沒聽父親的話。您現在也經過了人生很長的歷程，回過頭來看看，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
傅聰：我們是在同一條路上走的，就像爸爸信里說的那樣，“兒子變了朋友，世界上有什麼事可以和這種幸福相比的?”真的是這樣。最近我看到當年他寫給香港的一個朋友的信，里頭有一段專門分析我的文字，哎呀，爸爸真是了解我，對我看得是一目了然，看到了骨子里頭。
郭宇寬：對于《傅雷家書》，很多父母是當作《聖經》來讀的。
傅聰：這很危險，非常危險，我非常不贊成。我跟你講個故事。有個廖沖，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性格非常純潔直爽，像個男孩子似的，音樂上也很有才能。她跟所有的人一樣，很喜歡讀家書，也被這本書感動，可是，她看了家書，對我說：“這樣的父親怎受得了啊!”
郭宇寬：對家書，除了受感動以外，我也感覺出來傅雷先生非常可愛的一面：他多次提醒您，一定要多寫信，多給他回信。可以感到您父親有非常愛護子女之情，但是有一點嘮叨。
傅聰：那個時候他非常孤獨，內心非常痛苦，有很多話只能夠跟我交流，所以渴望我多給他回信。但那時我的音樂會很多，工作很忙，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父親期望予我的對藝術的忠誠。這一點我是永遠覺得很慚愧，很內疚。
聽眾：傅聰先生，我在蘇立群寫的《傅雷別傳》里看到，您七八歲開始學鋼琴的時候，父親經常在樓上聽到您練琴不對勁，就會下樓來對您嚴厲地打罵。他的信條是棍棒底下出才子，當時其至把您捆在門外。您后來成為藝術家，是因為您后來對音樂的一種天才，一種理解，起了作用呢，還是您父親的捆綁之功?
傅聰：父親並不是因為我彈琴時候的頑皮，才把我捆綁在門外。其實，男孩子淘氣，在沒有開始學鋼琴以前，就發生過多次這樣的事情。我十一歲以后，中斷了彈琴，那時候我就開始反抗父親，很激烈，甚至于要出人命的呀!至于說他的信條是棍棒底下出天才，那是無稽之談，父親從來不是那麼認為的，那是后來鄰居得出的所謂結論。到了“反右”的時候，有人就拿這個所謂的信條來批判父親。
聽眾：傅聰先生，我們談論到您的時候，往往會很自然地把您跟您父親聯系到一起。我想問一下，您父親的成功，對您來說是一種光環呢，還是一種動力，一種壓力?
傅聰：怎麼說呢，兩者都是，不過壓力恐怕是無形中存在的，並不是我 aware of it (感知)。有些朋友說，“你父親對你這種期望，所以你永遠有種壓力”，我家里人也這麼說過。他們都看到我有時候活得相當苦，活得並不那麼容易。所謂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艱苦，兩者都有，不過也不缺少歡樂。不要以為我永遠在那兒哭哭啼啼，沒有這回事，我笑的時候比誰都笑得痛快。動力嘛，假如一個人自己本身沒有一種生命力在那兒，要靠外在的什麼東西作為一種動力，我看這也是有限的。
(原載《愛樂》二零零四年一、二月號合刊)
02 不是父親與兒子的問題，是學問的問題
傅聰：其實我童年、少年時期，與父親的關系並不融洽。直到十七歲，父親看到我立志要學音樂，但沒有問他要一分錢，覺得我很有骨氣，很有志氣。那之前我一個人在昆明滾打了三年，人成熟了很多，基本上已經與父親有了那種朋友之間的關系。父子之間成為朋友是一個逐漸的自然而然的演變。
梅冬：當時，您媽媽在給您的信中也說到：聰兒，你像你的父親一樣早熟。
傅聰：我出國的幾年變化比較大，自信心也多一些了。一九五六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時候，那種特別的感覺，就是父親和兒子真的變成朋友了!我說的很多話，他都會肅然起敬，我講音樂上的道理，他覺得已經到了一個水平。對他來說，這不是父親和兒子的問題，是學問的問題，在學問面前他是絕對的謙虛。
我記得一九五六年暑假我到上海，在家里覺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說不完的話，特別是跟我爸爸，簡直是促膝長談啊!談的是各種各樣題材，音樂、美術、哲學，真是談不完。后來我回到波蘭，爸爸給我的信上說，“談了一個多月的話，好像只跟你談了一個開場白。我跟你是永遠談不完的，正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獨白是終身不會完的。你跟我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白己的思想和感情嗎?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討論和爭論，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討論和爭論。父子之間能有這種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梅冬：您還記得離開上海時，父親的臨別贈言嗎?
傅聰：爸爸的臨別贈言，共實我從小就聽他說過——先做人，再做藝術家，再做音樂家，再做鋼琴家。對我來說，怎樣做人是一個很天然的事情，我從小已經有了一個很明確的信念——活下來是為了什麼?我追求的又是什麼?父親說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藝術家。藝術家的意思是要“通”， 哲學、宗教、繪畫、文學……一切都要通，而且這做人里頭，也包括了基本的人的精神價值。這個面很廣，不一定要在琴上練的，而是要思考，我的這種思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
梅冬：您可以談談《家書》對您的影響嗎?
傅聰：憑良心說，《家書》我很少看，為什麼?我不忍卒讀啊!翻翻家書，我就會淚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整天若有所思，很難再工作下去。
可是《家書》里說的話，我從小也聽爸爸經常說，我自己說出來的話，就像爸爸在《家書》里頭說的，我寫給他的信，就好像是他自己寫的似的。所以《家書》里的話已經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別是父親的遺傳，我現在一想起，眼淚就忍不住了!那里邊真是一個大寫的“人”字!父親那麼純真、簡朴、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嚴。
對父親，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靈，他的孤獨，內心的掙紮，與社會的不能和諧，理想和現實的沖突。出國前我在北京的時候，他曾經用詩一般的語言給我寫信，像寫懺悔錄似的，寫大自然怎麼樣冰封，小草怎麼樣在嚴寒折磨之下長出來，應該感謝上蒼。可惜那些信都沒有了，假如還在的話，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
我目睹父親受苦受難，這也是我早熟的原因。我很早就看到人類靈魂的兩極，人的靈魂里有多少又渺小又神聖、又恐怖又美好的東西啊!莎士比亞筆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里看到了，哈姆萊特和李爾王的悲劇我也看到了——當然我這是舉一個例子，井不是說我家里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家里那種大波大浪我是從小跟它一起成長的。這些經歷不是人人都有的，這些經歷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我當年在父親身邊的時間很短，真正學到的東西其實很少，大部分都是后來自己學的。父親開了一個頭，給我指引了一條路。但如果你們認為我的一切都是從我爸爸那里學來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了!他不過是中國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一個非常突出的代表。
我覺得我離父親對我的期望還有距離，有很多地方我沒有做到，這是非常慚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在一般生活小節上，他比我嚴謹很多。他的寫字台永遠是一塵不染，所有東西都擺得井井有條。他做人也是嚴謹的，朋友來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麼話令他有感觸的話，他會洋洋灑灑像寫一本書一樣地回一封信。我就依不到這一點，能打個電話就不錯了，要我寫信就太辛苦了!我在國外幾十年，尤其是父母過世之后，基本上不再寫什麼中文了!多苦啊，寫一封信要花幾天，要真是那樣，找也不用練琴了，得放棄了!那樣的話，真是愧對江東父老!所以在《傅雷家書》里看不到我的回信，因為我不願意發表出來，我覺得那些東西太幼稚了!那個時候的我跟現在的我，雖然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深度和廣度上有距離。
(原載《群言》二零零三年第一、二期)
03 傅雷——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
冬曉：《傅雷家書》已由三聯書店出版，您有些什麼想法，願意向讀者講些什麼嗎?
傅聰：父親一故世，歐洲就有好幾個雜志的負責人問我這批書信，因為在國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給我寫了許多信，我那時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個出版社多次問我，願出高價，我都拒絕了。我覺得爸爸的這份家信是有永恒的價值，是一個很特殊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我不願意讓這些書信成為任何一種好意或惡意的勢力的工具。現在由三聯書店出版，我高興，但有時也有些doubt。
冬曉：疑慮?
傅聰：這詞不好譯，不是對某個人、某件事的疑慮，而是自己思想上的東西。含義不同，難譯。
我爸爸是個赤誠的人，不僅對我，對朋友也這樣。心里怎麼想就怎麼寫，他的內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了出來。但這些信都是五六十年代寫的，都带着當時的時代氣氛和他的心境、情緒。雖然他一直坐在書齋里，但從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跟當時的社會生活血肉相聯。不過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還活着的話，可能會很不同。
冬曉：那是反映了當時條件下，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傅聰：這些信的價值正在于此。剛才說我還有些doubt，就是說他在某個時期對自己做了相當多的解剖、自我批評。現在看，有一些可能還要回到原先的認識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五五年到社會上去，看到了整個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深受感動，又說看了許多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期的小說，補了課，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夠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認識是書生之見。可是我覺得，他原來的這個見解卻是對的。經過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來的歷史，證明了只問目的是不行的。也許我有點杞人憂天的doubt。爸爸在國內文藝界有一定聲望，大家尊敬他，這些家書出版后，會不會對有些內容不能從本質上去了解，而只從表面上去看?
冬曉：人們會理解的。在當時，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個老知識分子對國家的那種虔誠，那種熱愛。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時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時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跟隨形勢、否定自己，那是一種真摯的感情。
傅聰：也許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認為，一切信仰沒有經常在懷疑中錘煉，是靠不住的，是迷信。 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對造成現代迷信也有責任。知識分了應該像鳥，風雨欲來，鳥第一個感受到，知識分子最敏感，應該永遠走在時代前面。可是我們也參與了現代迷信，沒有盡到知識分子的責任。
爸爸說過，“主觀地熱愛一切，客觀地了解一切”。正因為中國人太主觀地熱愛一切，而不客觀地多作懷疑，多懷疑就不會盲目闖禍了。爸爸基本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他說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懷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懷疑，先要提出問號。他在一封信里說：“我執著真理，卻又死死抱懷疑態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會使我們停滯，得不到更多的更進步的真理。我想我們的社會的確不應該死抱住教條不放，應該不斷地探求新的真理。
冬曉：您認為這些家書中反映的最本質的思想是什麼?
傅聰：赤子之心。爸爸的信從頭到尾貫穿的最本質的東西就是這個。
看這些信，可以用這麼一句話概括這個人：他一生沒有一分鐘是虛度的，是行屍走肉的，他的腦永遠在思想，他的心永遠在感受。
他是一個在中國最優秀的傳統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識分子(我說的是最優秀的傳統，從屈原一直到現在的傳統)，同時又是五四覺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東西，絕不是表面的、生活習慣上小節的東西。現在在國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裝革履，家里連中文也不說的人，可是這些人對西方文化根本沒有一點點真正的了解。而爸爸為什麼對西方文化能有真正的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為他中國文化的根子紮得很深。
我爸爸責己責人都很嚴，是個非常嚴謹的人。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東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從西方文化中來的，他的那種科學態度，很強的邏輯性，講原則，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優點，他是接受了這些優點的。他在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時說過，他受這本書影響很大。羅曼·羅蘭作為一個歐洲人，有這麼個理想：希望能夠把德國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兩個民族的文化取長補短，創造一個更燦爛的文化。我爸爸一輩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間取長補短，融合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燦爛的全人類的文化。
剛才說的赤子之心，還要講回來。我爸爸這個人也有很多缺點，因為他是個活生生的、豐富的人，他的缺點優點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較大的。如他脾氣的暴躁，一時神動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傅敏：可是他同時又可以是絕對冷靜，很理智，很嚴謹。
傅聰：那絕對如此，一切都很強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點，是爸爸這個人完全是真的。這跟知識的高低，品質的好壞沒有關系。
冬曉：我第一次見您爸爸是在鄭振鐸先生那里，那時鄭先生就說傅雷一輩子要為“赤子之心”受累。
傅聰：他之所以是這麼一個很特殊的典型，說到最后，他是一個本真的中國人。中國人的特殊之點是感性第一，這感性第一說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雖然一方面那麼嚴謹，同時他又是一個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處處為人家着想，小處為兒子，稍大點為朋友，再大點為國家為民族着想，從他很多書信中可以看出這樣的態度。抱了這樣一種態度，再加上科學分析的能力，這樣的人就是優秀的人。社會上都是這樣的人，那這個社會就是理想世界了。
我每次回國來，常常一點點小事就馬上使我心里暖起來，馬上就樂觀起來，因為我還是一顆中國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我覺得如果東方人能保持這種赤子之心，而又盡量學習西方人的理智、邏輯性、科學精神，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冬曉：請談談傅雷先生對您做人最可貴的影響和帮助是什麼?
傅聰：他最強調做人，沒有這一條就談不上藝術，談不上音樂，一切都談不上。我覺得整個國家也一樣，國家要好的話，人的素質要好，人的素質用簡單化的方法來說明很危險，像小孩子看戲那樣，這是好人，那是壞人。其實好人壞人的區別並沒有那麼簡單。人類社會不管發展到什麼階段，一定會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種種矛盾。后天能給人的素質以影響的除了感性上的東西——如新中國剛創立時全中國有那樣一種氣氛，我想那時候全中國的人都好像忽然變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東西，感性的東西佔了很大部分。但單純靠這感性的東西是不夠的——一定要有理性的東西。我爸爸一輩子所追求的就是把感性的東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剛才講的信仰和懷疑的問題。
你問我爸爸對我影響最主要的是什麼? 可以用一句話說：獨立思考。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絕不盲從。盲目的信仰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騙自己。
我認為爸爸是個文藝復興式的人物。歐洲的近代文明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經過了四個多世紀的沉睡，除了經濟基礎，經濟結構，整個制度從封建走向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是人的覺醒。那時歐洲資本主義還非常弱，但人已開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不光是追求對宇宙提出問題，也開始考慮人活着為了什麼。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考慮這個。爸爸的信從頭至尾講的也就是這些。有了這個基礎，一切從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進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進步。
(原載《與傅聰談音樂》修訂本，一九八一年春節)
本文節選自
《傅聰：望七了!》
傅敏/著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