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

　　最近，有关中国国民储蓄率偏高的话题再次引起舆论关注。数据显示，中国总储蓄率在2018年底达45.7%，依旧是全球第一。多年来，高储蓄率一直被视为是中国消费低迷、经济内生动力缺失、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投资渠道狭窄等问题的体现。但在宏观经济新形势下，再来看待这个老问题，应当有新视角。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国民储蓄率都是至关重要的指标。说白了，只有老百姓的消费低于其产出、并把多余的部分存起来，国家金融体系才有资金投入到中长期的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及短期无法收回投资的重工业大型设备等。

　　高储蓄率的好处惠及每个人。今天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各城市现代化的机场和码头、横跨复杂地形的高速公路，都是需要高额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资金恰恰来源于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有的直接以贷款形式，有的则以商业银行购买基础设施债券的形式，间接注入项目，使中国不需要向发达国家资本借债发展，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

　　发展中国家缺少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股票市场等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只能靠民间金融机构和国民储蓄资本。更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通过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殷实的民间储蓄，恰恰是中国创新创业型企业的主要资本来源。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及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国内储蓄率数据没有过多、过快下跌，应该说是中国经济之福，说明居民资产负债表依然健康，消费潜力巨大，这对稳定中外投资者信心无疑是重要的。在股票市场上，大消费、大健康行业股票屡创新高，正是因为投资者看中中国人财富积累、最终必然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确定性前景。

　　虽然高储蓄率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系健康及消费潜力的保障，但是舆论所关注的高收入者存钱多，低收入者借钱多现象依然值得关注。在笔者看来，房屋抵押贷款和居民消费贷款并非是中国高储蓄的最大流向，但近年来中国个别城市的高房价确实让很多居民背负了过重贷款压力，越来越对贷款利率水平敏感，让人民银行在制定基准利率水平时多少会有些顾忌。

　　无论中外，信用货币扩张的杠杆水平与基准利率密切相关。央行通过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刺激经济，受益最大的并非民众，而是那些有能力获得贷款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以美联储为例，虽然美国国内居民储蓄率近来有所回升，但依然只有8%左右，远低于中国。美联储只能被迫维持超低利率水平来保障货币杠杆率，这让债台高筑的美国联邦政府偷着乐，也加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裂。

　　美国的前车之鉴，证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负债水平都有合理区间，不能让经济发展的高负债反过来绑架货币政策，否则就将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因此，中国不能搞负利率，高储蓄率不是问题，经济体内的高负债杠杆及由此引发的财富分配不公才是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举措正是针对当前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杠杆问题。(作者是中证焦桐首席经济学家、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