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進入大眾視野還不到一周，羅爾事件的真相似乎就已經被扒的清清楚楚。可以說，引發羅爾事件的前因后果，已經在網絡、媒體、網民和官方機構持續的關注下，一點一點被拼湊出了基本全貌。在事情的真相已經基本清晰的情况下，接下來如何看待羅爾及這其中的民間慈善——是蓄意詐騙、蒙蔽公眾，還是事件發酵導致愛心變質，貪心勝過了愛心，甚至是好心辦了壞事——就更多是基於每個人不同的道德評價了。

　　圍觀就是力量

　　有人認為，互聯網的最大作用，是將松散的個體連接到了一起，從而能夠形成更大的集體關注力——所謂「圍觀就是力量」。是次羅爾事件，能夠在短短幾天通過微信「打賞」匯聚起超過兩百萬的善款，就正是這種力量的體現。但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同樣打破了特定的人對信息的壟斷，將千萬顆擁有思考能力的大腦連接了起來。試想，如果此次羅爾事件的發聲渠道只有羅爾一人，那麼公眾若想獲知其背后的運作，羅爾本人的資料背景等信息，就只能依靠權威機構和媒體的調查。如此，羅爾事件肯定不會發生一天內出現反轉的戲劇性效果。換句話說，互聯網的意義不僅在於這張網絡，更在於網絡背后連接的「集體智慧」與「集體真相」。

　　於是，我不得不想到聶樹斌，一個連生的機會都沒有獲得的年輕人。在被執行死刑之后的21年，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聶樹斌無罪。對於他的父母來說，這個過程卻等待了7890天。尤其荒謬的是，在7890天之后，當初的案件真相如今卻更加的撲朔迷離。多麼希望聶樹斌能夠活在這個時代，看看羅爾的窘境，告訴他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了一種叫做互聯網的東西。一件并不复雜的事件真相，能夠在互聯網時代，以任何人都難以想預料的速度被公之於眾。我們甚至可以樂觀的打包票說，如果聶樹斌的冤案放在今天，他的命運或許不會像當初那樣難以挽回。

　　但有時候，我們也不能太過高看互聯網的力量。曾經轟動一時的雷洋案，一度讓網絡上沸反盈天，似乎讓我們以為正在接近真相，但是在刻意的消息封鎖之下，雷洋案的真相，卻有離我們愈發遙遠的趨勢。11月29日，北京市檢察機關對5名雷洋案涉案警員提起公訴。但在焦點早已轉移的今天，似乎已少有人再想起那個疑點重重的雷洋之死了。說實在話，互聯網或許壯大了我們的力量，卻也放大了我們喜新厭舊、追求新奇的缺點。面對層出不窮的熱點，人們的聚焦也在不斷的轉移，游離，甚至選擇性的忽略。

　　一人幸運難掩眾人無助

　　所以，在羅爾遭受千夫所指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已經忘記了羅一笑所遭受的病痛呢?從這個角度來說，連聶樹斌也是幸運的。若不是他父母親堅持不懈的上訴，若不是「真凶」王書金的落網和意外的認罪，若不是部分良知媒體鍥而不舍的跟踪和報道，他的名字或許不會像今日這樣家喻戶曉。他的父母或許也仍會混跡在在京郊上訪村中，和千千萬萬疑似的冤案一起默默無聞。

　　因此，也請原諒我并不在乎羅爾，也很難對羅一笑小朋友有過分的同情。即使僅從病痛的角度來看，他們所獲得的大量關注、資源和幫助，都屬於全中國的病患中，那為數不多的幸運兒之一：2015年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全國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4萬人左右，其中一半是兒童，超過75%的患兒來自農村，年收入不足3萬元。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承的起醫藥費無疑是奢望，甚至在醫療水平較高的醫院看病，已經可以視作命運給予的機會了。可以說，絕大部分這些患病兒童，仍未得到應有的聚焦與幫助。當我們在互聯網時代放肆的使用著我們的愛和憤怒的時候，或許我們更應當想一想，我們當初又是為何愛和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