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常用戲謔的口吻說：「近年季羨林走俏」。與季羨林相識，是在他沒「走俏」，我也頗不合時宜的年月。

1980年秋末，北大第一次用競選方式來選舉人民代表。這在全國也是第一份。我是第一個「跳出來」的女競選者。

當年北大三面旗帜：一面是激進改革派，一面是穩健改革派；我有幸被列為第三面旗帜：「人性解放派」。

我的競選口號是：「東方美」。而我關於「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言論，卻觸怒了許多人。我受到「文學78」班同學以「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大字報圍攻。

夜間獨步未名湖，有人跟着我，我大聲喊道：「是誰？」一個人影走出來，自報姓名「李玉潔」。她說，是副校長季羨林要她尾隨我，以防「發生意外」。

她將我带到了季羨林的家中。看我大大咧咧的，「已摒憂患尋常事」，季羨林與我談開了人生與學問。

當時在大字報欄里，我的「另類」怪癖，曾經當過「反革命」的經歷都全然曝光。那位社科院的「紅學」研究生男友與我斷然分手，似乎在說明我的「不可救藥」。

而季羨林含笑對我，他從來不提我受到非議的事，而是對我說：「沒事可以來」。當我愣頭愣腦闖進入朗潤園那蔭庇下的房間時，那份輕松，愜意，是一種享受。

在朗潤園沿湖的一樓，季羨林擁有兩套單元。一套朴素無華的居家是「小鄉鎮的水平」。而居室的對面那個單元里，從廚房、水房到通道、住房，堆積着書山，則屬於「國家級圖書館的水平」。

他不許他的孩子們住進對面那個單元。他說：「這是學校給我做學問用的，不是給你們住的。」甚至也不讓小保姆打掃。只有他和他的弟子們可以出入其內。

有一次我進去取書，看見灰塵遍布。北京的灰土是很重的。我說：「收拾一下吧。」先生搖頭，笑曰：「你不動它，它是不會起來的。」

這里面有一種哲學。先生尊重微塵，看起來有些可笑，其實是一種內心涵養。今天的世界之病，正是人們太喜歡以自己為中心，絲毫不尊重環境的自然態。

後來先生住院，李玉潔告訴我，檢查出一百多種病，而先生卻不醫，說：「由它去，人都有病，都會死。」「順從造化」，成為季羨林的選擇。我想，這是他晚年的感悟，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對東方文化作一種表達吧。

那年，我從海南來看望先生。他走進對面那個單元的書房里，取出剛剛出版的《留德十年》一書，贈我。上面名字已經題寫好了。先生知道我要來，事先做了准備。那時先生還沒有「火爆」，門庭安靜，隨意談多久都行。

那本《留德十年》印刷的品質不怎麽樣，紙質不佳，一打開就是錯字。「春宵一刻值千金」，居然變成了「金宵一刻值千金」。但先生依然鄭重地送給了我，因為那里面有他質朴的心靈。

我與先生就這樣彼此珍惜着質朴的交流，不在乎世俗包裝。

「平生愛國，不甘後人」

季羨林青年時代嚐盡離國之悲，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堅信，不能離開祖國。風暴陡起時，我沒有去國，這令他無限欣慰，從此他對我倍加器重。

不能去國，這在學界前輩中有堅定的信念。季的先师陳寅恪先生就是這樣，「九死而不悔」。以做學術和科學的條件而論，國外是比國內強。國內不間斷的「運動」使得科學中斷，人文社會學更是重災無獲。但是很多學者依然選擇這條「化做花泥更護花」的殉道之路。

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說：「我在歐洲住了十年，瑞士、法國、德國等國的大世面我都見過，親身經歷過。」「鄉思並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在這垂盡的五月天，當自己心里填滿了憂愁的時候，有這麽一團十分濃烈的鄉思壓在心頭，令人感到痛苦，同時我卻又有點愛惜這一點鄉思，欣賞這一點鄉思。它使我想到，我是一個有故鄉和祖國的人。」

海外學者余英時在季羨林逝世後，曾對先生發表嚴厲的批評。

余一向自稱是：「卻從沒有鄉愁的感受，也不為這種情緒所動」的人。這與季羨林、任繼愈先生完全是不同性質的不同平台的人，也與胡適、傅斯年先生不同質不同格調。其實余英時自己也沒有弄明白－－宣稱自己「沒有鄉愁」的他已然失去了理解和評論上述學者們的平台，不管他與他們有多少私交。

因為，彼此的文化背景與生命依托失去了相通的依據。

季羨林說過：「平生愛國，不甘後人，即使把我燒成灰，我也是愛國的。」

這與余英時顯然是在「質」上的不同。而不同質的事物是無法類比的。

有一次我去探訪，見季羨林悶悶不樂。原來他身邊的一個學生要出國了。季羨林對我說，很無奈，好不容易培養出一個苗子。李玉潔從旁插話說，在今天這個社會里，研究先生這門學問，就跟苦行僧一樣。誰也呆不住。

季羨林的學問在印度和東南亞有很高的評價。而在國內，他的學問是「冷門」，不是「顯學」，更不是「國學」。

那天季羨林不願意多說話，他在為他的學科後繼無人而痛苦。

每次去朗潤園，無論我把公司經營說得多麽熱鬧，他總是語重心長地最後來一句：「你一定要寫東西。」他說得最多的話是：「一個民族最需要的是創造文化和傳播文化的人。」他希望我做這樣的人。

到八十高齡，先生還在秉燭達旦地做學問，因為內心有一個朴素的志向：「讓外國學者也跟着我們走。」在東方學的領域中，季羨林做到了。

文/張曼菱

《清華日記》「要出就全出」

先生在世時光，曾坦然出版他的《清華日記》。

那天，我一進門，李玉潔就告訴我這個事。她的神情带着驚恐與欽佩。季先生在一旁則淡淡的。

這本舊時日記出版時，人家問他：是否要刪除那些「談性」「談女人」的內容。那都是很露骨很自我的慾望表述，例如：「所謂看女子籃球者實在就是去看大腿。說真的，不然的話，誰還會去看呢？」

這種話在日記里反覆說，不下三處。「我今生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夠多日幾個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觸。」那是那個打倒禁欲主義的時代烙印，一個男子青春期的狂言。但在今天中國社會，完全可能遭至各種道學家的指責。

在這部日記里還時常出現粗話，表現出青年季羨林的桀驁不馴。此時，已經被社會尊為賢者，達到德高望重之極的季羨林回答說：「要出就全出。」我接了一句：「日記就是過去了的事，還改什麽？要不就別出。」先生露出笑容。遍觀當今中國，從個人史、党史到國史，不斷有人篡改塗鴉。莫不是為了邀功避罪，欺世盜名。而季羨林一介書生，盛名之下，坦然面對自己與社會。

「要出就全出」，何等頂天立地之言？誰敢？世上最難的一個字是：「真」。宗教把「真我」樹為菩提，認為到此境界即是「得道成佛」。

當年他在清華時期寫出狂妄日記並不奇怪，難的是在經歷「文革」洗劫之後，在世風媚俗江河日下的今天，先生不自樹「菩提」，就是給人「菩提」。

「寧拙勿巧」。拙大於巧。怎麽做人，做史，做學問，盡在其中。日記精神，源於一種古風：「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史家真諦。

日記精神，亦體現西風漸進的吹拂。盧梭以《懺悔錄》坦然展現他的並非光彩的私生活，無疑是「契約論」後的又一貢獻，教人們走向真實的自我與人性。這是「文藝復興」的一個重大內容。

在「掩飾」滿目的中國，一個日記精神與靈魂消亡的時代里，季羨林坦然出版全文的《清華日記》，處於他的高度上，是在昭示一種對史實和靈魂的回歸。

當代中國，很多名人日記，都被其家屬「為尊者諱」進行了修改刪節，而使其真正的歷史內涵受到損失。季羨林出自貧寒，卻有偉岸的身姿。此種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不修不飾風范，難道不足以垂范學界嗎？

「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是先生「米壽」時，我父親代我寫的一幅賀幛。當時我带到北京只是一張毛邊宣紙。這幅字打動了季羨林，他精心裝裱後，掛在小書房里。病重時，又托人交回給我。這種心意的傳遞，正是他的人生理念。

呼籲人們寫「文革史」

為了呼籲人們來寫「文革史」，研究歷史，讓悲劇不再重演，季羨林於北大百年校慶之際推出《牛棚雜憶》。

「巴老為什麽以老邁龍鐘之身，嘔心瀝血來寫《隨想錄》呢？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

「到了今年1998年《牛棚雜憶》終於出版問世，我覺得我總算為中華民族的後世子孫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還能有問津者。」這樣的貢獻，是基礎性的貢獻，更要大於之後那些具有高明見地的貢獻。

中國自古以來，為士者都主張「爭鳴」，「不平則鳴」。

這是道義與品質的特徵。胡適與魯迅有諸多不同，然而他們也都反對「沉默」，各有名言傳世以警世。就不贅述了。當思想與現實的巨大沖突，發生了一次次的傷害，使學界眾多優秀心靈遠離塵世之爭。渴求寧靜，人們不再習慣於正面交鋒。

季羨林沒有選擇低調，以耄耋高齡「百年老病獨登台」。這種差異，細思之，是很多有價值的人比他更虛弱了。最後一次見季羨林，是2009年4月。我對他講，我將去台灣，去尋訪蔣夢麟、梅貽琦、胡適的蹤跡，為他們掃墓。季向我講起當年梅校長在清華的口頭禪「大概」、「如果」、「也許是」。他重復地講。神態茫然，而突然他提出：「還有傅斯年」。

他的這位山東老鄉，是以風骨耿直和保護青年聞名的。

季羨林最後的最深厚的感情是在校園，在清華和北大。就在他辭世的那一年，9月，我首次登上台灣島，將季羨林與任繼愈二位親筆寫下的祭柬送到了各位校長的墓地前。（本文先期摘編自《為季羨林辯：幾多風光幾多愁》一書，即將由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12月出版。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