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不平衡，是看病難的症結所在。要讓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須從供給側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醫生“向下流”

　　●病人並非迷戀大醫院，而是在追逐好醫生。如果在家門口就能找到好醫生，誰願意舍近求遠

　　●解決看病難，必須著眼於人的解放。讓醫生流動起來，可以釋放出巨大的醫改正能量

　　年前，演員李冰冰到澳大利亞拍戲，因連續發燒10餘天，前往澳洲醫院的急診看病。等候、驗血耗了6個多小時，醫生也沒能確診。於是，她連夜飛回中國，直奔北京協和醫院，確診為化膿性扁桃體炎。經過輸液等治療，一周後康複出院。李冰冰充滿懸念的求醫經曆，讓很多人發出感慨：還是中國醫生水平高!

　　其實，單憑李冰冰的就診經曆，很難判斷中澳醫療水平孰高孰低。毋庸置疑，北京協和醫院是中國的頂級醫院，代表了最高醫療水平，治好一個扁桃體炎，不足為奇。假如李冰冰沒有上協和醫院，而是隨意去了家門口的小診所，醫生對症下藥，病情緩解，倒是可以說明中國醫生整體水平“不是蓋的”。而澳洲醫院急診的重點是危急重症，常見病反而是其“短板”。對於扁桃體炎之類的小病，急診醫生通常會建議患者去找全科醫生，因為全科醫生經驗豐富，比急診醫生更有辦法。這主要反映了中澳醫療體系的差別，而非兩國醫生水平的高低。

　　那么，中國醫生的水平究竟高不高?客觀地說，醫生水平與醫院等級基本成正比，協和醫生水平很高，社區醫生水平很低，參差不齊，差距懸殊。換句話說，中國最好的醫生都在三甲醫院。病人要想找個好醫生，只能往大醫院跑。只要找到大醫院，就能找到好醫生。盡管大醫院擁擠不堪、服務較差，但依然是患者的最優選擇，因為“看好病”是第一需求，“體驗感”是第二需求。雖然政府希望百姓“小病到社區，大病到醫院”，但由於基層醫生水平普遍較低，病人寧可半夜排隊掛號，忍受菜市場般的糟糕環境，也不願在小診所裏耽誤病情。可見，病人並非迷戀大醫院，而是在追逐好醫生。如果在家門口就能找到好醫生，誰願意舍近求遠?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均醫生數量並不算少。2014年，每千人口執業醫師2.12人，接近很多發達國家。但如果只統計碩士以上學位、具有獨立診治能力的醫生，恐怕少得可憐，而且主要集中在大醫院。可見，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不平衡，是看病難的症結所在。要想讓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須從供給側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醫生“向下流”。但問題在於，我國醫療資源主要按照行政等級分配，越是級別高的醫院，獲得的資源越多，醫生收入待遇越好。在這樣的體制下，大醫院成了好醫生的“抽水機”，沉在最底層的往往是學曆低、水平低的醫生。對此，老百姓心知肚明。人命關天，誰願意讓差醫生“練手”呢?

　　如何才能讓好醫生自願“向下流”?核心就是醫院去行政化、醫生去編制化，逐步從醫生多點執業過渡到自由執業。只有讓醫生可以自由選擇執業地點和方式，其勞動報酬由市場來決定，好醫生才有留在基層的原動力。目前，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以公辦為主，政府采取收支兩條線管理，醫生“吃皇糧”，旱澇保收，普遍缺乏看病的積極性，大病小病都轉診。在發達國家，基本醫療大多數是由私人診所承擔的，很多醫生願意自己開辦診所，其收入並不比在大醫院低。患者即使是在社區的小診所，也可能遇見有名的大醫生，因為醫生的優劣與醫療機構的大小沒有關系。

　　這讓人想起30多年前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改革。承包前，農民種的是“公家地”，多幹少幹一個樣，所以出工不出力，大鍋飯養懶漢，糧食年年不夠吃;承包後，農民種的是“自家地”，不用趕不用催，起早貪黑去幹活，糧食很快大豐收。原因何在?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包產到戶明確了利益歸屬，農民擁有了自主經營權和分配權，交夠國家，結餘歸己，解決了激勵機制問題，避免了“搭便車”現象。同理，放寬醫生在基層開辦診所的限制，鼓勵有資質的醫生開辦私人診所，可以極大地調動醫生的積極性。在此基礎上，政府逐步理順醫療服務價格，建立多方參與的價格協商談判機制，讓醫療服務價格能夠體現勞動價值。在充分競爭的基層醫療市場中，醫生的薪酬將主要由患者決定。因此，基層醫生必須靠技術和服務來吸引患者，否則就會餓肚子。基層醫生幹得好，收入不封頂，甚至可以超過大醫院，何愁沒有積極性?果真如此，越來越多的好醫生將從“求上流”轉為“求下流”。

　　醫生自由流動是國際通行做法。解決看病難，必須著眼於人的解放。讓醫生流動起來，可以釋放出巨大的醫改正能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放醫生，就是解放醫療生產力。只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打開醫生在基層創業的廣闊空間，把更多的好醫生從體制內釋放出來，才能提高基層醫療服務的供給質量，實現社會需求與醫療供給的“無縫對接”，從而讓“全國人民上協和”成為曆史。（白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