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些年,與香港有關的大部分詞都是令人神往的——東方之珠、購物天堂、美食之都、自由港、亞洲四小龍、馬照跑舞照跳……但這兩年,香港新聞的關鍵詞變成了“占中”、“驅蝗”、暴力沖擊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反水客、打死內地遊客……
又到年底了,時間到底去哪兒了?島叔們決定在2015的最後一周裏,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香港是個怎樣的城市?在2015年的年底,島叔發現這問題好難回答。
早些年,與香港有關的大部分詞都是令人神往的——東方之珠、購物天堂、美食之都、自由港、亞洲四小龍、馬照跑舞照跳……
但這兩年,香港新聞的關鍵詞變成了“占中”、“驅蝗”、暴力沖擊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反水客、打死內地遊客……
不開心
“做人最重要是開心”,港劇最愛這句台詞。但是,現在的香港有點開心不起來,至少從電視和報紙上看,香港曾經擁有的樂天知命、逆境拼搏精神,已被怨氣、暴戾之氣和民粹之風壓倒了。
“香港啊!你是否生病了?還病得如此之重?”政改方案被否之後,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發出這樣的感歎。
城市和人一樣,心病會引發身病。去年“驅蝗”事件發生以後,香港旅遊業和零售業結束了長達10年的黃金時代,開始逐月下滑,進入了業界所謂的“寒冬”。
在多項評比中,香港的競爭力出現下滑,不再是國內最有競爭力的城市,落到了上海之後。就連向來受國際大學排名的受青睞的香港高校,也因為“占中”的關系,被質疑政治入侵學術而排名下跌。
看看各方媒體的報道,似乎都感覺到,香港這幾年邊緣化了,不友好了,變成一個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兩張面孔
但是,島叔身邊在香港住過的人不約而同都說過類似的話:“在香港住得越久,你越覺得它好,很多地方內地還是比不了。”
在香港工作過兩年的A君舉例說,一位香港朋友中午找他喝茶,他說,還喝什么茶,你不是下午3點的飛機嗎?朋友說,行李都托運完了,我兩點鍾去坐機場快線就可以了啊。
在香港坐飛機,起飛6 小時前可以在機場快線香港站辦理登機牌和托運行李。也許你會覺得這例子很無聊,這種小事也值得一提?但是這樣的小細節多了,生活就不一樣了。
香港一位商界大佬曾對島叔說,在香港如果你需要銀行貸款,需要法律援助,一個電話打過去,只要是制度允許的,肯定就能辦成。
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名公務員則自豪地對島叔說過,如果你有事情需要政府幫助,隨便找一個部門,就算它不負責這一塊,也一定會有人把你帶到對的地方,找到合適的人。
大家都知道,除了住房逼仄,香港食、衣、行都相當便利而選擇豐富。但一般人都想不到的是,香港水泄不通的建築群周圍,還有大片的土地沒有開發,具體數字說出來嚇人一跳:1100平方公裏的土地僅僅利用了不到24%,超過40%的土地是受法律保護的郊野公園和保護地。
所以你去海洋公園坐纜車,會有山鷹從腳下掠過;所以梁振英會自豪地說,官邸的小院子裏有很多鳥,還有小松鼠;所以香港人會說,PM2.5達到50了,空氣質量真是不好。
以上,你已經發現了,香港有兩張自相矛盾的面孔。一個香港成熟穩重,友善貼心,設施功能齊備,公共部門勤奮謙卑,民眾暢所欲言,呼吸著自由的空氣;而另一個香港心胸狹隘,充滿怨氣,討厭內地遊客,反感中央管制,反對特區政府的多數決定,為了宣泄不滿情緒連普選都拉倒了。
年輕人
讓多數內地人來看,恐怕都會覺得香港的負面情緒來得莫名其妙,簡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么,香港究竟為什么不高興?
既然硬件沒問題,那就是軟件中毒了。從心理學的角度,滿意度等於體驗除以預期值,預期值越高,滿意度越低。在亞洲平行比較,香港市民的生活質量不低,但是,不符合預期。
這種預期部分來自縱向比較。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如果跟他們的父輩祖輩比,難免有強烈的失落感。他們並不是找不到工作,但算上通貨膨脹的實際工資還沒20年前高,他們無法像前輩一樣年紀輕輕就出人頭地,想憑一己創業立功更是欠缺門路。他們辛苦工作半輩子,可能都買不起半間小公寓,只能苦苦排隊等候去住政府公屋。而香港的中產階級號稱“夾心層”,面臨養家、子女教育、養老的巨大壓力,加班是家常便飯,幾乎沒有休閑旅遊的時間。
不是香港年輕人不能幹,而是時代不同了。香港導演陳冠中在《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書中寫道,1970年代成年的那一代香港人,趕上了最好的時光。“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後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在日本之後便輪到我們了,比台灣地區早”,“轉口、貿易、輕工業加工代工,享盡了二戰後長繁榮周期先進入者的便宜”。那一代人“不愁找不到工作,我們晉升特別快,許多底層家庭出身的子女憑教育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社會階層,我們之中不乏三十來歲就當外企第二把手的人”,他們是嬰兒潮的一代,所以“連人口結構都偏袒我這一代:我們前面沒人”。
那些年,香港不但經濟飛速發展,也擁有流行文化上的驕傲,武俠小說、電影、流行音樂在華人圈獨領風騷。那時的香港星光閃耀,生氣蓬勃,人們普遍覺得自己幹什么都行,幹什么都能成功,整個社會充滿自信、自豪、積極向上的精神。
回歸之後,香港仍然創造了奇跡,它頂住了亞洲金融危機和非典的侵襲,用更勝以往的繁榮發展打破了西方“香港已死”的預言。
有一些硬指標,可以說明香港九七之後還是發展得相當不錯,比如2004年到2011年的7年間,香港GDP平均增速達5%,是同期其他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近2倍;比如連續從1994年起連續20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比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機勢力還把香港列為狙擊對象,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香港卻成為相當一部分國際金融資金的避風港。
失落感
香港這部車子還是在加速,但是再沒有那驚心動魄的加速度了,刺激的推背感沒了。與此同時,橫向比較也越來越讓人不爽,小夥伴們紛紛趕上來了,新加坡跑到了前面,韓國也跑到了前面,連內地這個窮親戚,也在某些方面跑到了前面。香港,不再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四小龍之首。
非戰之罪。不是香港本身出了多大問題,而是曆史大環境變了。香港曾經擁有的某種市場壟斷地位,隨著周邊地區的發展而消失了。實際上亞洲四小龍都有類似的經曆,今天台灣人懷念起當初“錢淹腳目”的盛況,也常和香港一樣自怨自憐。只不過,新加坡和韓國卻因為有更強勢、有作為的政府,及時調整發展策略,跟上了形勢。
光芒四射的集體記憶,在香港社會照出了一片大大的心理陰影,成為失落感的源頭之一。
還有其他的心理學解釋。李光耀在他的《觀天下》一書中說,現在的新加坡年輕人容易不滿,因為老一代人看過新加坡的一無所有和辛勤打拼,對現狀倍感珍惜,而年輕人則認為一切是生來如此,是理所當然的,更願意從挑錯、改進的角度看問題。這種說法,用在香港也若合符節。
不滿情緒還遭遇了民粹的催化劑。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後的十幾年內,把超過英國400年發展起來的民主制度一股腦兒灌入了香港,導致回歸後的香港民粹氣氛日益高漲。民粹刺激下,都市還是那個都市,欲望瘋狂擴張。
文/黑白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