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閉幕的北京市委十一屆八次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制定北京市“十三五”規劃的建議。“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表述，首次出現在中共北京市委全會的決議中，并提出了北京人口2300萬的“天花板”。這并非官方首次表態要“控人口”，人口的增加若真讓特大城市不堪重負，那自然應該控制，但問題是，城市真有“人口天花板”嗎？

　　從自然承載力來看，中國特大城市人口并非面臨極限

　　首先，以水資源短缺來為大城市控制人口論證是站不住腳的

　　由于外來人口的流入，北上廣等特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脹。如此多的“新居民”駐寨，在當局看來，會讓城市不堪重負。北京提出人口控制在2300萬，其中一個主要依據便是水資源嚴重短缺、承載力接近極限。由中國社科院、首都經貿大學、北京市發改委等單位專家完成的《京津冀發展報告（2013）——承載力測度與對策》指出，淡水資源是京津冀區域承載力的最大短板，其中北京市人均水資源為119立方米，甚至遠達不到聯合國設立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極度缺水標準”。

　　但是，以水資源短缺來為北京等大城市控制人口論證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城市人均土地面積擺在那里，不僅北京人均水資源低，世界無數生機勃勃的大城市人均水資源都低；其次，水資源少是可以通過開發新水源、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率等各種手段改善的。以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居世界倒數第二位的新加坡為例，其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工業生產用水主要靠收集存儲雨水、淡化海水、凈化污水和從鄰國進口來滿足。

　　以土地或者其他自然資源來計算人口承載極限，往往也是經不起推敲

　　不可否認，城市的容納能力，如水、大氣、土地等自然資源肯定存在物理極限。以土地為例，上海市域面積6340平方公里，留必需的綠地、林地和農業用地后，余下2900平方公里可用于城市及工業開發，目前已經開發使用了2830平方公里。土地看似是大瓶頸，控制人口的數量增長也貌似是解決措施。事實上，問題并非如此。

　　根據學者張京晶、王夏倩的數據，國外大都市建設用地占城市陸域面積的比重一般都保持在20%～30%的水平上，而目前上海建設用地占城市陸域面積的比重為42.1%，從人均建設用地水平看，上海目前為122平方米，遠高于發達國家城市人均 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土地粗放利用顯著。并且用地結構還不合理，生產用地比例中，上海工業用地2009年達到建設用地面積的25.6%，占陸域面積的11%。而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大都市工業用地一般占建設用地比重在5%以下。事實上，這些國家都面對稀缺的土地資源和高昂的土地利用成本，但采取了調整產業結構、“立體化”發展以及合理配置空間等措施來提高城市土地集約化利用水平。

　　人多地不夠用，國外想盡辦法提高城市土地集約化利用水平 圖片來源：新華網

　　水資源、土地供應、交通環境等客觀因素的緊張狀可以通過技術與管理得到改善，以資源和環境來計算人口承載極限，往往是經不起推敲。

　　北上廣的“大城市病”確日益突出，但人口太多只是替罪羊

　　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應不足是資源配置的問題，不應怪罪在外來人口

　　隨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長，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應不足的的問題似乎也日益突出，上學難、看病也難。人們于是認為外來人口進城會分享原有居民的福利，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內的既得利益。但誰都知道，公共福利在中國是與戶籍制度嚴格綁定在一起的東西。以廣州為例，廣州現常住人口大概有1355萬，但戶籍人口不過794萬（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剩下來的這些在廣州工作和納稅的500多萬非戶籍人口，不僅沒有擠占所謂“已到極限”的公共福利，反而為現有的公共福利總量做出了巨大奉獻。

　　看病難的根源在行政化配置使得醫療資源不均衡

　　事實上，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應不足是資源配置的問題。上學難不是因為孩子太多，而是資源配置不當讓托兒所和中小學校容量嚴重不足。根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由于學齡人數減少，北京曾大量裁并學校，小學數量從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裁并措施到2010年才停止。由于規劃和教育部門的失職，孩子減少就大量裁并學校，現在因為缺乏預見自然就無法給增加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義務教育。至于看病難，根源更是在行政化配置使得醫療資源不均衡，而非外來人口增加。并且，公共服務的總量也是可以改變的。

　　交通擁堵的原因在于城市交通布局，減少人口對減緩交通擁擠效果難持久

　　阻擊人口流入甚至趕人離開還有一個直接理由，就是交通擁堵。高峰期紋絲不動的車流、水泄不通的地鐵，人們的自然反應是抱怨人口太多因而認同人口控制，畢竟春節期間，由于大量外地人回鄉過年，北上廣深的道路和地鐵突然變得寬松了。

　　這些特大外來人口流入城市的交通嚴重擁堵不可否認，以北京為例，美國《外交政策》2010年評出世界五大交通擁堵城市，北京名列榜首。但首“堵”并非因為人多：首先，道路交通方面，根據Demographia提供的數據，與國際上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汽車保有量不算太多，事實上，北京的擁堵與道路布局更相關。而地鐵方面，根據學者黃文政、梁建章整理的數據，如果把年客運量除以運營里程的比率作為擁擠指數，北京地鐵的擁擠度在全球10大地鐵系統中排第8位，只是由于城區的地鐵密度不高，才導致人口密度大的中心區相對擁擠。而人口減少將使得建設道路和地鐵的需求和財力也相應減少，那么減少人口對減緩交通擁擠的效應雖立竿見影卻難持久。

　　相同比例尺下北京與紐約市區道路密度比較 圖片來源：財新網

　　至于治安惡化、房價高企等問題，也非趕人可以解決

　　治安問題是城市發展的伴生因素，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對立會使犯罪率增加。人口處于流動性的情況下，治安問題可通過加強公共服務來解決，一味的“趕人”適得其反；而房價除了受人口規模，更受發展模式、分配機制、金融政策和經濟周期影響。過去30多年，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城市的人口雖然大幅增長，但人均住宅面積也在不斷攀升。與1980年相比，北京城鎮人口增加了數倍，而人均住宅面積增長3倍以上。日本在1990年經濟泡沫化以后，東京和大阪等地人口還在增加，但房價卻下降一半以上。美國人口一直穩步增長，但2007年次貸危機之后，各地房價也經歷了大幅下跌。

　　不應為特大城市妄設“人口天花板”

　　事實一次次證明城市承載力是個偽命題

　　“人口天花板”（或城市承載力）并非什么新概念，常常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引用，卻一次次地被人口增長的強大現實所突破。1983年出臺的《北京市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提出把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而1986年北京市總人口已達1000萬；《規劃(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萬左右，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已達1382萬人；《規劃(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總人口規模要控制在1800萬。而2012已超兩千萬的。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上海、廣州等城市。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也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城市承載力是個偽命題。

　　地方政府為什么對這個偽命題念念不忘？事實上，當大城市在資源供給、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恰恰因為政府部門當初對于人口增長的趨勢缺乏科學判斷造成，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增加城市的資源供給、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這些短時期內不可能取得成效。

　　沙漠之城拉斯維加斯

　　結語

　　如果按照“人口天花板”的理論，世界上有很多城市根本就不適合人類生存，比如拉斯維加斯這座沙漠之城。但拉斯維加斯卻是全球最具人氣的城市之一，讓人嘆為觀止的同時，更看出“人口天花板”理論的極度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