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濮存昕主持波兰剧院院长讲座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

　　2015年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于上月底结束，在最后一个受邀外国剧目——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乡村》上演期间，中国剧协主席、演员濮存昕接受了北青艺评的专访。

　　作为中国创作最活跃、知名度最高的舞台演员之一，濮存昕还频繁出现在与外国戏剧人士进行艺术交流的对谈活动上。在他看来，观外国戏、和外国艺术家互动，一方面可打开创作思路，同时也可通过中外比较认清自身短处，在追求剧目出新、赢得市场的同时，通过体制的合理化，从根本上实现人才和剧目繁荣。

　　北青艺评：从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到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都能看到您多次参与和外国艺术家的对谈活动，讨论具体的剧目、比较中外戏剧创作状态。您为什么愿意与他们面对面交流？

　　濮存昕：文化需要打开眼界，不能故步自封只觉得自己了不起，只有睁开眼睛去看，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我们可以从外国艺术家身上收获的不只是表演技术，更重要的还有观念。我们太多地被观念束缚，最主要的是从他们身上寻找思想上的开放和自由。比如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乡村》这个戏，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完整故事。男主角尤金说自己是个傻子，永远长不大，永远用孩子般的眼睛看世界，跟这个世界、跟死去的人发生联系。一开场，一排演员瞪着眼睛看观众，尤金从墓里爬出来，说这都是我埋的人，我越活越长，这个角度一成立，想哪儿说哪儿空间无限。

　　北青艺评：但是目前看来，像这样艺术性非常强的剧目，在中国的市场表现并不理想，这个矛盾您怎么看？

　　濮存昕：我们的艺术是需要面对市场，但是创作这条路的终极追求一定不是挣钱。好的市场表现应是一个桥梁、一个过程，谁也不能在桥上过日子、开庆功会，一定要到对岸去。对岸是什么？是高雅的文化艺术能够对越来越多的观众产生吸引力。

　　我们应该重视不只以娱乐、商业为目的的剧团，让天平两端平衡起来。很多人觉得现在文化领域的商业化特别严重，我们不去批评他们，那年头的“超女”我也不反对，那是他们小孩的事，让他们玩儿好了。不要去嫉妒商业文化、通俗文化，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一方面要自己修炼、做自己喜欢的戏，也寻找可以体现我们审美的国内外剧目，在邀请展这个平台上展示，相信观众也会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慢慢形成一个品牌。总之是平心静气地做自己的事。

　　北青艺评：作为中国戏剧舞台上知名度最高、创作最活跃的演员之一，您认为目前中外戏剧演员的差距和差别在哪儿？

　　濮存昕：从长远发展看，要担忧的是青年演员系统化训练的不足。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身体控制、协调、表现力，学生们就都毕业了。就好像米卢来了，但是中国球员还没有解决盘带的问题，传球、停球都不好，速度起不来，这些都是该在基础阶段完成的问题，到国家队去完成，这不行。

　　中国50岁以上还在演戏、创作很频繁的舞台演员，都是有专业状态的，不错。但现在的年轻演员不善求学的问题是长期的国有化、大锅饭、长期没有压力造成的。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院长说，他们像爱孩子一样呵护这个25岁的剧团。而我们现在太放任自己的孩子了。

　　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方式，让你相信他们希伯来语的发声是对的，一手一脚都是对的。演小羊的那个女孩子，你能相信她是好演员吗？那么矮，中戏绝对不要她，但是人家在台上那个美呀！还有演火鸡的男演员、演歌剧演员的老太太等等，他们像藏富的富翁一样，在生活中完全看不出来，到舞台上才展示财富，在台上他们都美极了。

　　而我们现在有的年轻演员连基本功都不重视，上课能过关就毕业了，没有音乐状态，没有节奏感，没有韵律感。

　　另外我们的演员和外国演员还有一个差距，就是对戏剧的热爱。年轻演员从学校毕业三年以后眼睛里没光。刚来的时候一进排练场，客客气气叫老师，让干什么干什么。我说，我看着你们，3年后你们还有没有这种状态。我干了30年了，眼睛里还有光，你们3年后还有没有？有的演员跑群众演员跑了5年，有的跑了15年，开始抱怨角色、剧本。这是生态问题。

　　现在年轻演员可以看外国的好戏，用外国好的剧团和剧目提高中国演员的审美和标准，自己看看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演员。

　　《乡村》的男主角都已经59岁了，演一个智商不高的孩子。明年我要演《樱桃园》，按说那个角色不是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也得从他们外国演员身上找东西。年轻演员得懂得偷艺的诀窍。

　　北青艺评：在看过外国剧团演出的传统剧目后，经典如何延续和创新是一个经常被谈及的话题，《茶馆》、《雷雨》等人艺经典剧目是否需要翻新重排也一直有讨论的声音，您怎么看？

　　濮存昕：这次人艺邀请的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琳娜剧院演出《钦差大臣》，是非常典型的传统剧目，进行了一些特殊处理。演后对谈活动上有观众问，《茶馆》是不是也可以现代化，让演员穿着现在的衣服演一出现代的《茶馆》。我觉得，在没有特别好的主意的时候，还是保持现状。为了纪念焦菊隐先生110周年诞辰，今年年底《茶馆》还要上演，我们能不能在老的、经典的演法中做到身上有“活儿”，复制、临摹得像古董文物一样地道？

　　现在这拨演员还看过人艺老人儿演的戏，10年以后，现在30岁的孩子们谁能接《茶馆》？我脑子里想这个事儿呢，也许就真接不下来了。不是非常好的、控制力非常强、执导能力非常强的导演，没法排《茶馆》。多亏了大导林兆华在1999年把这事儿干了，因为他，这个剧院的《茶馆》又接气接了10多年。

　　演员带着自己的本真演出这些经典剧目，本身就是有创新的。梅花奖是不是必须有原创剧目才能得奖？我觉得不是，凭老戏也该有权利获奖。《四郎探母》就按老的来，演得青出于蓝，奖就应该给他，因为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这其实就是希望演员身上有“活儿”，先温故而知新，把老人儿琢磨到一定程度，出自己的东西。我们这些有一定年纪的演员现在有没有能力影响年轻演员，先看自己的“活儿”，他们在排练场看着呢。

　　北青艺评：那您认为另起炉灶来一个《茶馆》，或者来一个《雷雨》并不是必须？

　　濮存昕：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东西，有东西可以来。还是应该培养出自己的直觉，培养出比较有根、有出处、能立得住的新创意。花、树、草，看的是土上头的那截儿，可是根从土里走。

　　北青艺评：您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戏剧创作能力欠缺的办法是什么？

　　濮存昕：这几天我跟王洛勇聊天，他给我讲了美国百老汇的创作、运作、观众培养、国家对大学生戏剧的资助。因为有国家支持，学生们在读书的时候玩儿着就把《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都演了。到专业团体后，他们对经典不陌生，而我们的学生剧团和专业剧团是脱节的。美国的专业演员去大学辅导的收入可能比演出挣钱还多，可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制，用专门的艺术基金支持专业的舞台演员走进学校培养未来人才。

　　在美国，执行导演单独排练两次以上，演员自己就知道自己要被开了。演员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赶紧学习、找老师，还可以报销看戏、书本的费用，这都是剧团劳资关系的细节。

　　我们要从国有化剧团的创作模式中走出去，首先是繁荣创作，让能干的人干，不能干的人淘汰，灵活优化创作者的合作方式。国家别让纳税人的钱白花，养那么多剧团，人都待着。但是改变要有一个过程，一个犯错误的孩子，骂他没有用，得慢慢带着他。

　　从事艺术管理工作的人，是代表“座儿”对艺术水准进行判断。艺术家过于主观的判断也不行，当然艺术家都有“舍我其谁”的劲头。但理性地想这件事，系统化的院团体制改革工程， 只抓剧目不行，如何实现人才辈出，让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在北京人艺会集，要让机制吸引人，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作机制和氛围，比出几个剧目更有价值。

　　文/本报记者 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