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15日上映的科幻喜剧电影《像素大战》，讲述了一群外星人将人类创造的虚拟游戏角色“三次元”化后变成攻击性武器，妄图占领地球的故事。“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20世纪科幻小说的主流话题至今未变。纵览去年科幻电影市场，依然“悲伤弥漫”，《星际穿越》里病入膏肓的地球，科技水平已能实现人类的冷冻休眠，沙尘无情地蚕食着最后的家园，但人类却束手无策。《机械姬》上演了一出人类造物的社会寓言，探求人工智能的极限导致的结果是反噬，是引来伊甸园树梢上那条不安分的蛇……科技，令人感觉依旧很不安。

　　这场“悲伤幻梦”竟然延续了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的科幻作品，电影、电视剧、动画、小说，都被打上了一个明显的‘思想钢印’——反科学主义。至少在客观上，这样一个创作纲领是存在的：表现为探讨科技的负面价值，思考科技极度发展的荒诞后果和伦理道德困境。”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科幻开始真正‘思考’才不过短短30年时间。”

　　要有“灵魂”，就要了解历史潮流的演变

       缺乏思想性，可以视为中国科幻的最大软肋。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缺少“灵魂”，也是同样的感觉。这就导致无论是创作小说，还是制作影视作品，导演、编剧、作家往往缺乏某种创作的“思想纲领”。

　　19世纪末，中国晚清已开始模仿西方科幻小说并尝试有趣的创作，如《法螺先生谭》《新法螺先生谭》《乌托邦游记》《中国之女飞行家》等等，想象的原型大多来源于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之类。这种类型的小说最大特点是，充满了对科幻技术的幻想，通常是美好的。中国作者通过对“术”与“器”的想象，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经世致用的投影。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儒勒·凡尔纳所代表的“美好科学幻想”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很快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由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95年创作《时间机器》开始的反思与忧虑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变异、消亡的巨大威胁。

　　对科幻创作（尤以小说为主）思想性的认知与重视，当代国内文坛曾一度“留白”。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有名，其实延续的还是凡尔纳一路，这是背离国际科幻对科学反思的主流的。中国科幻创作走出“凡尔纳概念”，开始反思科技的“反作用”，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或许在《三体》得奖前，依然有很多人将科幻小说与少年儿童科普读物画上等号——科幻就是“凡尔纳”。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来出版科幻作家的小说、在童书展首发《三体》英文版在国内文坛很常见，可以说，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严重妨碍了成年人理直气壮地喜欢科幻。

　　有观点认为，获得“雨果奖”的《三体》将为中国科幻带来巨大转变，但仅凭一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事实上，《三体》与“反科学主义”主流态度相反——作者刘慈欣依然信赖科技的力量，坚信人类世界种种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去解决。只是，科技不能改变人性，“《三体》看似与主流逆向而行，但最终却是殊途同归的，”江晓原说，“它甚至比现今主流还要走得更远些。”

　　注重“架构”，或是一条未来幻想的路径

　　“科幻”在中国属于小众，目前在欧美也只坐于文学殿堂里的边缘席位，但是人们不必担忧它会立刻消失。经历“思想性”洗礼后的科幻，下一个征程的坐标又在哪里呢？刘慈欣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照目前的趋势看，科幻文学有可能与其他幻想文学融合，形成一种大幻想文学。

　　在西方，通常不将“科幻”单独划成一类，而是归入“幻想”这个大类中。换句话说，所谓的“Science Fiction”，它的界限原本就是不明确的。因而在西方社会，诸如《魔戒》《哈利·波特》系列、《冰与火之歌》也被归于“幻想”这个大类。这类小说相较于以“硬科技”为幻想基础的作品，最显著的优势是在写作中注重“架构”——这个被游戏设计师高频使用的词汇，使得作品具有厚重的层次感与历史感。

　　例如，《哈利·波特》系列注重架构的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冰与火之歌》则在几大势力的历史、地理的搭建上铺设浓墨重笔；托尔金在《魔戒》中成功塑造多个文明体，之后的故事线就在架构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如果一部科幻作品，想要成为一部真正的大作，倒是可以注重‘架构’这个概念，”江晓原说，“其实，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就能找到‘架构’的优秀案例，《封神演义》《西游记》都有相当明显的‘架构’色彩。”

　　日本著名科幻小说家田中芳树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银河英雄传说》曾轰动一时，却也引发一场对于“科幻作品”性质的争论。有人认为，这部以浩瀚银河为舞台的英雄史诗，虽然拥有精美的架构和古典主义写意的气质，但在科技想象上是落后的，当人类已实现太空战争时，宇宙战仍然处在巨舰大炮时代，这样一部以太空为背景的政治体制寓言，凭借其恢弘的“架构”已足以成为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