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19 .2。性別比失衡問題近年在中國廣受關注。CFP 資料

　　原標題：中國性別比失衡治理13年：專家稱5年後光棍近澳大利亞人口

　　近日，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伊麗莎白·雷米克(Elizabeth J. Remick)等學者發表《不要把中國男女比例失調歸咎於獨生子女政策》一文，經中國媒體轉載後，引發廣泛討論。

　　性別比(即出生100個女嬰對應出生的男嬰數，以下簡稱“性別比”)失衡問題近年在中國廣受關注。越來越多人口專家意識到，持續30多年的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並未得到根治，且由此導致的問題日漸顯露，或將成為生育率過低外又一個令決策層重視的問題。

　　8月28日，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表示，性別比失衡將引發“婚姻擠壓”，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剩男”規模將接近澳大利亞總人口，他們中絕大部分將終身打“光棍”。

　　流行觀點將性別比失衡歸咎於重男輕女觀念和由此產生的人工幹預措施。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告訴澎湃新聞，如果將“重男輕女”認為是性別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無法解釋為何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沒有實施計劃生育之前，中國的性別比一直較為正常。

　　人口學專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重男輕女”並非性別比失衡的充分條件，“重男輕女、胎兒性別鑒定和生育管制，三者缺一不可”。

　　治理性別失衡13年

　　中國自1982年開始出現性別比出現失衡，最初被認為存在女嬰漏報而未獲重視。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9 .2，高層意識到形勢嚴峻。 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別比，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2年11月，原國家計生委、原衛生部、原國家藥監局共同發布《關於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兩非”)的規定》，對胎兒性別鑒定予以明確禁止，治理性別比失衡的戰役正式拉開。

　　2003年4月，“關愛女孩行動”啟動，旨在通過倡導男女平等，扭轉中國存在的新生兒男女性別比失衡問題。衛生、公安、司法、檢察等多個部門也會同在一起，嚴厲查處胎兒性別鑒定和性別選擇引產案件。

　　2014年6月30日，國家衛計委下發《關於印發全國查處“兩非”案件區域協作工作規范(試行)的通知》，要求“兩非”案件查處區域協作聯席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遇重大案件或者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召開。

　　2015年上半年以來，一場打擊“兩非”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攻堅戰，正在全國范圍內緊鑼密鼓地進行。

　　4月30日，國家衛計委等7部門在京召開全國整治“兩非”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部署全國整治“兩非”專項行動，目的是為了確保完成“十二五”規劃中將性別比降至115以下的目標。而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後一年。

　　今年是國家層面正式治理性別比失衡的第14年。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5.88，實現了自2009年以來最大降幅，但依然高於國際公認合理區間103—107的水平。

　　他們為何想生男孩

　　重男輕女觀念被認為是性別比失衡的重要原因。它起於農業社會對勞動力的現實需求，到現代社會則演變成延續家族血脈的信仰。這一觀念根深蒂固，在中國仍有很深的土壤。

　　此前媒體報道，山東臨沂蘭陵縣被指為控制合法出生率，給基層幹部下達“流產指標”。當地一位村支書透露，蘭陵重男輕女思想嚴重，“如果家裏沒個兒子是會被人瞧不起的”。

　　當地女子吳穎有一個妹妹，從小就聽到母親嘮叨沒有男孩抬不起頭，這讓她覺得自己的出生是一種負罪。她說，直到大學畢業前，她都在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在合適的時候離家出走，如此家中便可以再生一個孩子，或許會擁有一個男孩。

　　對男孩的偏好不獨北方農村，在南方富庶的福建，許多人希望把積累的家族財富留給兒子。

　　廈門市小學教師張妍於2000年生下一個女兒，身為公職人員，這意味著合法生育權的終止，但婆家人對男孩的渴望並未打消。在此後的10多年裏，張妍一直身處家人的逼迫中。她希望等待政策全面放開二孩後再生育，以保住工作，家人則指責她自私，不願為家族犧牲。

　　她曾和丈夫嘗試過代孕，但以代孕機構被查封而告終。2013年初，計劃生育政策仍未見松動，而張妍已40歲。矛盾越積越深，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家庭戰爭。丈夫林陽一度威脅她，“如果你不願意生，我就到外面找人生”。

　　2013年底，當離家數月的張妍回到丈夫身邊時，她發現丈夫已在家人的授意下，與外面的女人懷上了孩子。後經B超鑒定是男孩，於次年生下。

　　類似的悲劇並非個案。張妍說，在她的親戚和同事中，亦不乏迫於家族壓力，辭職回家生男孩子的案例。不願妥協的女人，則只能對丈夫在外“代生”的行為“睜只眼閉只眼”。

　　讓張妍無法接受的是，有親戚甚至勸她與這個外面的女人和平相處。張妍說，這種重男輕女的觀念已經將人性扭曲，最終她選擇了和丈夫離婚。

　　廈門市統計局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市出生人口性別比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11.69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18.37，十年均高出正常范圍，“長此以往會造成將來婚姻年齡段男女兩性人口比例失調，給社會發展帶來一定負面影響”。

　　廈門市衛計委打擊“兩非”工作負責人王輝榮告訴澎湃新聞，有數據顯示，重男輕女最嚴重三個省是安徽、海南和福建，而廈門遠非福建最嚴重的地方。

　　性別比為何失衡

　　公開信息顯示，中國性別比失衡起於1982年，當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47，之後一路飆升。1994年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始終在115以上，2004年達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還長期維持在130。已嚴重偏離正常區域。

　　據國家衛計委新聞處原處長陳劍《中國計劃生育革命紀實》一書考證，1982年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從之前相對寬松的“晚、稀、少”政策，向“一孩化”過渡的關鍵年份。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告訴澎湃新聞，如果將“重男輕女”認為是性別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無法解釋為何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是正常的。“這段時期‘重男輕女’同樣存在”，喬曉春發現，唯一的變量是，這一時期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尚未落實。

　　多位受訪的學者認為，僅有“重男輕女”觀念不會導致性別比失衡，生育機會的限制迫使人們采取人工手段留住男孩，放棄女孩。

　　人口學者何亞福分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發現，實行“一孩半”政策(第一胎生育女孩可以再生一個孩子)的農村地區，性別比失衡嚴重。當年全國第一胎性別比為107.1，基本正常，但第二胎性別比猛增到151.9。

　　何亞福分析，由於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次生育，因此人們並不在乎第一胎的性別;當第一胎生出女兒後，第二胎成為人們最後的生育機會，因此人們會想辦法生出男孩，這時就會采取B超鑒定胎兒性別，存男去女。

　　另一條數據也佐證了這一觀點。據《海峽都市報》2011年8月11日消息，福建共有獨生子女303萬，其中男性229萬，女性74萬，男女比例接近3:1。

　　“在僅有一次生育機會的情況下，偏好男孩的家庭自然會通過人工手段生下男孩。”何亞福說，如果沒有生育限制，盡管存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但人們可以通過多生來實現願望。

　　黃文政告訴澎湃新聞，如果沒有生育機會的限制，“直到生到一個男孩為止”，從統計學分析性別比仍是平衡的。

　　“光棍危機”

　　性別比失衡，必然引發婚姻市場失衡。

　　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歲人口男孩有1.72億人，比同年齡段的女孩多2210萬，其中10—19歲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萬，男女比例是111.5比100。這意味著，到2020年進入婚配的20—29歲男孩將比女孩多出近950萬;0—9歲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萬，男女比例是118.9比100。

　　姚美雄分析認為，2020年後，一成以上年輕男性將找不到配偶，年齡段越低則越嚴重，社會將形成一個特殊的單身男性社會群體。

　　人口學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的測算更顯形勢緊迫。他告訴澎湃新聞，如果以22—26歲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齡，以24—28歲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齡，中國的二者比率在2013年前的波動在90%—100%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光棍問題。但從2014年開始，24—28歲男性人數將快速超過22—26歲的女性，2018年二者的比例將超過125%。他由此認為，2015年“光棍危機”已全面爆發。

　　姚美雄告訴澎湃新聞，男多女少必然引發“婚姻擠壓”，高齡男性會向低年齡女性中擇偶，擠壓到一定程度，城裏男性會找鄉下女性，富裕地區的男性會找欠發達地區的女性，而“剩男”最後沉積在貧困階層。

　　姚美雄說，政府可以幫助“剩男”解決經濟上的困難，但對“婚姻貧困”無能為力。到2020年，“剩男”規模接近澳大利亞總人口(2013年估計2400萬人)，即使通過“進口”新娘也將是杯水車薪，且“剩男”還在不斷產生，他們中絕大部分將終身打“光棍”。

　　姚美雄說，正常人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滿足，將會降低他們對社會的認同，甚至可能誘發反社會的心理，可能與其它社會矛盾相交織引發社會動蕩。

　　寬松的生育政策有效嗎

　　2014年國家衛計委召開部署會議後，各地亦迅速采取行動，重拳打擊“兩非”的消息頻繁見諸媒體。“最後一年如果完不成任務，可能位子就難保了。”廈門市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說。

　　廈門市衛計委打擊“兩非”工作負責人王輝榮認為，打擊“兩非”對遏制性別比失衡的作用有限，一是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靠行政手段難以改變;再者，隨著技術的發展，B超機可以輕易獲得，采血到境外鑒定也非難事，這給執法帶來了困難。

　　廈門市衛計委法規科一位官員告訴澎湃新聞，男性偏好有著深厚的現實土壤，即使現在，農村家庭對男性的依賴仍要大於女性。他認為，消除男性偏好需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真正讓父母感受到生男生女都一樣”。

　　中國政府通過連續幾年的綜合治理，到2009年出生性別比出現拐點，開始逐年下降。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性別比降為115.88，較2013年下降了1.72個百分點，是6年來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認為，2014年性別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得益於2013年年底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他相信，寬松的生育政策有助於緩解出生性別比失衡。

　　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穆光宗告訴澎湃新聞，要消除“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這將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難以一蹴而就。他認為，最具操作性的辦法仍是放開生育限制。

　　多位受訪學者提到一個正面案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肅酒泉和河北承德展開全面二孩試點，“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時，試點地所在的省份都存在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的情況，但除承德外，其餘3個試點地的出生性別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圍，而且近年來“越來越正常”。

　　中國人大學人口學教授顧寶昌在其主持編寫的《八百萬人的實踐中》中，對試點地的數據分析後認為，較寬松的生育政策有助於促進出生性別比正常化，生育二孩緩解了生育數量和生育性別之間的矛盾，為招贅婚創造了條件，減輕了養老壓力。

　　顧寶昌同時以承德試點區性別比失衡為例分析，較寬松的生育政策不是實現性別比正常化的唯一條件，治理性別比失衡還需要從多方面開展工作。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妍、林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