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物
周曉芳,1963年出生於北京,現旅居美國夏威夷。周恩來總理的侄孫女,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愛國名宿周嵩堯的曾孫女,“周恩來和平研究院”發起人。
對話背景
周恩來和平研究院於三年前啟動了《跟隨周恩來足跡》計劃。今年5月開始,系列紀錄片正式拍攝,以史實、實景、專訪等手段,再現周總理不平凡的一生。近日,周總理侄孫女周曉芳在京拍攝紀錄片《跟隨周恩來足跡》。今年9月,劇組還將來西安、延安拍攝。
追尋周總理的求學、革命、外交足跡,回憶周總理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家風家規……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4周年紀念日,“七一”前夕,周曉芳在京接受了華商報記者的專訪。
周總理的十條‘家規’
一、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
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夥食費;
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許請客送禮;
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
八、生活要艱苦樸素;
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我喊周總理“七爺爺”
Q:你和周總理是怎樣的親屬關系?
A:在家族中,按輩分,我稱呼總理為“七爺爺”,因為他在家族同輩中排行老七。我太爺爺周嵩堯是總理的六伯父。在江蘇淮安的總理故居是我們兩家共有的祖屋。
我太爺爺周嵩堯是前清舉人,曾經慈禧、光緒集體面試,被清廷委任為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大概相當於今天的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民國時任袁世凱幕僚,也出任過江西、江蘇督軍專署秘書長,任上曾經出面平息過江、浙軍閥間的一場戰亂。後因上書反對袁世凱稱帝辭官返鄉。抗戰期間他堅辭日偽的“出山邀請”,是有名的愛國人士。
新中國成立後,我太爺爺被總理接到北京,任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和章士釗、齊白石是同一批。總理曾稱贊他有“德政”,指的就是上面的幾件事。根據那時的規定,可在家中選一人隨行照料,我父親周華章被選中了,在北京陪同太爺爺的同時上學讀書。父親因為早年讀過私塾,成績很好,後來考入當時的政務院交際處工作,參與籌建外事賓館。後來就有了我。
不許在外提和總理是親屬關系
Q:在你的學習和工作期間,師友和同事知道你是總理親屬嗎?
A:從來沒有。我1963年出生在北京,周總理特意給封了個40元的紅包讓家人帶給我父親。我父親後來分配在和平賓館主管財務工作,我小時候經常出入賓館東院,那是工作人員家屬的住地。可能也會有個別人知道我身份特別,但沒人知道具體是誰的親屬。
記得有一次鄧奶奶(鄧穎超)在香山飯店和我們全家見面,見到我爸爸很高興,拉著手問長問短,說好長時間沒見到了。但印象中我從上學、工作從沒因此受過特殊照顧。
中學畢業後我進入當時的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工作,後來又到王府飯店、天壇飯店工作,從員工做到銷售總監,一步一個腳印,工作了20年。直到離開,都沒人知道我是周總理的親屬。因為一方面周家有家規,不允許在外提及和總理的親屬關系。另一方面,我們也從不覺得身份有什么特殊,沒什么好炫耀的。現在想起來,家族中唯一“沾了總理光”的可能只有我太爺爺了,當然他也是實至名歸。
Q:聽說周總理有十條家規,是嗎?
A:周總理對家人和晚輩的影響是潛移默化、言傳身教,很少具體講什么家規。我前幾天去采訪姑姑周秉德,她說在一些身邊工作人員和後人的紀念文章中會提到周總理有家規,其實都是總結歸納的。這些“家規”大致有:一、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夥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我認為這十條家規是周總理高尚人格的寫照,也展示了總理那一代共產黨人和老一輩革命家處理家國關系的崇高境界。
Q:周家的後輩現況如何?經商和做官的多么?
A:據我了解,周家後輩現在散居北京、淮安、揚州、廣州和海外。在國內的都是普通市民百姓,有個別在機關單位,也是普通公務員。有個別像我一樣在美國、加拿大的,也都是靠自己的奮鬥立足。
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到美國,一邊在夏威夷大學讀書一邊打工,在礦泉水公司做過銷售,在熊貓快餐端過盤子,在高爾夫球場當過服務生,同時打三份工,什么苦都吃過,在國外更沒人知道我是總理親屬。後來因為媒體的報道才有些人知道,哦,原來她是周恩來的孫輩。在我們這周家第三代人裏,都是普通人,除了我自己創業了,其他人連經商的都沒有。
周家後輩中最大的“官”是我姑姑周秉德,退休前是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全國政協委員,退休後深居簡出,生活很儉樸,唯一公職是擔任周家“發言人”。這兩年因為我們在拍攝紀錄片《跟隨周恩來足跡》,回國就會來看望她,聽聽意見和建議。
對妻子:“她就不知道我們要搞核試驗,我從不對她講”
1964年,我國首次核試驗前夕,周恩來在紫光閣主持召開重要會議。會議期間,張愛萍副總參謀長站了起來,向周總理告假,說今晚外交部安排了一個外事活動,要提前告退。就在張愛萍站起身來,剛准備離去時,周恩來突然從沙發上站起來,堵住了張愛萍的去路,關切地說:“愛萍,你帶核試驗的文件了嗎?”在得到張愛萍沒有帶的回答後,他仍指指張愛萍的口袋,說再搜一搜,看看裏邊有沒有紙條。最後,在周恩來的督導下,張愛萍將自己幾個衣兜都掏了一遍。沒有搜到什么,總理才如釋重負地說:“保密無小事啊!你鄧大姐(鄧穎超)是老黨員、中央委員,她就不知道我們要搞核試驗,我從不對她講。”
從籌備自主研發原子彈,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前後幾年,周恩來對鄧穎超只字未提有關核試驗的事情。鄧穎超是見到我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報紙號外,才知道此事的。後來,張愛萍到總理家中彙報工作。彙報完後,鄧穎超埋怨說:“你們說了好長時間的事原來就是原子彈試驗,怎么之前連我也不告訴?”張愛萍笑著說:“總理說這項工作要保密,我也不敢違反紀律呀。”可見周恩來的保密觀念和紀律觀念之強。
周恩來辦公室的門鎖鑰匙,他規定只有三把,秘書有一把,便於他們出入辦公室整理文件等;警衛人員有一把,便於清潔和整理房間;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裏不離身。鄧穎超手裏沒有鑰匙,她要進辦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門問一聲再進去,這是他們夫妻間相約的禮貌與規矩。
對親人:“不能搞特殊化,一點也不能搞”
周恩來生前為其親屬制定了“十條家規”,即: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來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生活要艱苦樸素;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十條家規”既是周恩來對親屬的具體要求,更是嚴格自律的真實寫照。
周恩來雖無子女,但卻有不少侄子和侄女,而他從不利用職權為其謀取私利,有時甚至合理的照顧,也不接受。他的一個侄子在北京鋼鐵學院任教員。因兩地分居,組織將其愛人從淮安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後,耐心地勸他們說:“我是負責城市人口精簡工作的,這個政策不能帶頭違反,為什么不調回淮安,而要調到北京呢?”經過一番開導,侄子和侄媳收回已辦好的手續,又一起調回了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