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如何處理非法入境者？近日本港一宗新聞，就引起全城熱議。由於後續發展很可能進入司法程序，不便評論；故此，本文會少談今次事件，多從宏觀及具體法律以外的層面來作探討。

　　優先做法能遣則遣

　　處理非法入境者的最簡單做法，乃是遣返原居地。相信此做法沒有任何爭議可言。不過，前提是必須確鑿明瞭哪里是原居地。事實上，很多時候，政府均難予以確定。

　　例如，歐洲每年便有數以萬計的非法入境者，這些跨過地中海到來的有色人種及阿拉伯面孔，顯然是來自非洲或中東地區；然而，要核實他們究竟來自哪個非洲國家、哪個阿拉伯國家，卻非想像中簡單。一方面，這些非法入境者不願意透露原居地，甚至主動銷毀任何證明文件，因為他們本來不打算返回家鄉；另一方面，所屬的原居地政府亦未必願意承認其國籍，或者根本無法作出確認，要明白這些地方通常較為落後，人口登記制度往往並不完善。

　　人道人權淩駕經濟考量

　　的確，各地政府無疑正在爭相輸入人才，但是對於相關非法入境者以至沒有國籍的難民，相信沒有什麼地方會打從心底樂意接收。雖然，只要他們將來從事生產活動，不管其工作性質，多少總會為經濟和社會帶來正面影響；但直觀地看，其對公共資源的消耗卻是毋庸置疑。特別是，以香港極為狹窄的稅務結構衡量，即如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畢生所獲的福利包括教育、醫療、房屋、或其他現金津貼等，都很可能多過工作期間所繳的稅款，作為一個公共財政的「凈支出者」（即是公帑的tak-er）而非「凈收入者」（即是公帑的giver），未能還清「福利債」。正如2014年1月9日刊於《香港商報》A2版的拙作《新移民的公共財政角色》所述般，不論是新移民抑或其他入境者，在基本條件難免較差的前提下，例如沒有或較遲接受本地教育等，縱然中間或有「尖子」誕生，但整體而言很大可能還終作為凈拿福利者。

　　然而，即使多麼不願接受，基於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權立場，在沒能核實非法入境者原居地的情況下，其所在地方到底是有義務和責任接收有關人士，這也是國際難民公約下的慣常做法。

　　就如前述，歐洲各國顯然並不願意接受非洲及中東難民，尤其是本國經濟已經每況愈下、中東北非又戰亂連年以致難民愈來愈多，可是基於人道和人權考慮以及國際法例，在加強巡邏地中海防範非法入境的同時，各地政府還是協議共同分擔接受有關難民。

　　其中，基於人權考慮，至少任何兒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任何人士亦有接受醫療的權利，不應見死不救，凡此種種相信無人會公然反對，這也是普世價值之一，所以不論向合法抑或非法的入境者提供最基本的教育、醫療等服務，都是理所當然、無可厚非。

　　反過來說，倘若強硬地對難民置之不理，就很可能釀成人道危機。近期，有關悲劇便在東南亞出現。盡管緬甸開放之後經濟持續向好，但仍有不少國民希望乘船偷渡到其他相對富裕的地方，例如泰國、馬來西亞等等。可是，由於這些東南亞國家並無簽署有關國際公約，故此不受監管，其處理辦法竟然是一度將船隻驅逐出境、任其隨水飄泊自生自滅，據估計這可能造成數百上千的船民死亡，好些即使有幸生還，也可能會被漁民拘虜成為黑工甚而漁奴（隸）。

　　說到底，如果無法順利遣返原居地，由接收有關入境人士，到向他們提供基本的人權支援，都是合理不過，即使對於當地政府及居民而言是賠多於賺的處理辦法。一切，只為人道考慮，這是絕對淩駕性的；在此之下，其餘的包括經濟考量無疑都要靠邊站。

　　惟進一步言，雖然有時能夠確定非法入境者的原居地，也有不予遣返的情況。

　　再舉一個國際例子，就是美國如何處理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一直以來，墨西哥非法移民問題令美國頭痛不已，因為數量實在過於龐大，而且時間愈長，難度愈大。事實上，不少墨西哥非法移民都在美國落地生根，不單居住了好幾年，還經歷了好幾代，除了沒有相關身份文件，基本與其他美國人沒有太大分別。正因如此，美國總統奧巴馬嚴厲執行遣返工作，上任以來驅逐逾200萬墨西哥非法移民出國，做法便惹來輿論非議，一方面因為他們的根已經紮在美國，但更大原因在於他們沒有任何的根在墨西哥，既無親友、又無房屋、工作，甚至對墨西哥這個陌生的「母國」一無所知，你教他們如何在墨西哥生存呢？

　　的確，倘若一個人沒有任何國籍或戶籍，以致不能享受基本的人道對待，包括得到適當的教育、醫療、以至房屋、福利等等，要想正常地生存下來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決定是否遣返的考慮因素。

　　法治下由法院判決及量刑

　　違法者固然應該接受法律制裁。但所謂法治，本來就是相對人治而言，重點是由法院進行公平、公正、專業的審訊；當中，法官除了擁有判決權，即由他而非其他人判處有罪或無罪，法官還擁有量刑的權力，例如衡量判監多久，以及是否行使酌情權。在法治精神嚴重扭曲的今天，實有必要釐清以上真正的法治精神。

　　何況，在擔心經濟資源遭受非法入境人士攤薄的情況下，難道政府提供懲教服務就不耗用本地資源嗎？再以美國為例，當地的監禁成本，便已超過教育開支了，即是美國人花費更多金錢將人收監而非供人讀書！這當然基於美國司法系統量刑較重，判監數十年以至逾百年的案件時有所聞，至於本港則是量刑較輕、兼且入罪較難的，但是同樣需要由納稅人承擔監禁成本。畢竟，法律的目的主要在於透過懲罰阻嚇犯罪和使人改過自新；如果無法達到以上目的，即是相關犯罪不減反增，對於社會整體來說根本沒有好處。

　　先例效應其實過慮

　　事實上，本港接收一兩個非法入境人士本無關痛癢，公眾最為擔心的是造成先例，導致日後更多非法入境者到來攫取居留權。

　　首先，與美國的情況不同，潛藏在港的非法入境者不會太多，加上計及能否核實原居地的因素，可能牽涉的例子為數極少，不會造成太大的資源分薄問題，亦難與回歸前後的狀況同日而語。其次，只要有效堵截非法入境者來港，並且加強核實原居地的工作，包括加強對外和對內的溝通協調，即使來港誘因多大，也不會出現所謂的偷渡潮。畢竟，今時今日主要地區和國家的人口登記制度已經非常先進，不能與非洲等落後地區相提並論，包括難以突破身份證明文件的防偽特徵等，而本港由陸路到海路的人蛇問題亦不甚猖獗，加上社會已對此加強認知，要想長年潛藏博取居留權的難度和機會成本絕對不小。何況，隨著鄰近地區的不斷發展，與香港的發展差異已經大大收窄，不似歐洲與非洲中東、或者緬甸與泰國大馬等存在巨大分別。所以，平情而論，個別事件不會帶來太大先例效應，即使存在也有邊防系統有力把關，對香港可能構成的沖擊基本少之又少，現時社會上的擔憂很大程度是過慮了。

　　最終底因或是仇內作祟

　　其實，事件的最基本原因，以上統統或恐都不著邊際，沒有切中問題的核心所在——很大可能，最終底因乃是「仇內」作祟。

　　誠然，擔心內地移民來港分薄香港資源，事出未必無因；不必諱言，有關矛盾近年愈來愈深，以致任何事情都易挑動港人情緒。特別是激進派系及其輿論機器的推波助瀾，不但對事件如獲至寶般重點經營，還主動積極組織發動了遊行活動（即使人數不多），甚而到小學門口示威，企圖威逼學校不去收容該名非法入境者，遇有學生在校門哭訴，則反質疑對方造假（即使沒有證據），又糾眾到涉事人的住所進行抗爭。可以看到，事件已經高度政治化，並成為一個關系兩地矛盾的炙手可熱議題，不再是純粹地依法、依慣例以及依國際公約等處理非法入境者般簡單。

　　最後，還望香港人能夠再次展現理智和同情心，找出解決問題的空間，不要被「仇內」情緒沖昏頭腦，以致連珍貴的核心價值例如人道人權和法治精神都完全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