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　劍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廳外事處處長耿尊芳從辦公樓墜樓身亡，這是5月以來發生的第三起官員自殺事件。官員作為抑郁癥患者中一個特殊而隱秘的群體，逐漸浮出水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心理醫生李恒告訴記者，近三年因抑郁傾向就醫的官員明顯增多。很多官員有心理問題不愿主動就診，擔心這病影響仕途，一些“問題”官員只是私人介紹，不走醫保，怕醫院泄露秘密。（5月12日《北京青年報》）

　　表面上看，患有抑郁癥的官員不愿去醫院就診，這僅僅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民眾也似乎用不著對這樣的選擇大驚小怪。然而，當這樣的個人選擇逐漸被大多數的患病官員所認同并異化成一種群體現象時，它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了。從這個層面來看，當下語境中，我們對抑郁癥官員的種種關注就顯得十分的緊迫和必要了。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這些患病的官員為什么不愿意“光明正大”的去醫院就診？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要先從抑郁癥的發病機制談起。一個共同點是，抑郁癥在發病前夕及其病情加重期間，來自外部環境的壓力與患者長期自我緊張造成的心理暗示都參與了其發病過程。而在反腐逐漸邁入深水區的今天，官員的抑郁很容易讓人將他精神上和心理上承受的壓力與反腐的大環境聯系起來，盡管它們有時候毫無相關。

　　那么，官員的抑郁癥到底該得到怎樣的“救治”呢？在筆者看來，得有兩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藥物層面上的治療。盡管一些患病官員的背后真的隱藏著貪腐行為但他們的就醫權卻理應得到尊重，輿論也不應該給他們施加太大的壓力，況且其是否貪腐還沒被紀檢部門坐實呢？而對于醫院來講，則更應該從“救死扶傷”的角度對這些患病官員給予積極的救治，在對官員擔心的隱私被泄露上，更是應該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因為除了解除病人痛苦外，醫院并沒有責任和權力通過患病官員的隱私去窺探他們背后的權力運行。

　　然而，保障患病官員的就醫權利不被干擾只是藥物層面上的治療，要想真正祛除官場抑郁癥的發病土壤，或許還得依賴于另一方面的治療：即制度的縝密設計。而這種設計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制度的日趨完善將官員的貪腐之手束縛在制度的牢籠里；另外一個則是建立起真正關心官員生存狀態的相關機制。

　　對于前者，這既是抑制貪腐的根本之法，也是杜絕抑郁癥產生的有效之方。因為只有貪腐從源頭上得到遏制，官員的個人之惡才不會借權力之手體現出來，他們也才不會在反腐的“浪潮中”擔驚受怕、備受煎熬。而對于后者，則是提醒我們的相關部門在日常的工作中也要對官員心理上和精神上出現的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而不能因為他們官員的身份就放任不管。因為只有這樣，那些潛在的抑郁癥患者才能夠在“未病先治”的措施中得到更好的治療，也唯有這樣，抑郁癥患者才能夠在制度的保護下找到最好的治療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