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引導新型全球化
作者 邵宇 來源 香港經濟導報社
最近的熱點集中在刷亞投行的朋友圈，戲劇化的一幕出現在英國在最後時刻決定加入，然後就是多米諾骨牌效應，除了美日以外的發達經濟體全部加入亞投行。據悉這可能與中國表態不謀求因為一股獨大而形成的一票否決權有關(當然中國會按照出資份額來宣示自己的合理權益)，這會有效提升亞投行的治理水平，對比美國在IMF中的一票否決權導致的改革停滯，全球化4.0版本正在理念上全面超越舊有的全球化3.0版本。
亞洲重回世界經濟舞台中心
無人會否認這是一個亞洲的世紀。在失去了200年後，亞洲再次回到了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其在經濟上的成就傲視整個人類曆史，目前亞洲GDP占了全球的27%，而50年前不到5%。亞洲更強勁的內需增長正在逐步取代日漸疲軟的歐美國家的進口需求，且亞洲長期供給能力仍然非常樂觀;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和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將是未來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而東南亞、中亞也緊隨其後。
這樣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需要范歐亞區域內的基礎設施的超常發展來支持。在交通領域，亞洲四大地區的交通設施水平全部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其中，西亞與全球的平均水平較接近，東亞和中亞大約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南亞的交通設施建設最差，遠遠落後於全球和亞洲其他地區。尤其是考慮到南亞的人口密集度很大，因此會顯著影響南亞該項指標以及下面涉及到各項人均指標的數值。在能源領域，亞洲四大區域的能源消費指標參差不齊。其中，東亞和中亞的人均電力消費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仍然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國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西亞的人均電力消費接近全球水平的二分之一，而南亞的指標則繼續遠遠落後於全球和亞洲其他地區。在電信設施領域，亞洲四大區域的水平依然差距懸殊。東亞和中亞的固定寬帶用戶已經超過了全球平均水平，而南亞和西亞在網絡設施建設方面大幅落後，分別只占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九分之一。在農業機械化領域，亞洲除東亞外的其他三大地區發展程度相似，在農業機械使用數量方面僅占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城市方面，亞洲四大區域的城市化率普遍較高。除南亞以外，其他三大地區的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均已超過全球平均水平，介於全球平均水平和OECD平均水平之間。相比之下，南亞的該項指標距離全球平均水平還差大約10個百分點。最後如果以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百分比來衡量一國投資基礎設施的可動員能力，東亞的投資能力最強，甚至遠遠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南亞、中亞和西亞地區的投資能力則呈階梯式下降。
分地區來看，東亞在四大區域內的治理水平最高，投資能力最強，但距離發達國家的平均發展水平仍然較遠。中亞的治理水平僅次於東亞，但投資能力很弱，在亞洲各區域僅排第三，在交通、能源和農業領域依然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西亞綜合治理水平落後於西亞、高於南亞，但是投資能力在亞洲區域最弱，西亞除城市人口比例外的其他指標均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能源和電信領域尤其落後。南亞在四大區域中不僅治理水平最低，而且投資能力也很弱。在本文所列的六大指標中有五項約等於或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1/2或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總體來看，亞洲四大區域在五大治理領域內普遍落後於全球平均水平，距離OECD國家的發展水平相差更遠。此外，除了東亞外，其他三大地區的投資能力都很弱，即這些地區國家的經常賬戶大多為赤字。
亞投行生逢其時
亞投行適逢其時。 2013年10月，中國領導人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獲得許多國家積極反響。2014年1月和3月，中國與十多個有興趣的亞洲國家舉行了兩次籌建亞投行多邊磋商會議，就籌建亞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換了意見。2014年10月24日，亞投行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亞投行備忘錄》。亞投行將是一家政府間性質的多邊開發銀行，按照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作。它的業務定位為准商業性。初期亞投行將主要向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主權貸款。亞投行的注冊資本金規模初步為1,000億美元，實繳資本比例20%，由成員國分期繳納，未來根據業務發展需要增資擴股。中方認繳比例最高。亞投行在全面投入運營後將運用一系列支持方式為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包括貸款、股權投資以及提供擔保等，以振興包括交通、能源、電信、農業和城市發展在內的各個行業投資。同時亞投行也將考慮設立信托基金，針對不能提供主權信用擔保的項目，引入公私合作夥伴關系模式(PPP)，實現私營部門的參與，更好地支持低收入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指出的是，亞投行是由中國創建或提議的五家新機構之一，其他四家機構包括金磚銀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絲路基金以及擬議中的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從亞投行的宗旨來看，亞投行希望通過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地區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合作。顯然，亞投行的宗旨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相吻合，是中國走出去，消化國內過剩產能，利用好國內外資源，擴大需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參與全球市場的重要載體。
目前，活躍在亞洲區域的多邊金融、開發和援助機制眾多，其中業務全球性的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歐洲複興開發銀行、伊斯蘭發展銀行，專注亞洲或亞洲次區域的有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為：亞開行)、東盟開發銀行。總體來看，亞投行和這些多邊機制可以存在互補和合作關系，唯有亞開行和亞投行之間的競爭將會值得關注，因為兩個機制的業務相似度高，而且主導國不同。
亞投行亞開行存競爭
亞開行對亞洲做出的貢獻既體現在其對單個項目的資金支持，還存在於其對亞洲次區域合作的促進。以地緣影響更大的次區域合作為例，亞開行1992年倡議發起了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合作，後與其他多邊機制和相關國家一起參與湄公河流域的治理，是目前亞洲運行比較成功的一種次區域合作機制。截至2011年底，GMS共實施了56個貸款(贈款)項目，項目總額達到150億美元，其中亞開行自身提供貸款51億美元。 2001年，亞開行又倡議發起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劃前十年亞開行投入共150億美元，其中近80%將投向了交通領域，計劃於2020年前建成橫貫中亞地區的6條交通走廊。此外，亞開行還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各個亞洲次區域項目，如印馬泰增長三角區、東盟東部增長區、南亞次區域經濟合作、以及南亞和中亞次區域經濟合作。在貢獻之外，亞開行也為主導國(美國和日本)獲取本國經濟和商業利益的重要工具。例如在20世紀70~80年代，亞開行貸款基本上流向與日本有著最大貿易利益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亞開行的采購中日本商品和服務所佔的比例往往占到40%~50%。此後，美國的影響力增大，美國公司已成為亞開行項目中商品合同和咨詢服務工作的主要簽約者，並利用對亞開行的融資來影響亞開行的政策。
亞洲基礎設施資金缺口大
即便如此，亞洲區域內的開發金融的火力仍然未能全開。據亞開行經濟學家估計，亞洲未來5年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巨大。從2015年到2020年，亞洲需要的基建資金總額約為8千億美元，亞開行和世行兩家機構的投資加起來尚不能滿足這一需求的10%。在國際需求萎縮、貿易放緩和跨國銀行融資難度增大的全球背景下，亞洲對基礎設施的旺盛需求給予了亞投行的參與國極大的信心和期望。美日因素不能阻止曆史的潮流，亞開行和亞投行之間的些許競爭將使基礎設施落後的國家受益，亞投行和亞開行之間的合作將會是主流。
無論是新興市場國家，還是一些發達經濟體，都面臨經濟發展的重任，如何改善基礎設施，擴大投資，降低失業率均是發展中的難題。亞投行致力於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協調不同主體間資金和投資能力的供需關系。具體來說，一方面，亞投行能夠為缺少資金和投資能力不足的國家或地區提供資金和投資支持，另一方面，資金充裕的國家，主要是中國，不僅可順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而且能夠將國內過剩產能輸出國外，幫助國內企業走出去，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進而擴大國家對外影響力。
全球化4.0大宏圖下，中國需要通過亞投行來協調各國經濟利益，也需要亞投行來打破原有的利益集團。目前，英國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請，加入亞投行，成為首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主要西方國家。德、法、意三國政府也希望加入這一機構，對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形成潛在挑戰。美國對英國加入亞投行進行批評恰好能夠反映當前全球利益中心的轉移。
從更大的圖景來看，全球化總是關於貿易、投資、貨幣、人員和文化的交流。中國是上一輪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金融危機後原來循環良好的三個世界結構運轉已經變得遲緩起來。而危機的原因就是全球化3.0模式。危機後的美國無論是因為制造業回歸還是能源獨立都使得它在需求和投射方面都更為內斂，這一方面會導致外溢效應減少進而全球複蘇緩慢，另一方面在它撤離後的真空地帶也會引發更多的地緣動蕩甚至沖突，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和金融的不確定性都在上升。
謀劃全球化4.0版
因此為了突出重圍，當下中國正在謀劃全球化的4.0版本，考慮在這個版本中，對外利益交換的新的格局和策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強調：“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在1978年改革開放，2001年加入WTO以後，中國目前站在第三波開放大浪潮的起點：最大的不同在於，過往兩次開放過程中中國實力相對較弱，只是全球化規則的適應者，當然也是受益者;這次對外開放代表著中國模式與全球全面對接，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力圖從規則的接受者變成動搖者。短期來看，中國希望“以開放促改革”，即通過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引入壓力;長期來看，中國希望通過本輪開放，在日益多極化和治理規則重構後的全球經濟政治格局中發揮更主動的作用。一方面，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與前兩次開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進一步開放的試錯成本與規劃難度都很高;另一方面，本輪開放伴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加速提升，必然會受到美國等舊制度維護者的挾制—這意味著全面而系統地規劃總戰略十分重要。
貿易方面，中國將面臨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 (TPP) 等新協議的挑戰，未來的看點在於傳統製造業的升級與金融等服務業開放。長期來看，積極融入新一代協定對中國來說機遇大於挑戰，也符合國內改革的導向。但是，美國加入後主導的TPP不僅是對自身經濟模式的推廣，也是對中國的限制，協議對原產地規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金融服務、國企限制、監管構架、甚至農業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中國短期難以接受。對此，中國一方面應加快與歐洲國家達成自貿協議，圍魏救趙，另一方面，會在亞洲繼續推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 (RCEP)，合縱連橫。戰略上，中國希望在新一代協議中主動施加影響，融入自己的風格，並為國內的改革贏得時間;戰術上，由於試錯成本變高，中國打算通過自貿區的形式逐步探索對接新一代貿易協定的途徑。
投資方面，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伴隨著地緣布局正逐步鋪開。未來中國將通過不斷擴大內陸沿邊、外部沿海開放和遠程飛地綠地投資，力圖最終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向西，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既是地緣與資源戰略的交彙點，又是內部地區發展和外部戰略結合的典范。向南，是與中國有深厚聯系的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他們既有較大的基建需求，又與中國有很強的貿易互補性。在非洲，中國帶來的是龍的禮物，以基建換資源：以國家力量支持企業擴張輸出產能，以政治睿智和長遠眼光打開非洲資源寶庫。另外，中國資本在澳洲、南美等地區的收購和合作計劃也徐徐展開。
貨幣方面，隨著貿易和投資主線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成了自然的使命召喚。人民幣的影響力是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地緣輻射能力同步發展的，隨著貿易合作的深化與對外投資區域的擴張，人民幣的國際化之路會順次經曆周邊化、金磚化、亞洲化和全球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初期是與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並行的，並伴隨著人民幣逐步自由浮動，香港和上海等人民幣國際金融中心的成長，以及國內金融體制的改革。
新型全球化加速到來
中國當下正在積極的在新一輪全球化中尋找自己的定位和與世界的關系─以貿易加深跨國經濟聯系，以投資輸出過剩產能和資本，並在這個兩個過程嫁接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最終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會伴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而提升。目標上，中國希望在維持國際經濟老循環的同時，打開新循環：中國將在維持原來的大循環，即傳統的三個世界─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的格局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全力布局小循環：即以中國為核心的-周邊國-資源國(包括非洲)-科技國(美國)-品牌國(歐洲)的新動力格局，進而構造對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來的三個世界和G2的牢籠，打破以中國制造、美國消費為主的循環圈，從輸出廉價的中國制造，升級到輸出工程、服務、產能、投資和資本，以致最終的貨幣。
如果說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走出去的指南針，亞投行則是中國走出去的通行證。新的利益需求必然將更多的國家與地區捆綁起來，亞投行的成員國也會從傳統的新興經濟體擴展到發達經濟體，營造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可以幫助他們擴大出口。中國將利用這個契機，積極主動走出去、引進來，利用好國內外資源，不僅有助於國內經濟轉型，而且能夠滿足其他國家經濟建設需要，擴大中國對外影響力，重塑全球新的政治經濟金融版圖。
我們相信全球化4.0正在加速到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邵宇博士，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複旦大學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