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濼生教授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2015年3月28日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的文件，是繼2014年十月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後，另一以和平合作、平等互利為目的的重大舉措。

　　亞投行籌組期間，美國力勸其盟友不要加入，但亞投行的構思適時，加上中國雖然是倡導者，卻處處顯示其核心精神在於平等性和不排他性。這個架勢，使美國所謂的“擔心亞投行能否達到如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的管治水平”淪為笑話一則。

　　隨著英國宣布加入亞投行，除日本以外美國的盟國都紛紛宣布加入成為創始成員，目前亞投行已接獲57個國家申請成為創始成員。美日雖未在限期前申請成為創始成員，中國仍表示隨時歡迎他們加入成為一般成員。

　　美國對亞投行生疑不足為怪，由於中國的崛起威脅到美國的超然地位，美國很自然怀疑中國的動機是否純正。如果亞投行的成立是建基於政治利益，亞投行的管治就有可能有偏頗。今年三月份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刋就發表了一篇題為“亞投行威脅全球管治”(The AIIB Is a Threat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的文章，反映部分人士的疑慮。但該文作者Paola Subacchi同時批抨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管治有待改進，美國國會卻仍未予以放行。顯得美國對亞投行的質疑十分虛偽。

　　作為最新的國際組織，亞投行當然有必要建立公平和具公信力的管治機制。在21世紀的今天，一個有57個創會成員，且包括英國、德、法、丹麥、芬蘭、澳洲等管治水平享譽國際的先進國家，剛成立、一切尚待搞定的亞投行絕對不可能亂來。相反， IMF和亞洲開發銀行(ADB)成立多時，當時國際平權意識不如現時高，便出現美國在IMF有否決權，和ADB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基於當初各國參股份額的規定。

　　筆者深信，中國會珍惜這個可以示範中國自信和開明的一面的機會。由於亞投行是現代世界的國際平台，不參與等同與現代脫節和自我邊緣化，美日加入亞投行只是早晚的問題。

　　根據ADB和ADB Institute 2012的報告Infrastructure for Asian Connectivity估計，2010年至2020年間亞洲地區在基礎建設的資金缺口達8.22萬億美元。ADB註冊資金1500億，亞投行註冊資金1000億，亞投行的出現，絕不會威脅取代ADB的角色。但亞投行無可避免會催化ADB、IMF和世界銀行在管治方面的現代化。因此亞投行的貢獻，並不止於基建融資，而是改變世界秩序，使它變得更公平和更互利，最後徹底動搖美國的霸權地位，這正是美國對亞投行採敵視態度的原因。但在世界秩序現代化的大洪流下，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要接受更合乎公義的規則。

　　亞投行概念提出不久，中國旋即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畧。但同樣的概念，ADB早於2012年已提出，只是沒有這樣命名而已。上文提及的2012年出版的ADB和ADB Institute 報告長達500多頁，正是以“亞洲連成一帶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for Asian Connectivity)為題，今天一看，就會聯想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

　　該報告分為12章，而其中兩篇為來自中國的專家所撰寫，分別為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翟凡，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兼任的夏威夷大學教授張中祥。翟氏寫的是“基礎建設效益的實證研究”;張氏的文章則是“建構可持續基礎建設的制度和政策”。此外，來自香港的加州大學教授馮國超夥同兩位專家亦就“外來投資與基建融資”撰文。可見中國對ADB和ADB Institute報告的觀點提供了關鍵分析。可以說，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秉承這觀點而落實於行動，又或者甚至說，ADB的研究報告啟發了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策畧。

　　2013年上任的ADB行長中尾武彦歡迎亞投行的成立，但指亞投行：“仍需多年的時間才追得上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源或影響力。”他這個說法十分奇怪。亞投行的影響力不會因註冊資本僅得1000億美元而下降，亞投行的影響力最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它能否取信於人，而這與亞投行的管治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關係更為密切。

　　即如前文所述，全新的21世紀創立的國際性機構，在管治機制的設計上肯定優於ADB，影響力亦肯定更大。但ADB無需覺得受到威脅，事實上有了亞投行，ADB的工作應該會做得更好，亞投行和ADB應加強合作，為一帶一路的所謂“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願景共同努力。

　　(何濼生教授，嶺南大學經濟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