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墨
導語：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中國對外輸出資本並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前奏，是“一帶一路”建設強大的資金後盾，是爭取世界金融話語權並重塑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大舉動，也是各國調試並接受中國走向強大這一事實的過程。
近年來，中國頻頻出手，主導並參與成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讓更多人真切感受到“中國夢”不斷向前邁出紮實的步伐。截至3月31日——亞投行接收意向創始成員國申請的截止日期，已有44個國家申請加入，大大超過此前中方預期的3個，創始成員國已經覆蓋五大洲。
自習近平2013年提出成立亞投行以來，各國的反應與表現各異。人們感受到美日的狹隘以及揮之不去的“冷戰思維”，英法德等西歐發達國家的明智以及逐漸接受中國走向強大的新思維，亞洲國家的現實和對建設亞洲共同體的期盼以及其他國家不願放棄“中國機會”的睿智考量。當然，對於接近申請截止日期才鬆口的俄羅斯，人們也深切感受到它的謹慎以及三思而行的複雜心態。
是否加入亞投行是各國對中國主導多邊金融機構能力的一次集體投票，也是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利益的深層次博弈。但不管怎樣，中國的一個倡議能夠引起全球如此高度的關注與反響，這一現象本身就給中國以及它所主導的亞投行一次含金量十足的點贊。
亞投行倡議讓中國感受大國禮遇
中國從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開始，到2001年11月10日正式加入世貿組織，耗時15年之久。申請過程之艱難、流程之複雜，不經此事難知其難。入世之難，體現在該組織被少數西方國家所控制。十幾年無休止的談判，在數十個國家與中國達成雙邊協議後，中美之間才最終形成雙邊協議，標誌著中國入世成功。期間，被人評頭論足、橫挑鼻子豎挑眼，其間的酸楚與艱辛，國人至今還記憶猶新。與15年前入世申請敲門時的窘境相比，此番中國憑藉雄厚外匯儲備等綜合國力，主導、籌建亞投行的過程，則好似換了人間，處處彰顯主動。
美國“鐵桿盟友”英國申請加入亞投行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德國、法國、意大利、澳大利亞、韓國、沙特、盧森堡等國紛紛加入或考慮加入。僅僅在三四天時間裏，美國8個盟友都“違抗”了它的意志，主動要求與中國一道迎接“亞洲世紀”的到來。
歐洲發達國家加入亞投行的舉動並非心血來潮，而是醞釀已久的成熟盤算。中國“兩會”剛剛結束，歐盟議會議長舒爾茨便來到中國，表明歐盟支持成員國加入亞投行的態度。由此看出，歐盟主要國家在宣布加入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和協商。中國的號召力與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美日的狹隘與過時的思維
美國將亞投行視為對華盛頓主導的世行以及日本主導的亞行等機構的潛在威脅，並遊說其盟友不要加入。說穿了，美國是希望長期維護其全球金融體系的霸主地位。
美國擔心亞投行會成為代表中國戰略利益的工具,以擴大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其認為亞投行不會遵守高標準的信譽度和透明度，這將導致腐敗，並影響它所主導的世行在全世界的業務開展。美國警告盟友說，如果北京當局擁有這個銀行的一票否決權，亞投行或許會成為中國新的外交政策工具。
同時，美國不希望美元的特殊地位受到影響。從現實看，各國並不反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但是因為美元在國際經貿活動中佔比過大，美國自身經濟規模在全球的佔比不足以對其形成支撐，導緻美國向全球“收鑄幣稅”，佔有過多“美元紅利”。因此，各國祇是希望減少美元紅利，而美國則竭力要維護這種美元紅利。
同樣，一向惟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在加入亞投行這件事情上，反反复复、態度極不明朗。它主要擔心亞投行會挑戰對其主導的亞行地位。日本和美國是亞行的最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加之，自1966年以來，亞行的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其主導地位可見一斑。很明顯，日本很不情願看到亞行在本地區影響力因亞投行而受到衝擊。
誠然，美日的擔憂也不無道理。畢竟，在現有的多邊金融機構中，美日佔據霸主地位，但面對巨變的世界，面對中國經濟體量與話語權不匹配的現實，面對亞洲對基礎設施建設龐大資金的需求，其不得不調整思維，更加現實地面對一個已經發生巨變的世界，尤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亞洲。
專家認為，擺在美日面前只有三種選擇：繼續抵制、直接加入或選擇忽視。很顯然，抵制與忽視就是選擇放棄充滿商機的亞洲，就會被邊緣化，就會失去難以估量的商機。
英國的現實抉擇
在是否加入亞投行這個問題上，英國人表現得很明智，也很現實。它非常清楚，中國遲早要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不以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意志為轉移的。亞洲各國不會因為西方遏製或影響而停滯不前。在不久的將來，真正的“亞洲世紀”必將來臨。反觀當今的歐洲，深陷經濟危機的沼澤，何時才能走出沼澤尚不得而知。因此，英國要想保住其世界金融大國的地位，就必須與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亞洲的發展保持同步。惟如此，方能不掉隊，不落後，才有新的發展空間。實際上，從英國最早在歐洲成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開始，就能夠感受到英國人的擔心以及他們對本國利益維護的戰略眼光。
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競爭以及它們對“被邊緣化”的擔憂，使其迫切地想搭上亞洲，特別是中國發展的“快車”。此前，倫敦就積極謀求超越法蘭克福等城市，成為歐洲主要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而率先加入亞投行是這一政策傾向的延續。
其次，中英以及美英經濟關係的變化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英國急於加入亞投行的舉動。據報導，從2008年到2014年，英國對美出口佔其全部出口的比重由8.5%下降至7.4%，但對中國大陸出口佔比由1.4%上升至2.8%，如果把香港計算在內，則是由2.3%上升至4.0%;同期英國從美國的進口佔其全部進口的比重由5.5%下降至5.2%，從中國大陸進口佔比則由5.2%上升至6.7%，如果算上香港，則是由7.0%上升至8.1%。這意味著英國對美國市場及產品的依賴逐年下降，對中國市場及產品的依賴卻有明顯上升。
英國相信，率先成為亞投行創始國能夠獲得更大的預期回報。而英國等歐洲大國的加入將使亞投行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全球多邊金融機構，這是中國所樂見的。
亞投行將真正造福亞洲乃至全球
目前，世行、亞行等多邊開發機構主要致力於“減貧工作”，其投向亞洲特別是基礎設施的資金非常有限。因此，亞投行的成立是對上述兩家機構業務缺陷的彌補。從這個意義上講，亞投行的成立恰逢其時。
據諮詢公司麥肯錫估計，截至2030年，全球的基建投資需求將達到57萬億美元。亞行專家估計，僅亞洲每年的基建融資缺口就達8000億美元。但亞行只有1600億美元資本，世行也大約只有5000億美元資本。如此，就亞洲等地龐大的基設市場而言，美日主導的現有國際金融機構根本無法滿足亞洲和其他國家的資金需求。因此，成立一個具有龐大資金支持新的多邊開發銀行，將對亞洲和世界的繁榮發揮無法替代的作用。
中國外長王毅說，周邊對於中國很重要，中國對於周邊也很重要。在整個中國和周邊的合作過程中，金融的合作可能是一個關鍵。通過搭建一個金融平台，推動經濟合作，增強政治互信，推動整個區域的協調發展，肯定是中國和這個區域很強烈的訴求。
中國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亞洲的快速發展和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無疑將促進中國經濟和其他國家經濟更深地融合，加速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同時，幫助亞洲國家增強基礎設施投資，為經濟發展打下牢固的基礎，增強亞洲各國間的經貿、人員往來以及政治互信，進而緩解因南海問題引發的局域緊張狀態。
此外，“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共同標準，以實現互聯互通。亞投行的建立將使中國構想的“一帶一路”建設有了實實在在的融資支撐，它將成為亞洲區域合作的強大引擎，為亞洲國家的全面崛起貢獻力量。其建立不但可以為“一帶一路”的基建提供資金支持，還可以提供“形成標準”的服務。一些原本難以實施的大型跨區域基礎設施項目將因為亞投行的建立而得到推動，這將給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直接注入新的動力。
任何地區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鐵路、橋樑、公路、機場等重要基礎設施的建設，亞投行顯然可以滿足亞洲各國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亞投行也充當著引領整個東南亞國家經濟新引擎和推進“一帶一路”規劃重要推動力的重要角色。一旦東南亞興起一波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潮，亞投行在整個亞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將會獲得進一步提升。毫無疑問，人民幣將成為亞投行放貸的主要使用貨幣。因此，亞投行不僅是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遊戲規則的挑戰，也提升了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
重塑國際金融新秩序
當今世界，美國在世界經濟規則的製定中佔據絕對霸權地位。而中國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在國際上的經濟話語權卻沒有相應提高。中國成立亞投行無疑是為了提高自身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爭取參與製定世界經濟規則，為中國及世界各國的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已接近30%，一個願意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的大國，完全有能力在構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方面有所建樹，贏得更多的話語權。
亞投行的建立，將對由美國帶著西方盟友一手創辦的布雷森金融體系造成一定的衝擊。中國將通過亞投行重建金融良治，為亞洲及至世界的發展貢獻一個大國所應盡的責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揭示了由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種種弊端——新興市場經濟不斷崛起，但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的份額卻始終不見提升。隨著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成員不斷擴容，中國能否推動全球格局轉變開始引起世界的關注。
“亞投行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區域性投資銀行的範疇，有望對現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響。”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錶示，亞投行不僅受到區域國家的歡迎，更引發美國盟友的倒戈，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美元霸權的反感與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熱烈期待，不能不稱之為中國金融外交上的勝利。
沈建光認為，目前，各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在很多情況下還是美國意念的體現。例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資額與對應的表決權均在17%左右，並享有一票否決權。然而，儘管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大，但相應的話語權佔比不足5%。此外，中國在世行、亞行等國際機構中扮演的角色也都較為被動與尷尬。“在此背景下，中國通過亞投行重塑與大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金融秩序似乎符合邏輯，無可非議。”沈建光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的基建需求巨大，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前和未來的主要任務都不會是基建融資，因此亞投行這樣的基建投資機構是受歡迎的，只要它們能夠倡導合作、高效運作。”
推進全球金融良治
專家認為，亞投行預計有兩個發展前景：一是與現有國際開發機構形成激烈競爭，並因為執行了更符合世界需要的“遊戲規則”而最終勝出，取代現有機構。二是學習並在邊際上改進現有規則和國際金融秩序，通過良性競爭與合作，與現有國際開發機構共同推進全球金融良治的實現。
從現實角度看，後者是更可期待的大概率事件。其結果是，亞投行為新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共建新型國家關係、實現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提供了機制化的、可操作的平台。
雖然美日擔心亞投行的成立會給亞行和世行帶來巨大的競爭，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東民認為，中國建立亞投行的目標應該是跟所有這些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形成一個良好的競合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競合關係的出現將是市場上一個最理想的模式。因為如果只有競爭沒有合作，會導致惡性競爭，最終兩敗俱傷，這跟我們建立亞投行的初衷——建設性地參與和推進全球金融治理是背道而馳的。但如果只談合作，而沒有競爭，這也不是一個市場所需。我們是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真正提升市場效率，才能起到真正改進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標和效果。
亞投行的建立，不僅是一個在經濟領域推動區域合作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抓手，其實也是藉助金融平台，增進政治互信的一個好機遇。
亞投行將改變世界金融版圖
雖然亞投行將與現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形成良性的競合關係，但它肯定會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以及美國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產生一定的衝擊，但這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新興的經濟體要發展，需要更加有利於它快速發展的金融體系的配套;另一方面，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有許多不盡合理的地方，需要新興的力量從外部給它產生變革的衝擊力量，使其治理與運作變得更加合理、更加高效。
有分析認為，中國之所以主導並參與成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目的有三：一是為了鑄就金融堤壩，幫助眾多新興經濟體抵擋貨幣與金融領域的過度波動及其對經濟的打擊;二是為重創貨幣霸權;三是建立屬於中國的“金融遊戲規則”。而在這三家銀行中,亞投行無疑對中國最為重要。此番分析雖然言辭犀利，但仔細品味之後，確有幾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