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去年9月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肖鷹以《當下文化病態批評》為題，已在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全國十餘所高校做了解讀當下文化現象的演講。肖鷹教授的觀點，一度引起網絡的廣泛熱議。本文為肖鷹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演講。
肖鷹，1962生。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文學博士後。現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談郭敬明現象
在當下這個大數據時代，他們的追隨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誘導的。所以郭敬明的粉絲都非常不講道理。因為作為粉絲時，他們不再為自己作為個人承擔責任，也不再需要道德。
談韓寒現象
韓寒事件目前是沒有公論的。可是如果面對這樣影響巨大的事件，我們都沒有勇氣、沒有努力去追求真相，那簡直等於精神自殺。
當下文化有很多病態現象，我主要以郭敬明和韓寒這兩個80後典型人物為案例，剖析當下文化中的幾大病態。談當下文化病態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當下文化的基本特性。
意義缺損與媒介控制
現代媒介哲學之父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裏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媒介即信息。我們通過電視、網絡等媒介來接收信息，而媒介對信息的編輯、傳播，我們的解讀方式，都會影響信息構成及其意義。關於當下媒介和時代的關系，我主要談兩點：
第一，在信息時代，我們的信息接收面臨著“圖像詭計”的問題，即我們在接收圖像時會面臨信息缺損和意義扭曲。2013年年末有一張著名的新聞圖片：在南非民族英雄、前總統曼德拉的葬禮上，美國總統奧巴馬、丹麥首相施密特、英國首相卡梅倫三個人在玩自拍，旁邊是苦著臉的米歇爾，被解讀為正在吃施密特的醋。三位西方政要在這位非洲偉大領袖的葬禮上竟然玩自拍，輿論嘩然，一片譴責之聲。但我們不妨再看看同一個記者在另一個角度拍的照片：南非人民用歌舞和歡笑，向曼德拉告別，表達對他的崇高敬意。在葬禮上，用歌舞、歡樂告別受人愛戴的逝者，是南非風俗。其實，喪事喜辦，是不少民族的習俗。但在中國或西方的文化語境中，在葬禮上玩自拍就是傷風敗俗了!如果我們先看這張展現南非人民送別曼德拉的歡悅場景的照片，再看這張自拍圖片，會不會覺得所謂“出格”舉動，實際上與葬禮場景是融洽的?
在媒介傳播中，因為信息缺損和意義扭曲，真實的圖像並不等於真實場景，真實場景不等於真實的意義，即“真像≠真相≠真實”，這就是我說的“圖像詭計”。網絡媒介現在是整合一切媒介的新媒體，從“自拍門”事件可見，新媒體傳播非常便利，但也非常危險。
第二，當今文化時代面臨著大數據監測和媒介控制的問題。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中說，大數據是通過網絡技術發生的，比如穀歌。穀歌主要經營的不是賣廣告，而是采集數據。它把所有的搜索信息儲存起來進行分類，分析出各類人群喜歡什么，再提供給相關商業組織。因此，關於購買什么、不買什么，雖然貌似是自由的，實際上卻是通過數據采集和分析、進行監控與預測後的結果。所以大數據帶來了大控制，而且是無形的控制。大數據時代的全面監控和預測，既是經濟的也可以是文化和政治的。
信息超載造成了一種一塌糊塗、真假莫辨的狀態。因此，對信息進行質疑和辨別，是當下的一種基本生存技能。我們需要養成懷疑性的認知習慣，否則很可能被操控。
技術媒介的狂歡
技術媒介有一種狂歡本能，落實到文化表現上，就是消費現實與無恥娛樂。“犀利哥熱”正是網絡消費與娛樂的典型表現。2010年春節後，“犀利哥”填補了年初媒體的娛樂空白，成為當時網絡狂歡的焦點。
事件最初，是有一個購買相機的人在試相機時偶然拍到門外一個流浪漢，將照片傳到一個圈子網站。後來照片被轉載到天涯網站，加了一個超長、怪誕的標題，稱照片上的人物是“秒殺宇內究極華麗第一極品路人帥哥”，“帥到刺瞎你的狗眼”，緊接著“求親們人肉詳細資料”。就這樣發動了一場網絡狂歡。狂歡的第一步是把“犀利哥”和時尚掛鉤，稱他為當時第一“混搭”高手，對他的圖片進行大量的PS，懷舊的、時尚的等等，還有人說美國也有“犀利哥”。最後，看似不含功利的網絡狂歡出現了品牌logo，商業面目終於浮出水面。真實的“犀利哥”是一位江西農民，當時在寧波打工。他精神有些問題，跟家人失散多年，家中有兩個兒子。這個生活於貧寒境遇中的“犀利哥”就一點也不“犀利”了。
我個人認為，“犀利哥熱”的出現，並非網絡自發現象。而是一次網絡營銷商和品牌營銷商的合謀，目的就是推出一個熱點，讓品牌、網絡雙贏，這就是消費現實。某種程度上，它沒有造假，但恰恰是其中的真實為網絡和推手提供了營銷炒作空間，肆意扭曲現實的真實意義，消費現實。
我們對信息的接收，是一種被切斷語境的接收。缺乏了背景，現實可以被任意重塑。學過電影的人都知道，同樣的鏡頭，前後連接不一樣，意義可能完全相反。這就是媒介的力量，這種力量被用於一種狂歡，網絡因此走向極度的娛樂化。這種狂歡會從根本上瓦解並顛覆傳統文化的價值選擇，以負價值代替正價值，醜的代替美的，惡的代替善的，假的代替真的。這樣便催生了網絡審醜化。
網絡文化有兩個基本特點。第一，網絡技術將傳播的單向路徑改寫為交互式傳播。第二，網絡傳播具有高速流動性，所以會有“刷屏”的概念。經典、美好的東西在網絡文化中難以避免的遭遇，就是被瓦解或顛覆。這時人們會發現，什么東西能吸引眼球，什么東西就能存在;誰能出奇、出怪、出醜、玩狠犯傻，最後拿板磚拍自己腦袋，誰就是高手!鳳姐每一句話都是自我糟蹋、自我拍磚，但大家會發現，她每一句話都直擊我們的心扉，讓我們感到自己無所不在的優越和優勢。
“網絡審醜化”使人們失去了自己最後一點廉恥。比如這幾年很火的車模幹露露，她母親和她一起在大庭廣眾下拍攝大尺度照片，主流電視台也跟著做這種“人肉”生意。只有當她們、她們背後的推手以及觀賞她們的看客都喪失了羞恥感，幹露露們的“祼肉秀”才有市場。中國文化的病態，很大程度上是由“唯市場化”導致的，票房、點擊率決定一切。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我們中國是徹底“時尚化”了。德國社會哲學家西美爾在《時尚的哲學》中指出，時尚的動機是超越客觀、超越審美和其他應用性的，時尚的動機只是一種形式社會學。在時尚普及化的時代，大眾行為都以喪失羞恥感為標准。沒有羞恥感，才可能有時尚的運動。這也許就是幹露露母女走到這個地步的原因。這就是當下文化的病態結果。
烏合之眾與粉絲文化
在這個標題下我想講的是郭敬明。郭敬明有很多追隨者，對於他們，郭敬明的小說雖然絮絮叨叨、反複重疊，但是並不枯燥，永遠是“新鮮的”。閱讀郭敬明，不再是文學欣賞，而是一種被消費文化嚴重殖民之後的生活行為。就像我們習慣不時翻看手機，這只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盡管手機並沒給你帶來真正的新信息，但是你還是要不時翻看。我認為，對於郭敬明的粉絲，閱讀他的小說、看他的電影，是一個全方位、整合性的一體化深層活動，一種生活——郭敬明粉絲生活。
談郭敬明現象，必須談他的抄襲事件，這是理解“郭敬明現象”的重要因素。抄襲案的終審判決郭敬明構成對莊羽作品的整體性抄襲，判罰郭敬明賠償莊羽20萬元並公開道歉。郭敬明公然聲明：只交錢、不道歉。郭敬明的態度招致了強烈的輿論討伐，但他的粉絲卻說：“抄襲有什么不好?只要是小四的，抄的我們也愛。”甚至出現了一個新成語，叫“三毛抄四”，說已故台灣女作家三毛的《夢裏花落知多少》書名是抄襲“小四”!
一般來說，80後的青年至少也受過高中教育，為什么會這么不講道理?其實很好理解。一百年前法國學者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專門剖析了“群體意識”。勒龐認為，當一個人處於個體生存狀態時，由於責任和懲罰的存在，其內在的野性和本能處於被抑制狀態，此時他(她)是一個有責任的個人。一旦置身於人群中，每個人都隱姓埋名了，此時由於免於懲罰——中國就有“法不責眾”的說法——大家就聽任本能沖動，個人的原始野性和社會破壞力會被釋放出來，從而喪失日常生活中的責任感和道德感。粉絲文化就是這樣的文化：讓每個人放棄自我，喪失個性之後，去追隨他的偶像，然後尋死覓活地維護偶像的存在。在當下這個大數據時代，他們的追隨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誘導的。所以郭敬明的粉絲——根據我的觀察，包括韓寒的粉絲、崔永元的粉絲、趙本山的粉絲——都非常不講道理。因為作為粉絲時，他們不再為自己作為個人承擔責任，也不再需要道德。准確地講，粉絲在群體狀態下，因為意識受控於群體觀念，喪失了個性，從而具有非理性、幻想性、偏執、狂熱、非道德化的心理特征。
資本權力與自由神話
談韓寒比較危險，不管支持他還是反對他，似乎永遠是錯的。關於代筆門的真假，我在這裏無法作具體論證。我的觀點是：作為文化現象的韓寒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他身上結合了兩種元素：一個是資本權力，一個是自由神話。
《三重門》剛出版時，我作為一名北京大學當代文學博士後閱讀了這本書。我不認為這是一部真正的少年傑作，而是覺得它是一部“經過成人深加工的平庸小說”。為《三重門》作序的是北京大學文學教授曹文軒。他寫這篇序時，曾說過“在《三重門》的作者韓寒身上，卻已幾乎不見孩子的蹤影。若沒有知情人告訴你這部作品出自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為它出自於成年人之手。”曹文軒教授看不出少年作家的影子，本應質疑《三重門》的真實作者是否是這位反應試教育的少年，然而在序言中，曹文軒卻用“有智慧助他”為自己的疑惑作了輕松的解釋。“皇帝的新衣”不就是這樣造出來的嗎?看不見皇帝穿衣服，絕不是皇帝沒穿，而是自己沒看出來。
2012年，“韓寒代筆”風波初期，我只是一個看客，後來才參與了質疑韓寒的陣容。繼韓寒之後，方舟子也質疑過蔣方舟，但沒能進行下去。這既是因為幾乎沒人呼應方舟子“倒蔣”，也因為蔣方舟畢業後任《新周刊》副主編，經常在電視上做嘉賓、秀才學。盡管疑惑不消，但輿論放過了展示實力的蔣方舟。如果韓寒像蔣方舟一樣“出來走兩步”，可能“倒韓”就自動消解了。
韓寒為什么能走向神壇?我認為，根本原因是產業資本和文化權力的勾結。
韓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話，是出於兩個需要：一是韓寒家庭，尤其是他那個望子成龍的父親韓仁均的需要，倒未必是韓寒本人的需要;二是上海《萌芽》雜志的需要。當時的《萌芽》經營慘淡，急於尋找脫困的捷徑。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賽”時發現，所有參賽選手中，只有韓寒有特別的新聞價值。一位七門功課高掛紅燈的桀驁少年獲得作文大賽一等獎，不但極博眼球，還確證了《萌芽》是天才伯樂。後來的輿論確實將《萌芽》看作了發現甚至創造“天才作家”的聖地，於是在全國文學期刊極度萎縮的境況中，當年的《萌芽》訂閱量從幾千甚至幾百本，一下攀升到五十萬。
在對“天才韓寒”的神話塑造中，除了文化權力，還有產業資本的力量。韓寒除了有“天才作家”、“公共意見領袖”的身份外，還是眾多品牌有形和無形的代言人。近10年來，韓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薦的“新浪博客頭牌”。最近，韓寒代言了一組新浪移動客戶端的戶外廣告，上面用了韓寒的照片，廣告語為“新聞不是討你喜歡”、“新聞不是審判”等。新浪到現在仍不願意放棄韓寒，不正是覺得他還可以吸金嗎?韓寒背後有強大的資本力量，最初是打造他、包裝他，現在是利用他。
韓寒神話的群眾基礎、社會基礎是什么?是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直到今天中國依然是一個習慣奴欲與崇拜的國度，不論我們想追求自由還是表現反叛，都要攀緣在一個偶像身上。德國哲學家本雅明說過，“哪裏有乞丐，哪裏就有神話”。“韓寒神話”就是我們遍布精神乞丐的文化制造出的產物。
韓寒神話的另一個語境是反智主義回潮。中國當代反智主義盛行於文革時期，代表性口號是“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2000年以後，反應試教育的“天才作家”韓寒引領的是“不讀書才有用”——七門功課高掛紅燈，卻一夜成名成為天才作家，最終更變成引領時尚的花花公子和一呼百應的公民意見領袖。“資本權力”和“自由神話”在他身上神話般糅合，造就了一代青年的夢想——這就是“韓寒”的獨特魔力和資本價值。
目前，韓寒事件是沒有公論的。可是如果面對這樣影響巨大的事件，我們都沒有勇氣、沒有努力去追求真相，那簡直等於精神自殺。麥克盧漢說：“為什么追求真相?因為真相使你自由”。所以對韓寒的追問，是對真相的追求，是對自由的追求。
大數據時代，我們在媒介控制下的自由幻想中生活。媒介信息無止境地消費現實，因為盲從和輕信，我們常常是在假造的文化景觀下群聚。我們會在資本權力和媒介權力、文化權力多重的夾擊下失去真實，或者氣餒妥協，變成它們的犧牲品。這就是當下中國文化的病態。(作者：肖鷹)